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的机关-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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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能参善谋（5）
在机关工作一定要清楚，单位建设因决策失误出了问题，领导当然要负“拍板”的直接责任，但同时有关机关干部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因机关干部提出的意见建议中事实不准确、计算不准确、情报不准确而造成领导决策失误的，是要追究责任的。所以，在提决策建议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反复比较，认真论证，保证决策建议严格缜密。首先，要进行必要性论证。机关干部运筹谋划的直接体现，是出点子和想办法。出点子不在多少，关键看有没有必要性。有必要性的点子，多多益善。没有必要性的花花点子，一个也嫌多。这是因为，这样的建议一旦被党委、领导采纳，不仅解决不了问题，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还可能贻误工作，败坏党委、机关的名声。人们戏称这样的机关干部是“瞎参谋”、“烂干事”。所以，机关干部在出主意、提建议之前，要“一言出口细掂量”，起码做到这么“四看”：
一看是不是领导很关注。一般来说，领导关注的都是重大问题、根本问题。如果你的关注点与领导的关注点相聚焦，证明你的点子符合领导意图，可以大胆运筹。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当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策”的出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一新生事物上，高度赞扬了它对我国农业生产力解放的重大意义。中央机关“咬定青山不放松”，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先后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支持这一创举，把全党的注意力，全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上，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二看是不是当前最急需。１９４１年，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向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他虽为党外人士，党中央却采纳了他的建议，毛泽东主席也给予高度赞扬。李鼎铭这一条建议之所以被采纳，受到广泛好评，是因为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我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如何克服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的进攻、封锁而造成的严重经济和财政困难，是我们党急需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李鼎铭先生恰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意见，可谓“天旱送来及时雨”。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必要的，你研究好了，提出了建议，拿出了对策，不仅容易被采纳，还会受到肯定和赞扬。
三看是不是其中有创新。凡是创新的点子，都是好点子。所以，每当你想出一个主意来的时候，就要看看有没有创新因素。我国大科学家严济慈曾指出：创新有三要素，即选题必须是某个领域独树一帜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没有现成的，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必须是自己设计创造的，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买来的。这是对科学研究上创新而言，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这样一来，有的机关干部就感到太为难了。实际上，仔细想想，创新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情———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是一种创新；对存在的老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同样也是创新。领导圈阅制的由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１９４８年２月，毛泽东亲自主持拟制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随即让新华社电发全国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各地认真讨论，并将意见迅速汇报中央。毛泽东就等候、关注着各地的反映。３月的一天，毛泽###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告诉他说早就来了。毛泽东追问：“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另一个秘书叶子龙说：“大概还没有来吧。”可胡乔木清楚地记得电文已经来了。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电文上已画了许多钩。当时领导人看阅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面上画上钩。所以叶子龙说：“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听了有些不悦，说：“我根本没看过！”由于上面只有钩钩，从钩钩上根本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所以到底谁看过，谁没有看过，确实分辨不清。这时，胡乔木替叶子龙打了一个圆场，说画钩这种方法有缺陷，责任不全在叶子龙。毛泽东听了胡乔木的解释，觉得有道理，就没有再深究。为了改变这种谁看了谁没有看搞不清的现状，叶子龙想出了个办法。从此，他在传送电报文件之前，先在电报文件上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谁看了谁没看一目了然。领导人传阅电报文件在署名上画圈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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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能参善谋（6）
