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应该读点经济学-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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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铁路公司的确稳定地获得了回报，管制似乎初见成效，然而随着卡车和客运汽车业的发展，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铁路运输商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游说政府将卡车运输也纳入管制，这样，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就控制了铁路和卡车的定价权。
最初，卡车运输对铁路并不能构成威胁，因为当时公路状况不良，卡车装卸的货物有限。然而随着美国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卡车运输成本迅速下降，卡车运输很快构成了对铁路的直接竞争，铁路运输商们感觉到越来越难以应付。
在铁路运营商的要求下，管制终于有所松动。1958年，铁路运输商们被允许降低一部分运费，并且能够退出不能获利的线路。1970年，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宣告破产，这更加触动了美国政府，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不得不放松了部分管制权力，但仍然控制相当一部分定价权。
自7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学家严厉批评下，公众对管制所强加的经济负担也深感不满，全社会引发了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废除许多特定的管制方案的政治运动。最终，1996年，美国政府根据《终止州际商业委员会法》解散了州际商业委员会。
管制制度扭曲了市场价格，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损失，自始至终受到了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就如同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的那样：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到底在向谁征税
在经济学家看来，税收同样会影响市场上价格对资源的调节功能，因为在税收的影响下，企业对生产成本的估计必然发生扭曲。比方说，政府规定，每生产一个面包要向政府交纳1块钱的税，那么最高兴的肯定是生产蛋糕和饼干的企业，因为这实质上是提高了面包的成本，从而使得面包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很明显这样的税收会扭曲价格的信号功能，打乱市场上已有的均衡状态，从而带来一连串的次级效应。
然而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更担心另一种危险，善良的人们出于好心提出的建议却让穷人们更加潦倒。
我们总有这样的想法，为了使社会更加公平，应该向那些有钱的人收税，然后补贴那些穷人。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对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征收奢侈品税，他们认为这些商品是只有少数富人群体才能消费的高档奢侈品，对其征税实际上就是对富人征税，体现了境况好的人应该多纳税的原则，能够起到公平的效果。然而这样的“传统智慧”又一次被经济学家否定，而且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的奢侈品税，往往会让穷人更穷，而对富人则毫发未损。真的是这样吗？
这涉及了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税收归宿。它所要研究的是究竟谁最终承担税收，显然对商品征税会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可能会承担一部分税费，同时生产者也有可能需要承担，那么税收变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便影响了市场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之间又该如何分配？
经济学家们分析说，像游艇这类奢侈品，属于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产品很多，因此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商品，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价格提高时，富人们会选择其他消费方式，而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却不得不承担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甚至不得不降价、甚至停止生产，最终税收负担都会落在企业的员工身上。
事实也证明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正确的。1991年初，美国的有钱人为了逃避税收转而前往邻国巴哈马购买游艇，导致美国度假胜地南佛罗里达的游艇销售量迅速下降90％。令人吃惊的是，包括“奔驰”、“凌志”在内的高级轿车销售量也急剧下降。最初美国国会曾预计“奢侈品税”将每年为国库带来3亿美元的收入，结果第一年仅仅收到了3000万美元，只有预期的1/10，最终，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取消了这项“亏本”的税种。
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说，在市场供给双方中，弹性越小的一方，承担的税负比例也越大。奢侈品的供给弹性不大，但需求弹性较大，因此供给方也就是生产厂商的人们承担了税负。如果对大米、食油这些日常生活品征税则恰恰相反，新增的价格将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相反，如果政府提出对房东收税，大多数人会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税收会转嫁到房屋租赁者的头上，但经济学家说房东将是直接的受害者。首先房屋租赁是一个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市场，因此房租的税收就大部分由房东承担了，而租户也不必担心房东会提高价格，事实上，如果房东能够提高价格并且全部把房子租出去，那么他们早就这样做了。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税收增加引起租房成本提高，而租赁者会降低他们的需求，在需求减少的市场上，房东们不得不接受最高的出价，而当价格维持不变时，房东不得不按原价出租他们的房子。除非所有房东统一退出市场而降低供给。
有多少穷人？
与税收相对的，是另一种干涉价格的方法：补贴。
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政府担心穷人们买不起房子，于是为穷人提供适用房或者低价租给他们房子，政府担心他们负担不起教育，会提供义务教育，在医疗上有免费医疗制度。同样，针对那些收入低的行业进行补助，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甄别出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穷人。
政府对水、电、气的价格补贴，普遍认为是对大众的补贴。但事实并非如此。显然，穷人所拥有的用电设备很少，而富人们则使用众多用电设备，那么，城乡居民中的富裕家庭在补贴的鼓励下会用更多的电。教育补贴似乎也是这样，本意是为了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读得起书，因此必须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行补助才能达到政策的真正目的，否则只会更加加剧社会的不平衡。经济学家托马斯·梅克曾经风趣的说：“出现穷人的原因就是救济，国家想养活多少贫民，就恰好有多少贫民。”
产业补贴是国家常用的政策。农业补贴便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常常每年拨出40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补贴农场主，包括牛奶、小麦、玉米等各种农产品。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为了不使农民们损失过大，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即使1969年，日本粮食开始剩余后，仍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
