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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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目前正在被采纳。2007…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美国政府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的胡佛政府那样让大量的银行和企业破产，美联储为他们提供了巨额援助贷款。这使得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机构避免了破产倒闭的命运，资产甩卖潮和价格下跌也随之停止。同时，像克莱斯勒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型企业也被注入资金，避免了被破产清算（参见第7章）。相反，政府把他们进行重组，并使之重新复活，这与胡佛政府奉行的“自由放任的破产清算”政策截然不同。
这次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也和“大萧条”时代完全不同。20世纪30年代，当金融危机失去控制时，政府通过扩大开支来弥补总需求不足的政策还只是停留在凯恩斯的设想中。当时的各国政府奉行平衡预算原则，纷纷削减政府预算并提高税率，这都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但是，2009年奥巴马政府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巨额的税收减免措施。尽管货币政策（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控制货币供给）和财政政策（政府的开支和税收政策）都存在缺陷，但能使用的都被使用了。
不管理论倾向如何，似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为这次危机的处理欢呼雀跃。但这并非事实，还有另外一种分析金融危机的观点，它对“大萧条”、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萧条和“失去的十年”以及最近的这次经济大衰退都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奥地利学派及其追随者
奥地利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由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发起的，包括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这些经济学家，包括他们的学生，如约瑟夫·熊彼特，观点不一，很难对他们进行分类。今天那些自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总结他们的共同特征还是可行的。奥地利学派坚持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尤其是货币政策，这是他们的典型观点。例如，大多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严格区分源自于私人储蓄信贷的可持续经济扩张和源自于中央银行信贷的不稳定、病态的经济扩张。他们同意凯恩斯和明斯基提出的过度的资产和信贷泡沫将会导致金融危机的观点，但否认这是资本主义的顽疾。相反，他们认为政府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加上监管和政府的干预阻碍了自由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
反对政府干预是奥地利学派的另一特征，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对基本的经济单位——私人企业的分析上。尽管不能被归为自由主义者，约瑟夫·熊彼特发展出了一套被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企业理论。根据熊彼特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繁荣源自于不断的创新，并总是伴随着无情的扬弃和经济衰退。这种扬弃既不能避免也不能减弱，它是一种痛苦的正向调整，使幸存者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眼里，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应当减少作为，而不是干预太多，“大萧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们认为，罗斯福政府实施的干预措施延长了“大萧条”的持续时间。他们同样批评胡佛政府一边支持痛苦却十分必要的“创造性破坏”，一边在“复兴金融公司计划（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中为问题银行和地方政府提供援助。
前人关于经济危机的争论看起来只是学术问题，但其意义远远不止这些：奥地利学派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政策将最终把世界经济带入泥潭。世界各国政府不是让那些弱不禁风、高杠杆投资的银行、企业乃至房主破产，以实现“创造性破坏”，而是尽力去干预和拯救它们，把它们变成行尸走肉：靠中央银行无休止的援助的“僵尸银行”，靠政府注资才得以存活下来的“僵尸企业”（如通用电气和克莱斯勒），以及靠存款保险法和政府救济才不至于失去其房屋的“僵尸房主”。
在这一过程中，私人的损失被社会化：政府预算赤字使公共债务大规模上升，成为政府和社会的最大负担。最终，这些债务限制了政府预算，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在极端情况下，债务负担会引起政府债务违约，或者通过印钞来减免债务，使通货膨胀迅速上升。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最好的策略是尽快对那些问题企业实施破产清算。如果安德鲁·梅隆再世的话，他会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奥地利学派不谋而合。
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中出现的监管潮也持怀疑态度。过度的监管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首要原因，继续加强监管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这表面上有悖常理：监管怎么会引发经济危机呢？奥地利学派的回答是：像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援助这样的措施，会给所有的储蓄账户提供安全保障，毫无疑问会提高银行的风险偏好。就像系着安全带的司机更喜欢开快车一样，如果银行认识到一旦发生经营危机联邦政府就会出手相救，那么他们肯定倾向于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因为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潜在利润。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其他措施。20世纪初，华尔街的分析员们常常谈论“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当金融危机到来时，格林斯潘对策果真被付诸实施：美联储为那些过度的冒险行为埋单。至少，奥地利学派这么认为。他们强调，这些措施只会孕育出更为可怕的资产泡沫危机。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格林斯潘对策
市场俚语，指联邦储备局主席为防止市场大幅持续下跌采取的行动，直译为“格林斯潘看跌期权”。意指美联储会为经营失败的金融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为其注资，提供最后贷款援助（看跌期权是指投资者在市场的大幅下跌中对冲获利的投资方式）。
