彭加木失踪始末-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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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在杭州屏凤山举行年会，彭加木提议让吾尔尼沙作为新疆化学研究所植物病毒组的代表，在会上宣读论文。
这下子，吾尔尼沙可犯愁了，她说：“我怎么能在那么多专家面前作报告呢？”
彭加木鼓励她道：“专家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搞科研，你也在搞科研哪！如果你讲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会帮助你的。”
虽然吾尔尼沙答应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她又变卦了。她跟彭加木说，不离开新疆到内地开会。
彭加木不明白，吾尔尼沙从未到过内地，怎么会不愿去呢？
一调查，原来是怎么回事——她的爱人不同意！
原来，吾尔尼沙的爱人叫卡德尔，在仪表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凯撒尔八岁，小女儿薇丽亚四岁。在维族家庭中，家务主要是由妇女承担。如果吾尔尼沙出差了，谁来照料孩子呢？
彭加木就来到吾尔尼沙家里，和卡德尔谈心，告诉他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应当支持尼沙去，这是维吾尔族的光荣！
卡德尔听了，非常感动。后来，卡德尔又从吾尔尼沙那里知道，彭加木自己不去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让给尼沙去。卡德尔激动地对妻子说：“听彭先生的话，你去吧！彭先生是内地人，那么远跑到我们新疆来支持工作。彭先生是我们的好榜样。你去吧，家务事我来干！”
在卡德尔答应之后，吾尔尼沙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在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的年会上，吾尔尼沙作为第一个走上讲台的维族科学工作者，深受大家欢迎。吾尔尼沙，用汉语作完学术报告之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曹天钦教授对她说：“你讲得很好，希望你进一步进行研究，下一届年会时再来作报告！”吾尔尼沙听了，受到莫大鼓舞，后来她在作报告时的照片，登在《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学报》上。卡德尔看了，非常高兴。
1979年秋天，为了进一步提高四个新手的业务水平，彭加木给他们办好了到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进修的手续。这一次，卡德尔热情支持妻子前去学习，说道：“多学一点东西，不要空手回来！”
来到上海之后，这四个新手就在彭加木领导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学习。
彭加木担心吾尔尼沙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便请她到自己家里住。彭加木很尊重维族的民族习惯，特地买了一套新的炊具，让吾尔尼沙烧牛羊肉吃。这件事使吾尔尼沙深为感动，同时也很不安。住了一个星期，吾尔尼沙看到彭加木的工作是那么繁忙，生怕给他多添麻烦，一定要搬到旅馆去住。
搬到旅馆之后，彭加木常去看望吾尔尼沙，叮嘱她：“你是个小丫头，要抓紧时间多学习。除了星期天之外，不要去逛街。”
吾尔尼沙在上海学习了几个月，彭加木先回新疆了。
刚到乌鲁木齐，彭加木便去看望卡德尔，问他和孩子们好。
当吾尔尼沙实习结束，回到家中，发现一件怪事：孩子们一见到她，便说上次她托彭伯伯带来的上海糖果和巧克力真好吃。可是，吾尔尼沙并没有托彭加木带过东西呀！一打听，她才明白：原来是彭加木自己花钱买了糖果和巧克力，送给孩子们，却说是妈妈带来的！吾尔尼沙把这件事告诉卡德尔，卡德尔连连说：“彭先生真是一个关心同志的好人哪！”
◆挚友·同志
彭加木对小李从难从严，对吾尔尼沙热情鼓励，对小赵、小关则手把手教。彭加木培养小李和吾尔尼沙掌握电子显微镜技术，培养小赵、小关掌握样品的浸取、抽提技术，这两方面的技术，都是进行植物病毒研究必不可缺的基本功。