事实上，补贴就是一种逆向的转移支付，这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保护特别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理论上说，对相关商品实施限价政策，必然扭曲正常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一般来说，补贴的行业中，企业的资本效率都比较低，正因为效率低所以资本都有流出的趋势，而补贴的目的就是人为地扭转这种趋势，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带来更低的效率。
实用的经济学
经济学常常被用来和气象学作比较，首先，即使没有气象学家的存在，气象仍然存在；同样，无论经济学家对经济做出何种预测，经济现象依然存在。其次，和天气预报一样，经济学家常常对经济的未来走势做出自己的预测，但预测结果似乎比气象学家成功的概率还要低，就如同美国国家气象局门口的那句话：“我们说过的正确的话，人们都忘了；我们说过的错误的话，人们永远记着。”
我们的经济系统有时候就如同天气一样，人们经过对云层、大气的监测，准确地预报天气状况，当人类试图改变经济环境时，也必须意识到那些不可预测的后果。不过经济学家与气象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学家能够通过政策的制定来影响和改变经济的运行，他们能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总结政府的干预行为：如果经济在运转，那就征税；如果经济不断地在运转，那就管制；如果经济停止运转，那就补贴。事实上，每种干预措施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价格，而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价格信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如果这个信号被干扰，那么市场就会扭曲。
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希望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一点，人间的悲惨可以少一点。尤其当你看到政治家制定出错误的经济政策，整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变得更加强烈了。当然，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李·赫米尔顿曾经说过：“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能够协助政策制定者，告知他们经济是很复杂的……提醒他们必须在有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政府不一定想听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么做是很重要的。”
第四部分 经济学的新思维
第十章 重新打开这个盒子
“当年我只有21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罗纳德·科斯
（关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似乎每一部令我们记忆犹新的戏剧，都会在人们昏昏欲睡的时候，出现最不可思议的转折，而掀起波澜的主人公往往开始并不被世人所接受，今天我们关心的问题也和主人公一样也有些奇怪。
究竟什么是企业？企业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为什么有人能自己组装电脑，却没有人自己组装汽车？为什么对车间的工人们要付计件工资，而对秘书却要付计时工资？
美国废除奴隶制的主要原因是保护这种制度所花费的成本已超过其净收益。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姆·巴泽尔
奇怪的问题
当你读完了前面的章节，是不是觉得经济学家似乎要做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消费者依据个人效用和偏好进行选择，供给和需求在市场上默默发挥作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我们每个人，共同达到均衡的状态，政府调控着经济的运行，尽管不很成功，但他们也在努力着……
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座由亚当·斯密、马歇尔、瓦尔拉斯建立起来的大厦看起来是那么完美，简直无懈可击。其他的人们只要一边喝着咖啡做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就行了。
当然，不只是经济学这样，物理学中发生过类似的故事。1900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新年庆祝会上，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展望新世纪的发言，在回顾过去岁月之后，他充满自信地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未来的物理学家只需要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行了。然而，不到五年，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就如同重磅炸弹，让经典物理学理论几乎被彻底动摇，。
经济学似乎正发生着同样的故事，而改变经济学进程的主人公名叫罗纳德·科斯。1937年，27岁的科斯当时还默默无闻，他完成了一篇名为《企业的性质》的文章，在被好几家杂志拒绝以后，最后终于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杂志。起先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篇文章，直到之后20多年科斯的另一篇重要论文《社会成本问题》问世后，《企业的性质》才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这篇被埋没20年的文章今天被看作是新制度经济学开始的标志。
1991年，当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这位从未离开过法学院的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他在获奖时回忆起自己的往事，曾经无比欣慰地说：“当年我只有21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对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说，80岁时对他在20岁做的工作加以褒奖，实在是一种奇特的经历。
童年的科斯有点像电影里的阿甘，必须穿铁鞋走路，在当地的残疾学校读书，经过努力地学习，18岁的科斯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商科，后来先后错过了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家、厂长、或者律师的机遇，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他成为了一位经济学家，命运安排他去改变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
在科斯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笃信，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体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价格机制能够完美的调节消费者的需求和企业的生产。
年轻的科斯提出了这样一个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如果价格能够完美地调节企业的生产，那么在企业内部又如何指导生产呢？如果价格机制足以调节生产，那么根本不需要什么组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组织存在呢？
关于企业和组织的存在理由，一些经济学家给出了好像可以接受的答案，由于有劳动分工，所以需要企业。亚当·斯密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既然企业能够组织分工，而市场同样可以，为什么我们还要企业？如果说雇主承担风险，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