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鲁比尼的金融预言-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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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开创的货币政策工具还有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严格地说，其中很多政策已经不再单纯是货币供应量管理工具。相反，美联储已经介入了金融体系并给予了援助，由此可能引发的损失最终将由纳税人承担。换言之，美联储采用了一些货币政策工具，悄无声息地渗入财政政策的传统领域，即政府的征税和消费权力。这些属于立法部门的特权，但是在危机期间，伯南克的政策超越了界限，将美联储发放贷款的权力转变成了在金融体系进行消费的一种途径。在金融体系陷入困境时，美联储及时给予援助，它购买了一些潜在的高风险资产支持证券。即使是购买长期国债，最终也有可能出现亏损：当时机要求出售这些债券时，美联储不得不亏损抛售。

然而，侵入财政政策管辖领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用纳税人的收入来挽救金融体系的建议一直以来遭遇了大量的政治性抵触：一开始试图为“问题资产救援计划”提供充裕的资金，结果以失败告终，2009年春天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样也遭到了强烈反对。从危机初期开始，就有人反对运用财政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

这一点很不幸，政府的征税和消费权力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最为有力的武器之一，尽管它并非总是立竿见影。即便如此，这种权力的运用会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最近的经济危机期间，议员们滥用了这种权力，不仅将税收用于传统的财政支出，而且运用这些资金进行了经济援助和担保，从银行到汽车生产商再到房产所有者，一应俱全，而正是这些经济主体遭遇的麻烦首先触发了经济危机。





第7章　财政刺激政策的拯救之路


完美无缺的财政刺激政策只能是一种幻想，糟糕的是，某些财政政策虽能刺激当前的需求增长，但却以未来的需求减少为代价。减税和公共工程建设只是一个起点，政府还有很多复杂而花销不菲的方法来抵御无法逃避的危机。

1930年，赫伯特·胡佛总统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已达一年之久。但是，他还特别强调，“经济萧条不能靠法律或行政手段解决，经济创伤应该由经济机体的细胞即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来愈合”。他鼓励道，“大家要坚定信心、鼓足勇气、自食其力”。

通过此番言论可以看出，胡佛总统仍然是放任自由和不干预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实际上，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他在此次演讲中指出，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共工程项目支出计划往往都面临失败。他骄傲地说，这一次为了抵御经济衰退，国家、州和地方政府已经特别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事实上，他声称：

为扭转颓势，联邦政府针对水运、港口、防洪、公共建筑、高速公路以及机场建设等实行的改善项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这位“不干预”总统的主持下，联邦政府在这些项目上的支出最终翻了一番。

虽然胡佛支持这些支出计划，但他也觉得应该有个限度。他声称“我不能太过强调政府支出的绝对重要性，而批准其他所有的增支计划。”只有“厉行节约”才能保证联邦预算的平衡，这种说法的意思很明确，即在他当政期间不会采取赤字财政政策。

遗憾的是，胡佛总统赶上了危机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点。他的言论说明，他陷入两种完全不同的危机应对范式而难以自拔。一种范式注重过去的观点，认为耐心和预算平衡是最好的药方。而另一种范式，却主张赤字开支和大量公共建设项目，后来这种主张成为主流。胡佛本可以预见未来，但他却为过去所束缚。他试图协调多个相互矛盾的目标：鼓励自食其力、在危机时提供政府救助以及保持严格的财政政策。但这是不现实的。

胡佛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六年之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清晰地阐述了即将成为新主流的学术观点：在以后的危机中，政府将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增加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并唤醒资本主义实现最终复兴所需要的“动物精神”。换言之，政府将依靠赤字财政政策，积极扩大支出，并在较小的程度上降低税负。相反，让经济自我调整的传统办法，被认为是让病人受罪。在随后的几十年，财政政策成为了抵御经济下滑的武器，无论这种下滑是否是由危机引发的。

如果说胡佛生活在财政政策发展历程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则可能活在另一个这样的转折时期。凯恩斯主义的“工具箱”已经从最初几个可信赖的“工具”，发展成为今天一系列让人迷惑的“成套设备”，并成为了完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的一种途径。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政府支出不仅包括公共项目投资，还包括为银行贷款、债务和储蓄提供担保等项目。政府有时甚至还会动用税收收入购买产业巨头和大型银行的股权。就像货币政策已经复杂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样，财政政策也已成为了一个代价高昂的戏法。

胡佛时代所面临的困境，也让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感到进退维谷。他们可能想削减税收和扩大支出，以鼓励就业及增加需求和产出，但多数政府已经有巨额的预算赤字，公债数额也不断增长到难以持续；他们也希望“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胡佛所说的自我治疗，但是却在用比以前更多的支出去救助他们；他们想防范道德风险，却又不断地给家庭、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新的激励。

简单来说，21世纪的财政政策内核，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不像胡佛时代那么可怕，但是传统的财政政策和新的现实已难以兼容。





传统的财政政策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第一个主张政府运用税收和支出权力解决经济困境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他的分析简单而直接：在经济低迷时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远小于供给，导致失业和产出下降。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的著作中曾写到，“这种循环如果不被遏制，可能会自我循环往复。如果危机足够严重，经济中的‘动物精神’将消失，恐惧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大幅削减支出，从而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收入进一步减少。虽然存在许多走投无路的失业工人以及闲置的工厂，但是需求、就业、产出和物价都处于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中，经济将陷入通货紧缩陷阱，并带来长期的停滞。”