四看是不是很实用。出谋划策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谋划了半天，出了一大堆点子，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没有效果或收效甚微，甚至出现负效应，那就是无用的点子，甚至是有害的点子。真正实用的点子，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切中要害，或者完全符合实际；其次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易于落实，能够办得到；再就是具有很强的可控性，便于检查，便于工作成效不断巩固和发展。概括起来说，它必须是符合单位实际的点子，不是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而是融会贯通上级指示，结合本单位实际，具有单位特色，能走出一条新路，能取得崭新的业绩；它必须是既治标又治本的点子，深谋远虑，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取得全局的、系统的、长远的效益；它必须是快刀斩乱麻的点子，能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使久拖不决、久治不愈的问题较快得以解决，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点子，就是十分必要和实用的。其次，要进行可行性论证。
在工作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机关的意见和建议，题目和观点很好，方案也很齐全，但就是“可看不可行”。常见的现象是，有的理论上可行，实际上行不通；有的局部可行，全局上行不通；有的暂时可行，一段时间之后就行不通。正因为如此，最终很难进入领导的决策，或虽然进入决策，实施起来却是问题很多。有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一只猫老是抓老鼠吃，老鼠们开会商量如何对付这只猫。大家思来想去苦无良策，最后有只足智多谋的老鼠出了个主意，说是在猫脖子上挂一个铃铛，只要猫一动，老鼠们就能逃命。大家都感到这是个有创意的高招，可是谁去给这只猫的脖子上挂铃铛呢？大家推来推去，谁也没有这个能耐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这就提醒我们，机关干部考虑问题、提出建议，不能一厢情愿，不要出那种一听似乎不错，实际根本行不通的主意。要注意对自己的决策建议进行可行性论证。在向领导呈报意见和建议之前，认真思索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有没有违规嫌疑？再好的点子，如果与党纪、军纪、国法和政策、制度、规定相偏离，甚至相抵触，都是难以行得通的，只能称之为“歪点子”、“馊主意”。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机关干部，一定不要出有违规嫌疑的点子。具体讲，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防止亵渎政策这条“生命线”；不搞“知法违法，钻法律空子”的冒险行为，防止触摸法律这条“高压线”；不搞“无视规矩，擅闯红灯”的散漫行为，防止越过纪律这条“警戒线”。
这里举两个违规嫌疑的实例：一个是某年某月，某单位要召开一个经验交流会，机关的同志想把会议地点定在某一风景区，会议之余还可以游览一番。为了坚定领导决心，便以种种理由说服，终于说得领导心动了，把会议地点定在了那里。殊不知，到风景区开会是很敏感的事，因为上级多次发文禁止到风景名胜地区开会。会议还没有开完，告状信就飞到了领导机关，外边还在组织开会，家里已住进了上级纪检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使得领导和与会人员很是尴尬。再一个例子是，某机关一名同志为领导下部队打前站，部队的同志或许是出于真心，向这位机关干部讨教：领导有什么爱好？营区住宿条件太差，是否安排在地方宾馆？领导来部队时，组织官兵搞一搞夹道欢迎，等等。如果这位机关干部有政治头脑，阻止部队这样做，可能就给领导帮了大忙，对上对下都好。事情恰恰相反，这位机关干部不仅没有制止部队的过格做法，还帮助筹划怎样使领导住得舒服，看得热闹。后果可想而知，这位领导同志不知不觉被下边“热情”了一把，前脚刚走，告状信随即就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位领导同志背着下部队“讲排场、搞特殊化”的黑锅，教训很是深刻。
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就是说，一个人每天要多检查反省自己：为别人出主意做事情，是否忠实呢？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讲信用呢？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上述事例警示我们，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应具备“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出谋划策的时候，反复思量：看出的点子是否符合党纪国法、政策规定，有违规嫌疑的点子坚决不出；看出的点子是否符合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影响领导机关形象的点子坚决不出；看出的点子是否符合实际，不受群众欢迎的点子坚决不出；看出的点子是否经济实用，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点子坚决不出。
做到能参善谋（7）
二是能不能留下后遗症？有的点子确实能够解决问题，但把老问题解决了，又引发出新的问题，甚至留下久治不愈的“后遗症”，这样的点子就是不可行的。历史上留下“后遗症”最大的点子，当数用人实行“论资排辈”制度。从史书考察看，“论资排辈”起源于北魏一个叫崔亮的人。据《魏书》卷六十六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做官。但是官位少，应选的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够，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能干。当时，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写信规劝崔亮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拔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论资排辈来了呢？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去修励名行呢！崔亮写信解释了实行论资排辈不得已的缘由：过去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拔人才，你还说十收六七，今日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人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算账，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别说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面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边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计，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明白我的心。从崔亮的解释来看，他采用论资排辈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也可能比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难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制度的“后遗症”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