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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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少小业主在禁运期间破产，而其他的一些与仍然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经济有关的制造业却能够不断取得发展。水源充足的地方兴建了许多新的纺织厂，到1809年共建起了80多个这样的工厂。波士顿制造公司是1813年时建立的最大的工厂，是由富有的洛弗尔（Lowell）和卡伯特（Cabot）家族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Waltham）市投资兴建的。它是当时首家集纺纱和织布为一体的工厂，或许是它雇用妇女和未成年人作为劳动力的缘故，在独立战争后的萧条和1819年的经济危机中，它是为数不多的幸存企业之一。
但也不能高估纺织、制鞋、建筑、家具制造、铁器铸造等这些行业的发展速度。1809年费城的6家纺织厂年产量只有65 000码布，而附近村庄的家庭作坊的布产量却高达230 000码。越来越多的妇女架起纺织机，开始从事传统的一般留给流动男性散工做的纺织活；一些村子里还有自己的纺织漂染厂，那里可以对布料，特别是受潮、受热和受压的毛料布进行缩水或加密处理。在独立战争的刺激下，城市企业发起人的经济实力首先得到了发展，然后在禁运期间，其实力又有所加强，他们鼓励农村居民牧羊以收获羊肉和羊毛，并在河道边修建纺纱厂和漂染厂。生产这样的家庭制造品，仍然不需要什么技术革新和商业化重组，实际上，一些评论家还将其称作农村居民的理想职业。
城市手工业者经常抵制新的市场安排，尤其是当涉及他们的小手工作坊，被由集商人和制造商于一体的人所管理的大型工厂所取代的时候。过去总是极力抵制低价同类产品进口的手工业者，如今也要为确立一个统一的工资标准而斗争，这一工资或是由拥有商店的老板支付的，或是由销售他们最终制成品的商人支付的。同样的，在诸如皮革加工和裁缝这样的手工业行业，师傅与学徒工的传统角色越来越分化了，出现了向雇佣劳动关系的转变，导致了劳资纠纷的频频发生。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许多手工业者逐渐从传统经济领域退出，部分成为个人经营和自己所有的业主，而大多数人则进入工厂或沦落为不熟练工人。
由欧洲农业经济复苏和世界农产品市价骤跌而引发的1819年经济危机，标志着长达30多年的经济复苏的结束。18世纪的许多殖民者都不得不承认，和平年代远不如战争年代繁荣。美国的棉花市场迅速衰落了，谷物和面粉的价格也同样急剧下跌，因此，也就减少了出产这些农作物的南北各州的收入。农作物价格的降低，还普遍引起了大范围的对州和地方银行贷款的违约，特别是俄亥俄河谷一带，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制造商的信贷违约。1819年末，连接商业性农业和银行之间的信用体系全面崩溃。19世纪20年代，当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时，从前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日益把重心转向国内经济的发展上来。
1790年至1820年间经济是否增长了？目前的资料显示，虽然在这数十年的特定时期里，商业得到了复苏，农产品的价格和手工业者的正常就业也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与18世纪60年代相比，这些年里人均收入的增长还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经历过一个长期的经济复苏；水手和劳工的实际工资在18世纪80年代是显著下降的，只有在90年代后期才回升到战前的水平；差不多在1800年之后的20年时间里，半熟练工人每周工资的增长几乎跟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速度。农民和种植业者的收入也在短周期内上下波动。即使在科学研究、企业投资和政府立法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却没有任何“幼稚制造业”能够在1812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虽然在1790至1820年间人口迅速增长，但是人口增长率却低于18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尚未形成一个整体，在即将到来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地区甚至更小的地方，仍然继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穷人、中产阶级、农业工人和出口商之间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并没有伴随着美国在工业化期间，为实现更高程度的经济整合所需要的成熟信用体系、消费模式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
但是也要看到，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已经开始。虽然人均出口额在1815年以后开始下滑，但这也许是人力和物质资源在国内市场中重新分配的信号。这些变化最终有助于工业化的实现。而且，尽管经历了独立战争时期以及18世纪80年代的衰退和低增长时期，但是世人皆知，美国人在18世纪90年代维持着最高的生活水平。因此，假如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经济是政治独立的前提的话，也就是说广泛的经济增长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美国人就不可能体会到在相同的年份里席卷许多欧洲国家的战争和农业饥荒所带来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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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1）
罗伯特·E·高尔曼（ROBERT ）
引言
本章旨在研究18世纪末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漫长的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量化特征。其合理的切入点是测度美国经济的规模，因为任何经济的中心要素是生产，所以总产值可以恰当地测度规模。至于其他指标，诸如人口和地理扩张等，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讨论。
衡量总产值的传统指标有两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指由美国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指由在美国本土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总产值。选择恰当的指标，主要取决于是将美国看做是全体美国人的总体还是将美国看做一个地理实体。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人的历史感兴趣，因此，对我们而言，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更合适的指标。本章大部分的论述都是采用这一指标。然而，实际上，这种选择并不重要，因为在我们观察的年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实际是一样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传统衡量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正确描述产出水平和长期的产出变化，这一问题暂时搁置，本文将在后面章节进行讨论。
美国经济的规模及增长
规模
