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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易中天中华史卷十:三国纪-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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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杀的障碍是吕布。吕布原本是首都卫戍司令丁原的亲信,后来被董卓高价收买,便谋杀了丁原,成为董卓的贴身保镖。吕布对董卓不满,王允大喜过望。
  王允毅然邀请吕布参加他们的行动,担任杀手。
  吕布却犹豫:我与董公的关系就像父子,奈何!
  王允说:将军本自姓吕,与董卓并无骨肉之亲。如今自己的性命都无暇顾及,还说什么父子!
  吕布就在董卓上朝时把他杀了。3
  这件事当然大快人心。据说,董卓死后横尸街头,看守尸体的人在他的肚脐眼上插了根灯芯,把董卓充满肥油的肚子变成了一盏灯,而且一点就着,通宵达旦。4
  然而胜利之后的王允也犯了跟董卓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大开杀戒,株连无辜,大学者蔡邕也被诛杀。据说,杀蔡邕时,很多人表示反对。王允却说,当年孝武皇帝没把司马迁杀了,结果留下一部诽谤之书。现在国运衰落,岂能让一个奸人拿着笔站在年幼的天子身边?5
  结果是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杀回长安。王允暴尸街头,吕布则从武关杀出,到南阳投奔了袁术。朝政落到西北军阀李傕(读如觉)和郭汜(读如四)手里,可怜的汉献帝刚刚脱离虎口又进了狼窝。
  更糟糕的是,这两只狼还要窝里斗。李傕把皇帝抢到自己营里,郭汜则把百官抢到自己军中。直到他们打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死者数万,兴义将军杨奉和董太后的侄子董承等人,才得以护送汉献帝还京洛阳。
  这一去就是一年的颠沛流离,天子又变成了浪子。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皇帝终于回到洛阳。面对被董卓烧毁破败不堪的京城,汉献帝欲哭无泪。
  如此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和民族当然是不幸,却给了争霸的关东诸侯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对他们也是一次严峻考验,既考验他们对国家民族是否忠诚,也考验他们能否抓住机遇发展壮大。
  事实证明,曹操集团考试合格。
  实际上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代理兖州牧的曹操便与谋士毛玠(读如介)有过一番长谈。这番话,奠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曹操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的基础,堪称“毛玠版”的《隆中对》。
  毛玠指出,董卓之乱以来,社会动荡,国本动摇,经济崩溃,灾难流行,可谓国既不泰,民也不安,确实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成就王霸之业。可惜袁绍和刘表之流貌似强大,却目光短浅,不知根本。
  根本是什么?一是正义,二是实力。实力当中,又首先是经济实力。有了正义的旗帜,就师出有名,也就能克敌制胜,这就叫“兵义者胜”。有了经济的力量,就财大气粗,也就能进退自如,这就叫“守位以财”。
  总之,有了这两条,就进可攻,退可守。
  因此,毛玠提出三项建议,即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奉天子是政治战略,修耕植是经济战略,畜军资是军事战略,可谓“纲领性文件”。6
  曹操立即采纳了毛玠的建议,并派使者前往长安联系朝廷,却被河内太守张杨拦住,不得过境。
  这时,一个名叫董昭的人出来帮了大忙。7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人,由于袁绍听信谗言对他产生怀疑,只好离开袁绍去洛阳,半路被张杨收留。董昭看出曹操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便说服张杨与曹操合作,又自己掏钱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和郭汜送礼。从此曹操跟朝廷有了来往,并被正式任命为兖州牧。
  汉献帝回到洛阳后,曹操立即派堂弟曹洪前往洛阳拜见天子,却遭到董承和袁术的拦截。董昭帮助曹操的办法是去找杨奉。因为他发现皇帝身边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中,杨奉实力最强而根基最浅,很希望得到外援。
  于是董昭自作主张替曹操写了一封信,开出的政治交易条件是:杨奉出兵,曹操出粮;杨奉主持朝政,曹操做外援。董昭还替曹操信誓旦旦: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杨奉欣然同意,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并承袭父爵费亭侯。正好这时董承跟别人闹了矛盾,也派人请曹操出兵洛阳。迎奉天子的障碍一一扫除。
  八月十八日,曹操进入洛阳,拜见了汉献帝。
  曹操带来了皇帝久违了的问候,也带来了皇帝许久不见的粮食和酒肉。他万万没有想到,至尊天子的饮食起居竟然形同乞丐。皇帝也没有想到,在这混乱的年头居然还当真有人惦记他,尊奉他。君臣相见,都感慨万分。
  于是天子下诏,授予曹操符节和黄钺,录尚书事。授予符节,就有了军中执法权;授予黄钺,就有了内外指挥权;录尚书事,就有了最高行政权。
  曹操今非昔比。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这时的皇帝,其实被捏在兴义将军杨奉手上。曹操要在别人的地盘上,依靠并没有权威的皇帝行使权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董昭又帮了曹操一把。他建议曹操将皇上转移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今河南许昌),借口则是洛阳无粮,要就食于鲁阳。鲁阳(今河南鲁山)距许县不过咫尺,离杨奉所在的梁县(今河南汝州)也不算远,暗度陈仓并不难,杨奉也不会怀疑。
  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就把皇帝弄到了许县。
  这下子杨奉才发现上当受骗。他想跟曹操算账,曹操却抄了他的老窝。被历史抛弃的杨奉走投无路,只好跟他的同伙去投奔袁术,后来被刘备谋杀。8
  暂时住进曹操行辕的皇帝却非常满意。曹操不但大大地改善了他和朝官的生活,而且做得非常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他在为皇帝提供日用品的时候,采取的竟是“归还公物”的方式。曹操说:这些东西都是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现在陛下起居不便,理应归还。9
  曹操的这份细心不能不让皇帝感动。感动之余,皇帝也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忠臣,甚至庆幸上天赐给他这样一个救星。他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可居的奇货在军阀们的手上被倒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被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
  于是天子下诏,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武平侯是县侯,比原来那个只是亭侯的费亭侯高了两级。更重要的是,大将军是武帝以来大汉王朝的最高实权职务,从卫青到王莽,再到后来的梁冀、何进,都是大将军。10
  这下子,曹操完成了“奉天子”的全部程序,获得了从前没有的崇高地位,他可以号令天下了吗?