彭加木跟小赵接触不久，很快就发现，小赵跟小李的性格迥异，小李直爽、敢说，而小赵则胆子小，性格比较浮，有一次，彭加木把论文初稿交给小赵，请他提意见，小赵一字未看，便说：“您是老专家，我能提啥意见？”彭加木听了，很不高兴，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便说：“下次再不许讲这种话了。这论文是我们共同做的，是用我们几个人的名义共同发表的，我们都是作者，有啥说啥，谁说得对就照谁的办！”这次谈话，引起了小赵的注意，从那以后，小赵有了进步。他不再把彭加木当作那种家长式的权威，而是看成挚友、同志。这时他又表现出有点得意洋洋，喜欢在别人面前吹嘘，说：“彭先生真不错，
真平易近人，常跟我们这样的小助手平起平坐，写了文章还叫我帮助他改哩！”
尽管小赵流露出一些缺点，彭加木对他毫不嫌弃，而是从各方面关心他，帮助他。在外出考察途中，给他讲历史，讲故事。有一次，彭加木在汽车上一连讲了好多个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大家听了笑痛肚皮。小赵感到奇怪：彭先生不是新疆人，怎么对阿凡提的故事那么熟悉？彭加木告诉他，新疆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了一本《阿凡提的故事》，他只是个“贩子”而已，那些故事都是从这本新书中“贩卖”来的。他劝青年人不要只看科技书，也应当看些历史、文学、音乐、美术方面的书，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向小赵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赵朴初的诗集《片石集》，并将这本书送给了小赵。
工作上，彭加木对年轻的同志要求严格，从不马虎。实习结束了，四个新手中，三个完成了实习任务，小赵一人没有完成。小赵很着急，想跟大家一起走。彭加木知道后，要小赵一个人留下，再学几天，完成任务再走。他语重心长地说：“来实习，就得把本领学好，要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回新疆，你们都将要独当一面，不会独立工作是不行的！”
对年轻的助手，彭加木不仅言教，更注意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如研究植物病毒的第一步是从样品中提取病毒，然而这一工序目前仍处于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每次从田间采到有病的枝叶（数量往往达几百个）之后，送回实验室，要马上用菜刀剁碎枝叶。然后放在石臼中捣烂，即把植物细胞的细胞壁捣破，使其中的病毒能用抽提液提取出来。这工作，也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取样一次，往往要用石臼捣几千次之多！这样才能提取到较多的病毒。接着，还要加缓冲液，用纱布过滤，低速离心，去渣，用氯仿处理滤液，差速离心，提纯病毒……
这一系列繁重的工作，一般都是由彭加木和助手小赵负责。他们常常干到深夜，甚至通宵。经过连续几天的剁呀，捣呀，滤呀，离心呀，最后才提取到了一点点纯净的病毒。
在结束一次提纯病毒的实验之后，还要把工作过程中用的几十种试管及烧杯等仪器一个个洗妆（要用自来水洗，去污粉擦，最后用蒸馏水洗三遍）。而且每提取一种病毒，很少一次成功。常常要走失败——重做——再重做，一直至胜利的道路。每重做一次，要多捣几万次石臼。如抽提甜瓜花叶病毒，就是失败了二十多次才获得成功的。
这种繁重、琐碎、单调的工作，有的研究人员交给助手去做。而彭加木在这方面却从来不撒手，他总是身体力行，与助手一起做。有时，他甚至还骑着自行车，到一两百公里之外，亲自采集样品。
就这样，彭加木和助手们一起处理过上百个病毒样品，从中提取了玉米、甜瓜、大丽菊、苹果、燕麦、小麦等作物的病毒。如果要统计这一过程中彭加木手持菜刀剁了多少次，用石臼捣了多少遍，洗了多少支试管、烧杯，恐怕不得不求助于电子计算机了！
至于小关，彭加木更加耐心地从头教起。因为小关是个高中毕业生，基础较差。有一次，彭加木和小赵经过多次抽提，得到一小试管样品。试管中上半部是溶液，下半部是渣。要提取的病毒，是存在于溶液之中的。小关不懂，竟把千辛万苦得来的上半部溶液倒掉了，剩下无用的残渣。对此，彭加木并没有斥责小关，而是耐心地把原理讲给小关听。
由于彭加木针对四个助手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所以助手们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独立工作了。彭加木看到助手们的进步内心十分高兴，但是，为了使他们不致自满，除了对吾尔尼沙之外，他很少当面表扬，相反总是严格要求。
在彭加木的带领下，助手们奔赴新疆各地，行程万里，他们的足迹遍及塔城、奎屯、石河子、伊犁、阿克苏、吐鲁番等地。他们共同努力，写出了许多关于新疆植物病毒的论文，填补了中国植物病毒学上的空白，并为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的助手曾用这样发自内心的话语，称誉彭加木：