独立战争前夕，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亿美元（见表）（该数据存在较大误差是可以理解的）。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产值很小，还不及Helene Curtis公司1995年8月31日前一季度销售额的一半。如果我们考虑到价格变化，177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1995年的价格表示，大约是28亿美元。这个数额比现在美国总产值最少的怀俄明州年产值的2/5还要少，比A&P公司在1995年9月9日前12周的销售额多了不到1/3。
然而，就1774年世界状况来看，美国经济规模并不算小。当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不包括爱尔兰）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见表）。当时英国正经历着一场农业革命并处于工业革命的早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英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美国经济规模比英国要小，而且，毫无疑问，比欧洲的西班牙和法国、亚洲的中国和印度都要小，但是美国经济并不弱小，基本上是发达的荷兰和比利时的经济规模之和。
增长
1774—1909年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增长了175倍，或者说以平均每年的速度增长（见表）。虽然有几次的增长率高一些，但只持续了较短的时间。19世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与美国同步，而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见表）。但是和美国135年的记录相比，这段时期要短得多。尽管在漫长的1774—1909年间，三个经济体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创造更高的增长率是可能的，但是缺乏实现这一增长率的经济基础：例如，在1774年——仅在库克船长到达澳大利亚之后四年，澳大利亚的全部人口（包括一小部分土著居民）和阿根廷的欧洲移民之和不超过160 000人。加拿大人口要多一些，但也不会多很多。直到一战前，美国经济规模始终大于其他三个经济体，1913年，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乎是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实际GDP总和的6倍（见表）。
这四个国家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欧洲人（就美国来说，应该是非洲人）是主要的拓殖者，本地人口非常少且易被消灭，事实上也是如此。新大陆为拓殖者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四国均经历了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最早开始快速增长的正是那块后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一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快速和持久。例如，大约1770年到1913年间，英国的年均增长率只有。正是英国和美国增长率的差异后来对两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74年英国的名义GNP几乎是美国的3倍；1840年仅是美国的倍。然而到1913年，整个联合王国的实际GDP只占美国实际GDP的4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经济实体的相对地位彻底转变了。
到一战开始之前，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国，年总产值大于英国、德国、法国这三个主要参战国的总和。事实上，当时美国的GDP已经大约相当于全部西欧发达国家GDP总和的2/3（见表）。
漫长的19世纪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2）
价格水平
前面大部分论述是关于实际产出的测度。长期以来，美国的实际和名义产出大体同速增长（见表）。也就是说，独立战争前价格和一战前的价格大体在同一水平。当然，这一结论也必须考虑由于时间变化带来的总产值构成的变化。比如，独立战争前大量生产的产品（如油灯）在20世纪初期要么不再生产，要么就是即使生产，数量也非常少。同样，一战前大量生产的产品（如电灯）在1774年还未出现。因此，如何解释价格指数对于总产值结构的影响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尽管如此，我们无须怀疑美国在漫长的19世纪所经历的价格水平的波动和19世纪之后明显不同。在初期价格几乎没有变化（价格以每年的速度上升），随后价格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指数上升的速度达到了每年的水平。1991年的价格水平是一战前夕的倍。
尽管19世纪的价格变动趋势几乎为零，但依然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表未能完全体现这一点。但与英法战争相联系的通货膨胀、1812年战争后的繁荣和内战时的通货膨胀均在该表中有所体现。1819年大繁荣的崩溃和内战之后的阶段性的价格下降以及19世纪90年代的黄金发现之后世界经济再次通货膨胀［见本卷第14章关于本专题的更深入的讨论，索科洛夫（Rockoff）］也可以从该表中看出。
增长率的变动
尽管在独立战争和一战期间（表中的C组）总产值的变化率趋于零，但依然存在明显的短期变化，就像一段段插曲（表中的B组）。表中的数据没有经过很好的修订以体现经济中的短期波动。例如，1834年之前的估计值（1793年和1807年的数据除外）既未考虑投入品的利用水平的变化，也未考虑跨年度气候变化、病虫害等原因导致的农作物产量水平的差异。然而估计值主要是用于长期趋势的研究，而非短期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一系列的估计值所体现的早期的一些短期变动可能确实反映了真实状况。例如，表中显示出1774—1793年间增长率相对较低，毫无疑问这是由于独立战争的后果和联邦时期的困难所致。唯一让人稍感诧异的是该增长率并不是很低。该表（1793—1800年和1800—1807年）清楚地反映了英法敌对时期却是美国的商人、航海家、造船家的繁荣年份，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很高。1807—1810年间增长率的突然下降可能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
从1834年开始的一系列数据可信度则更高。数据清楚地揭示了美国内战前20～30年间突飞猛进的增长。突然的增长通常和工业化的发端、西进运动及19世纪首次欧洲大量移民涌入有关。内战导致了1859—1869年间的低增长率：年均（仅就战争年份而言增长率更低）。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在1884/1993—1889/1998年间留下了一个更低的增长率：年均。所谓的1873—1879年间的大萧条在总量统计中没有显示出来，这部分是因为表中该10年的平均数没有很好地修订以体现这一结果，另外也由于19世纪70年代的数据记录未能显示出那一时期产出的明显上升。强劲、持久的产出增长与严重失业并存的矛盾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至今未能加以解释。
以上所描述的产出波动一部分是政治或军事事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另一部分则是由经济体系的内在规律性引起的。任何市场经济都会经历波动，有一些是季节波动，不会影响年度数据；另外的一些如经济周期则很难在年度数据中得以体现。而要把握表中所包含的10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