凯恩斯认为经济不会自己走出低谷。政府只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弥补由供给过剩和产能闲置所产生的需求相对不足，经济才可能稳定，并回归繁荣。凯恩斯坚持说，这需要实行赤字支出政策，但最好还是运用政府投资来阻止危机恶化，而平衡预算的工作可以等危机过去以后再进行。事实上，凯恩斯认为过早追求财政平衡目标可能会扼杀复苏的势头。

虽然凯恩斯的思想在1936年他所出版的著作中才表述出来，但事实上，政府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实行他所主张的政策了。从胡佛时代的实践，到罗斯福新政时呈现的高潮，大大小小公共项目的启动，使人们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促进了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甚至在今天，这些建设项目的数量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公共工程、工程执行、公民保护团体修建了24000英里的排水管道线、480个机场、78000座大桥、780所医院、57。2万英里的高速公路，以及15000多所学校、法院及其他公共建筑。失业率从1933年的25％左右下降到1937年的不到15％。这种结果就算称不上奇迹，也是很令人吃惊的。

然而1937年，政府继续追求预算平衡的承诺使经济又一次陷入了严重衰退，并长达一年之久。罗斯福政府重启赤字支出政策，推行新政。二战爆发后，为了帮助美国经济驱散大萧条的阴霾，实现持续性复苏，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

凯恩斯成为了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家。他的主张不仅成为了应对危机的方法，也成为了对付各种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的工具。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受到了批判，但是在20世纪90　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经济举步维艰之时，日本政府再次起用了他的思想。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日本政府提出了10个以上的不同刺激计划，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努力使日本的赤字创下了记录，结果却喜忧参半，即上马了大量改善基础设施的项目，针对农村的许多支出也造成很多浪费并且作用不大。经济学家们继续着让人厌烦的争论，讨论政策是否有用。很多人相信这些政策的失败不是因为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出错，而是因为具体项目的选择失当。另一些人则坚称是因为政府支出不够，或者退出太早。

但是这种财政刺激只是政策制定者所运用的若干方法中的一种。除了刺激需求的直接支出，财政政策还包括税收减免和返还。理论上讲，这将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收入从而鼓励他们的支出。但这并非是20世纪30年代的财政策略：胡佛曾经加税，罗斯福也是如此，大部分税收负担落在了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身上。但是在战后，各种税收减免和授信已经成为衰退和危机时期财政政策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日本就将税收减免作为危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财政政策还有第三种形式，即所谓的转移支付。政府向特定的低收入群体（穷人和失业者），或者经济困难的州和地方政府转移财政收入。转移支付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成为了财政政策的支柱，很多“新政”项目对这些人群来说如救命稻草。和减税一样，这些举措也是抵御经济危机和衰退的常规性措施。转移支付有很多形式，比如失业金，食物券或者就业培训基金等。

从最近这次危机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对这三项传统财政政策的极大的信任和倚重。在2008年1月，立法者打响了救援行动的第一枪，批准了一项针对企业和个人的高达152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但这与2008年的《经济刺激法案》（Economic　Stimulus　Act）及2009年的《复苏和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相比又逊色不少。后两者总预算高达7870亿美元，并与财政政策的每一个目标相配合。政府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不菲，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上的投资高达1400亿美元，在渔业、防洪系统等其他项目上的支出总和也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立法机构批准了大量税收减免和转移支付资金。事实上，税收减免占用的资金最多，家庭部门因此得到了大约价值2370亿美元的好处。有些政策是面向全体公民的，人人都可以申请，而另一些政策例如首次购房税收减免和购买新型节能汽车的税收减免（旧车换现金计划），则是针对特定群体的。最后，政府将数十亿美元直接投向了失业者、老年人及其他弱势人群，同时也将更多的金钱支付给了州和地方政府。

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始于2008年秋季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European　Economic　Recovery　Plan）为各种工程项目提供资金约2000亿欧元，同时各国又单独出台了自己的小计划。起初日本也设计了一套规模巨大的刺激计划，但由于政治原因，最终实行了相对温和的减税和支出政策。中国的政策则更具扩张性，金额共达58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向了公共工程，包括铁路，公路，水库和机场，一部分还被用于四川地震灾区。而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虽然支出规模较小，但也都实行了刺激政策。

这些财政干预措施确实有效地阻止了经济衰退，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谨慎为之。首先，财政政策不是免费的午餐。如果政府增加了支出并实行减税，那么税收收入会随之下降，预算赤字就会高涨。政府将被迫发行更多的债券，而这最终是要偿还的。如果政府还不起这些债务，并且赤字规模逐年上升，那么就必须提高利率诱使投资者买更多的债券。最终过高的债券收益率将使其他投资如抵押借款、消费信贷、企业债券和汽车贷款的利率上升，从而抬高了借贷成本，这将减少那些依赖债务融资的企业资本支出和家庭消费支出。

飙升的公共债务最终会束缚政府的手脚。随着公众对违约风险担忧的增加，利率可能会上升。在这一点上，政府的选择余地有限。只要公债发行以本国货币计价，政府就倾向于一种　“注水”的办法，通过印钞来偿付赤字，这就是所谓的“货币化”赤字。一般而言，购买债券与通货膨胀没有太大的关联性，除此之外这种机制和量化宽松政策完全相同，这样做都是为了消除债务。不过，当货币追逐商品时，物价就会被推高，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