不曾见过彭先生畏惧困难，也不曾见过他颓废懊丧。结果不满意时，他总是说：“我再做做看。”“我来做给你看看！”“不要急，好事多磨嘛。”
不曾见过彭先生摆过架子，也不曾见过他支使别人。虽然他是研究员，可是从田间采样、刷洗试管到冲洗照片，他都乐于亲自动手去做。他常讲：“我们干的是实验科学，就是要多动手，不能轻视平凡的劳动。”
不曾见过彭先生下车伊始，叽里哇啦，也不曾见过他指鹿为马。别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说：“等我们做做看。”
不曾见过彭先生居功自傲，也不曾见到他停车靠站。他总是向前看，每当我们获得了一点进展，彭先生总是兴高采烈，但跟着总是说：“下一步……”在他的笔记本上又列上了新的计划。
不曾见过彭先生有片刻的懈怠，也不曾见过他虚度片刻光阴。就在他要乘飞机回上海的当天上午，还在和我们一起进行电子显微镜观察；就是在漫长的旅途中，也很少见他打一个盹儿。我们知道他患过癌症，我们知道他天天都在服药，我们常常听到他那阵阵干咳。
他常说：“艰苦的劳动会带来丰收的喜悦。”在彭先生的帮助指导之下，我们国内的生物化学家认为新疆的植物病毒研究“打开了局面”。
◆“彭先生是一团火”
彭加木不仅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他常常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做了许多思想政治工作。
就拿小李来说，她出身于清华大学一位教授之家，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边疆工作。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写过入党申请。可是，由于她父亲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她一直未能入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父亲的政治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是人们仍用老眼光看她。为了这事，小李感到苦闷，常常影响工作情绪。彭加木知道了她的心事后，多次找她谈心，鼓励她继续写入党申请，争取进步。小李感动地说：“彭先生是一团火，把别人冷掉了的心烤热了！”
陈善明是在彭加木热情鼓励之下，于1958年毅然离开上海，到新疆工作的。当时，他的爱人不在上海，家中只有三个孩子。彭加木和夏叔芳便主动关心这三个孩子。晚上，彭加木常给这些孩子辅导功课，教他们写字。每隔一两个月，彭加木给孩子拍张照片，寄给陈善明，使他安心在新疆工作。彭加木很关心陈善明的入党问题，从50年代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彭加木多次鼓励陈善明写入党报告。他几乎每次来疆，都问及陈善明的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一位同志，由于在“四害”横行时，曾被污蔑为彭加木在边疆“搜集情报”的“特务”，她爱人又因其他问题受到冲击，因而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
1977年，彭加木重返新疆，立即去看望他们夫妇。这时，他们俩正在联系调往南京或成都工作，彭加木一听，连忙劝他们：“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国家有希望了，新疆也有希望了。内地需要人，边疆更需要人。在边疆，培养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容易啊！你们在这里工作多年，熟悉这里的情况，最好还是留在这里工作，为边疆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彭加木的一席话，使夫妇俩打消了调离边疆的念头。他们说：“老彭受了那么大的冤枉，还坚持来新疆工作，我们怎么好意思离开新疆呢？”
1980年3月，彭加木来到广州，与阔别多年的哥哥彭浙重逢。彭加木发觉，哥哥因在“四害”横行时，被关进“牛栏”（广东称“牛棚”为“牛栏”）达八九年之久，为此事，至今仍有一股埋9情绪。
彭加木鼓励哥哥：“别灰心，要朝前看！集中力量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过去的时间荒废了，剩下的时间更宝贵。要抓紧时间，为‘四化’出把力！”
彭加木从手提包中拿出幻灯机，在哥哥家里放映。哥哥知道彭加木受到的委屈比他大得多，可是，彭加木斗志昂扬，在边疆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一边看幻灯片，一边受到了教育，决心不9天，不尤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