奥地利学派指出，许多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实际上比危机本身还要可怕。例如，如果政府为了拯救经济发生巨额财政赤字，形成的公共债务将不可持续。最终，政府被迫提高利率，这会把那些有望复苏的经济部门扼杀。对于通过印刷钞票来削减赤字的做法，奥地利学派同样也给予批评。他们认为，这会毫无疑问地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那样。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政府实施这两种措施都会把局面变得更糟。如果人们都相信在将来的金融危机中还会得到援助，那注定会孕育更大的泡沫。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看起来过于绝情，他们和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实际上熊彼特就是凯恩斯同时代的对头。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偶然失衡（政府的干预可以使经济恢复稳定），而熊彼特则认为不稳定才是使资本主义不断创新，保持生命力的前提。
在奥地利学派眼中，美国是在重复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道路。在日本，为了拯救那些问题银行和金融企业，政府把利率降低到零，向经济中注入了大量廉价资金。同样，日本政府在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计划的过程中积累了巨额赤字。日本不是让市场进行“创造性破坏”，而是通过“政府之手”干预经济，其结果只是带来了大量债务和“失去的十年”。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是否正确呢？那些凯恩斯主义的忠诚拥护者认为，日本的失败在于没有及时实施合理的财政、货币政策。他们指出，政府在泡沫破裂2年后才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更糟糕的是，日本银行用了8年时间才把利率水平从8％降到零。而且，日本的零利率政策（Zero…Interest…Rate Policy，ZIRP）并没有维持多久。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在1937年过早退出了刺激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引发了衰退一样，日本的做法也引发了1998…2000年的经济衰退。同样，如果面对现在的微弱复苏迹象就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或者收紧货币，美国政府就会犯同样的错误。
在凯恩斯和明斯基看来，奥地利学派在短期政策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由金融部门过度扩张引起的危机会演变为全面的经济衰退，而合理的去杠杆化也会演变为一场恐慌性的大逃亡。当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消失，奥地利学派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就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私人部门需求的崩溃，其结果是虽遭重创但仍可生存的企业、银行和房主不能得到其必须的信用。那些真正无力偿债的银行、企业和房主的破产只是一个方面，而那些因金融危机得不到信用而陷入破产境地的无辜受害者则是另外一码事。
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损失，即使有相当部分的企业不仅缺乏资金，而且资不抵债，凯恩斯提倡的短期应对措施也是很有必要的。在短期中，阻止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崩溃的政策是放松货币和构筑资金安全堡垒，例如最后贷款援助，或者对陷入困难的银行进行注资。同时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和大规模减税来刺激总需求。这样可以防止金融危机演变为像日本“失去的十年”那样的经济衰退，甚至“大萧条”式的经济危机。
如果把视线放到中长期，那么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就很有价值。即使明斯基正确地指出在中长期解决金融危机的措施是从家庭、企业到银行的所有的人都要削减债务，但如果进展不顺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因为如果去杠杆化失败，银行、企业和家庭就会深陷债务旋涡，不再能借贷、支出、消费和投资。而政府也不可能无休止地实施援助，把这些损失社会化处理。同样也不能把消除这些债务的希望寄托于通货膨胀，那只不过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制造出另外一个麻烦。从长远的眼光看，那些问题银行、企业和家庭必须破产，被后来者取代，让它们苟延残喘只能是雪上加霜。
总之，凯恩斯和熊彼特的追随者们似乎势不两立，这很不幸，两个派别对于同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却都认为自己代表经济学的主流。其实，可以把他们的观点综合起来看。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功解决就是兼而有之地吸纳了他们的合理建议，财政刺激计划、紧急援助、最后贷款援助、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有利于解决短期困难，而为了获得长期的繁荣，则必须实施必要的“清算”。
需要提醒的是，在实行“创造性破坏”时必须加以控制。金融危机有点像核爆炸：如果能量完全释放，可以摧毁一切，但如果加以疏导和控制，其破坏性则要小得多。美联储和世界各国对市场的干预成功地控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同时也遗留了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有毒资产的界定、确认和处置，监管法规的修订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生，等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要工作。凯恩斯说过：“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经济学家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制定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用了。”海水最终都会停止翻滚，但耗费多久才能让他们恢复平静，这需要经济学家去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作出合理的决定。
面对挑战，我们有必要为摇摆不定的危机经济学指明方向。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理论分析，一个重要的方面必须被提及，它不能简单地被归为某个学派、某个模型或者某个等式，而应该是基于对历史的研究。
经济史的重要价值
2009年7月，具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接受了一个专访。他被公认为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即使年逾九十，仍笔耕不辍。作为新古典学派的奠基人，他把自己的专业信仰概括为：通过复杂的数理模型去表述各种经济现象。但当采访者问到“你想对即将入校的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说点什么呢？”这一问题时，萨缪尔森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我现在的想法和年轻时完全不同，（研究生们）应该高度重视对经济史的研究，因为从历史中可以找到有助于推理和分析的原始素材。”
萨缪尔森无疑是正确的。经济史的确十分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远在诸如有效市场和理性投资这些理论之上。这不是因为历史会简单地重复，而是因为过去和现在的事情总会有不少共同点。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素材可以影响经济理论的发展。像萨缪尔森和其同僚们那样，把真实的经济现象用优美的数学模型表述出来，的确为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但对模型宗教般的迷恋恰恰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前提条件，因为模型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