  不能,因为袁绍不愿意。
  曹袁之别
  袁绍怒不可遏。
  曹操当了大将军以后,袁绍被任命为太尉。袁绍马上就跳了起来,因为太尉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气哼哼地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这家伙如此忘恩负义,难道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11
  这大约就是所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起因,也是证据:献帝便是他挟持的天子,袁绍则是他企图号令的诸侯。可惜曹操并不承认。无论他或他的谋士,都没有说过这句话,也没有使用过“挟天子”的提法。
  曹操方面的说法是什么?
  奉天子。奉天子以令不臣,奉天子以令天下。12
  挟天子与奉天子,有区别吗?
  当然有,而且是本质区别。奉是尊奉和维护,挟是挟持和利用;“令不臣”是要地方服从中央,“令诸侯”是要别人服从自己。前者是纲领,后者是策略;前者要实现国家统一,后者要实现个人野心,岂可同日而语?
  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谁说的?
  别人说曹操的。比如诸葛亮,就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集团的人,也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作为政治对手,他们都知道“挟天子”是不道德的,因此毫不犹豫地给曹操戴上了这顶帽子。13
  其实此话的最早版本,来自袁绍的谋士沮授(沮读如居)和田丰。沮授的说法,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的说法,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这是他们对袁绍的建议。14
  两人使用的词,也都是“挟”。
  看来,袁绍集团几乎从一开始就境界不高。相反,曹操这边则不但有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有荀彧的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荀彧说,有此大顺、大略和大德,就堂堂正正,气壮山河,无往而不胜。15
  显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任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
  格调和品位,高下立判。
  谋士的格调就是东家的品位。沮授晓之以利,说明袁绍重利;荀彧晓之以义,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那时,曹操是重义的,或装作重义的样子。
  不过,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设定的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套上了紧箍咒,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悍然称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曹操在野心膨胀时对他们产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自杀,毛玠也下了大狱,差一点死掉。
  这当然是后话,现在再看沮授。
  沮授是袁绍从韩馥手里骗得冀州之后,顺便接收的谋士之一。他投靠袁绍后,两人有过一次谈话。正如毛玠的谈话是“曹操版”的《隆中对》,沮授的谈话也可以算作“袁绍版”的,而且说得文采飞扬──
  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
  这席话说得袁绍热血沸腾,当即表示“此吾心也”。可惜袁绍大约只听进去了那些溢美之词,沮授最希望的迎奉天子和恢复社稷却并未实行。16
  于是,在曹操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沮授再次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的策略,然而遭到其他人反对。他们认为,东汉王朝眼看就要完蛋,大家都在问鼎中原。与其把皇帝弄到身边,不如先得手为王。17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犹豫,曹操就抢了先。
  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以后,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曹操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反对派则被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无论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借用或动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18
  曹操捷足先登,占了大便宜。
  袁绍则吃了个大亏。曹操刚把天子迎到许县,就一本正经地以皇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接诏,浑身气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
  后悔之余,袁绍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都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鄄读如倦,今山东鄄城),试图和曹操共享这张王牌。曹操肚子里好笑,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19
  当然,曹操也做出了让步。他知道这个时候不可跟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
  袁绍这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号令也出不了辖区的范围,当大将军并没有实质性意义。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并没有面子,只能徒然让人耻笑。
  更何况,曹操可以给他面子,却不会给他实权,也不会听他指挥。袁绍因为与杨彪和孔融有过节,便要求曹操胡乱找个茬子把这两人杀了。曹操却知道现在不是杀人的时候,更不能乱杀名士。何况就算要杀,那也是曹操自己的事,岂能由袁绍来指挥?
  于是曹操又一本正经给袁绍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当今天下土崩瓦解,英雄豪杰相继并起,君臣将相既不同心也不同德,正所谓“上下相疑之秋”。这时,作为帝国的执政者,即便抱以最坦诚的心态,恐怕也难取信于人。如果还要杀他一个两个,岂不弄得人人自危?
  接着,曹操引经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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