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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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建立广播电台。1922年初，英国下院批准设立英国广播公司，简称BBC；法国在1921年由邮电部经手建立第一座广播电台，1922年成立国家广播电台；1922年5月，苏联的莫斯科无线电台开始试播，11月7日改名为共产党国际广播电台，正式播音；1924年3月25日日本出现第一家私营的东京广播电台，1925年，三家电台合并成立日本广播协会（又译为日本放送协会），简称NHK。
1923年初，美国记者奥斯汀利用华商资本在上海外滩开设“中国无线电公司”，呼号为ECO，1月24日正式播音，播送音乐和新闻，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1928年8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开办的“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日，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为XNCR，发射功率约300瓦，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第一个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
三、电视：以无线电波（或导线）所传送的声音和图像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媒体
电视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同样经历了几代科学家不屈不挠的努力。1873年，英国工程师约瑟夫·梅发现了硒的光电效应。他当时无法预计这个发现有什么意义，但电视的发明正是建立在硒和硒的光电效应的科学基础上的。1884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尼普柯运用硒的光电效应发明了电视扫描盘，即电视机荧光屏的雏形。
20世纪20年代，各国科学家从各个方面对电视技术进行攻关突破。1926年，英国科学家贝尔德综合各项技术，完成了电视画面的完整组合及播送，于1月26日在伦敦作公开示范表演。1928年，贝尔德将电视画面由伦敦发射到格拉斯和纽约，证明电视画面可以由无线电波作远距离的传送和接收。1930年，英国广播公司和贝尔德合作，试验成功了有声的电视图像及其传送。
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亚历山大宫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电视发射台，定期播出电视节目。此后，许多国家相继开展电视的实验播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电视的研究、发展暂时中断。
二战结束后，电视业迅速发展，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彩色电视的崛起震动了世界。
美国无线电公司于1940年首先试制成功彩色电视，经过改进，于1946年宣布“点描法彩色电视技术标准”，1953年美国政府宣布采用此标准，通称NTSC制。1954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首先正式播送彩色电视节目。到1966年，美国彩色电视机已超过一千万台。
此后，世界各国的电视业以空前速度、规模发展。前苏联于1939年开始电视实验性播出，1950年恢复电视节目播出，1967年正式播放彩电节目；日本的电视事业始于1953年，1960年播出彩色电视节目；法国于1938年开办电视节目，1967年播出彩色电视节目；德国于1935年开始播放电视节目，1967年开办彩色电视节目。
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彩电制式有三种，即美国的NTSC制，德国的PAL制，法国的SECAM制。采用NTSC制的，除美国外，还有加拿大、日本、菲律宾、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等；采用PAL制的，除德国外，还有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丹麦、西班牙、瑞典、巴西、中国的香港地区等；采用SECAM制的，除法国外，还有独联体各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伊朗、伊拉克等。
中国在1958年5月1日成立北京电视台，不久改名为中央电视台，正式开始播出电视节目。1973年开办彩色电视节目。
报纸、广播、电视的诞生虽则经历数代人坚忍不拔的努力，但也并无神秘之处。它们随着生产力，尤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能提供什么样的物质手段，人类就根据新闻所具有的特点来运用这些手段。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从印刷文字到声音再到声画合一，传媒朝着更迅速、更广泛、更逼真的方向发展着。更快、更广、更真，这是新闻的品格，也是传媒发展的最基本要求。
四、新媒体：以互联网为依据的融合媒体
互联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于90年代，兴旺于新世纪。以互联网为平台，一批新媒体如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流媒体等等终端接收器陆续问世。互联网以及新媒体以其不同于上述三大传统媒体的种种特征和优越性迅猛发展，具有人类传播史上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将在第五章详述。
第四节 近代汉字报纸产生的特殊性
几十年来，在探讨报纸起源时，有不少人提出：中国的报纸起源于古代社会的“邸报”，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得对邸报考察一下。
一、邸报的称呼和内容
邸报，在古代各种有关记载中有不同称呼。有的以发布机关或发布地点来称呼，称邸报为“邸抄”、“朝报”、“进奏院状报”等等，意为来自邸或进奏院或来自内阁、朝廷的报告。有的以它的形状称呼，把邸报称为“条报”、“条陈”、“除目”、“报状”、“状”，意为一条一条的呈报。到明末以后，才在汇集这类报告的小册子封面上加上“京报”两字，作为统一的称呼。现存的清朝京报，长29厘米、宽13厘米，一般每期40页，黄封面，木板印刷。有的书中说邸报始于汉，但迄今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也无实物佐证。现在有明确记载的邸报起自唐朝开元后期（公元740年前后一段时期）。唐朝的邸吏，由各地藩镇自己委派，不需要经过朝廷批准，邸吏只对各地方官负责。邸报并不由朝廷统一发布，而由邸吏自己选择，只拣与各地方长官有关的、需引起地方长官注意的材料送报。这样送往各镇的邸报内容并不相同。邸报也没有固定的发布日期，有则报之，无则不报，多则多报，少则少报。到宋朝以后，情况有了改变。邸吏，宋时改称进奏官，改由中央统一委派，当时的邸报“每日门下后省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9】。宋以后，邸报的阅读范围扩大，州、县一级官吏皆可阅读，同一内容的邸报要大量复制，手抄不能应付，开始出现印刷邸报。明朝后期，由政府准许的报房统一印刷京报，其材料来源是宫廷发布的皇帝谕旨、大臣奏疏以及各省驻京办事处转呈的各地奏折。明清两朝，京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可零售，也可长期订阅，而且基本上日出一份。报房不是官方机构，政府对京报内容不负责任（如捏造谕旨、奏折，按律问罪），因此，京报不是政府的正式文件。
邸报的内容，历朝稍有不同，但基本内容是：皇帝的圣谕；朝廷公布的法令；大臣的奏折。现有史可查，邸报基本上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和言论。正是在这一点上，邸报和近代报纸有根本区别，或者可以说：邸报不是报（纸）。近代报是以自己采集并向社会发布新闻为职业的。而邸报仅仅转抄政府所发布的材料，报房也仅仅是印刷工场，相当于现代的印刷厂。因此，不能把邸吏和现代的新闻记者并论，因为他们并不采访新闻；报房也不能比作现代的报社，因为它没有编辑部。
二、邸报的作用和读者对象
邸报虽然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但邸报在客观上起了沟通信息的作用，阅邸报者从邸报的各类内容中获取各种必要信息。皇帝的圣谕一般包括重要官员的升黜、任免、褒贬，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指示，阅读者可从中了解官场的变迁、宫廷的动态。大臣的奏折一般是就全国重大问题向皇帝提出建议、要求，在奏折中报告有关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阅读者可从中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情况。各地方的奏折一般报告本地方的情况，向朝廷提出要求，阅读者可从中了解各地情况。阅读者了解这些情况，特别是了解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情况，绝不是为了向皇帝表忠心、守臣纲、颂皇恩之用，而是为了及时采取对策。这可以从古典小说、文献中得到佐证。《红楼梦》第四回写薛蟠为霸占英莲打死张三，通过贾政等人活动，薛蟠得以逍遥法外，到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阅邸报老舅自担惊”，写到贾政任江西粮道衙门主管：
一日，在公馆闲座，见桌上堆着一堆字纸。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为报明事，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惊道：“了不得！已经提本了！”随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殴伤张三身死，串嘱尸证捏供误杀一案”。贾政一拍桌道：“完了！”
刑部的奏本说，薛蟠不像县里所判的是过失误杀，而是故意杀人，要将薛蟠收监抵命。但邸报上所刊刑部的奏本写到“承审不实之府州县，应请……”就没有了，贾政翻遍所有邸报，都不见下文。贾政惊慌得很，因为薛蟠不仅是贾政的外甥，而且主要由于薛打死人后，“贾政因薛姨妈之托，曾托过知县；若请旨革审起来，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到了后来，贾政实在放心不下，“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么挂碍，在外头信息不早，难以打点，故回到本任所来便打发家人进京打听”。很清楚，贾政作为一名地方官阅读邸报，从中获得必要的信息，一旦涉及自己的切身利害，就采取应急措施——摸清情况、通路子。
《金瓶梅》有一段故事同《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十七回写到，兵科给事中宇文虚参奏蔡京、杨戬等人媚外祸国，罪当问斩。宋征宗震怒，除蔡京留任，余皆革职问罪。杨戬是西门庆的亲戚，听到风声，由其女婿陈经济护送，把几箱金银细软转移到西门庆家。西门庆一看，吓慌了。
西门庆叫了吴主管来，与他五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承行房里，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邸报来看。
抄一份邸报花五两银子，西门庆为了获取信息，真是不惜工本，因为这桩案件涉及他的身家性命。
《红楼梦》、《金瓶梅》是小说，不一定实有其事。但在两位作者的心目中，他们把邸报看作官吏获取信息的工具。正因为邸报中“升沉得丧，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畔援歆羡，种种毕具”【10】，可以获得许多重要信息。宋以后，邸报逐渐为官吏们每天必读的功课。
阅读者把邸报看作获取信息的工具，那么封建王朝的最高当局为什么准许发行邸报或容许邸报的存在呢？是不是单纯为了向臣民灌输忠君思想、宣传封建纲常、对劳动人民实行阶级压迫的需要？这应该作具体分析。
毫无疑问，封建王朝的最高当局通过在邸报上发布许多任免奖罚官吏的圣旨来“勉天下之为吏者”，恩威并施，驱使各级官吏为君主效忠；通过邸报上刊登的歌颂皇恩浩荡的大臣奏折，宣传君臣之道；通过邸报发布各种法令，使全国悉从君令；通过邸报来选登一些对封建王朝有利的材料，封锁一些消息。这就是邸报所起的宣传作用。这一点在宋朝表现得极为明显。宋改唐制，把邸报的编纂权、发布权收归中央，其目的是“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11】。“听一”就是听从皇帝一人。巩固君权，维护封建纲常，这是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所必需的。
封建王朝作为庞大的国家机器，要使它协调一致地运转起来，这不但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而且还得提供一定的情况。光有思想，没有情况，各级官吏无法开展工作。这就使邸报多多少少总得透露有关信息。明末农民起义，尽管皇帝一再命令缓发、扣发有关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消息，但崇祯皇帝既然要各地协力剿匪，要各地勤王、不透露一些真实情况叫谁来卖命？像罗汝才部农民军在1634年从湖北攻入四川这种消息，对封建王朝显然不利，但不得不刊登。
因此，封建王朝最高当局准许发行邸报的意图，除了宣传忠君、封建纲常之外，还有通信息一项。但是宣传也好，通信息也好，都是为了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维护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制。邸报和被统治阶级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最大的发行范围仅仅是官吏以及“官吏预备队”——读书人，被统治阶级的主体农民以及手工业者基本上不识字、不要看，也看不到。
到近代中文报纸问世以后，邸报沟通信息的作用日益缩小。清朝晚期《京报》上的部分内容已为报纸上的新闻所取代，部分被报纸（像《申报》、《万国公报》、《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