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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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超越战争双方的立场和价值估量，又与他对“现代政治”的不信任紧密相关。他将自辛亥革命以后３０余年间的政治归结为“权力争夺”，一种“简化人头脑的催眠”。源于“权力争夺”的战争正是金钱异化人性，导致理性丧失的必然结果。因为“武力与武器能统治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的进取心”。②因此，他将重造民族生机的责任寄托在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国内任何政治党派与集团——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政治派别如“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
所谓“第三种”政治势力，是国共两党外其它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士，超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之外，企图走第三条道路”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力量。在对国共两党政治不信任这一点上，沈从文与“第三种”力量属同一思潮。但沈从文反对以派别反派别，不愿参加任何形式的派别与集团活动。因此，有人称他为“第四条道路”的鼓吹者。
抗战胜利后，原先与沈从文一同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萧乾也回到了北平。全面内战爆发后，萧乾参加了“第三条道路”的活动，并四处奔走，与钱昌照等人积极筹办《新路》杂志。这天，萧乾来到沈从文住处，邀沈从文参加刊物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
看看眼前的名单，沈从文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份怀疑。
“我不参加。”他轻轻地却又断然决然地说。
黄乾只好作罢，告辞而去。此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与矛盾，终于淡化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与友谊。
政治上不与任何人结盟，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支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对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特殊包庇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挣脱集团拘束和人身依附，争取“生命”独立，构成沈从文２０岁后生活道路的主旋律，他的信念来自他特有的人生经验。
这种信念同时深植于他对乡土命运的观照。在这期间，特别影响到他对战争和中国命运问题思考的，恰恰是湘西地方命运的历史演变。
１９４A*辏苍拢虼游氖盏角子训睦葱牛有胖械弥四支被迫离开乡土的“筸军”（原先由陈渠珍统领的那支军队）的最终归宿：内战爆发后，这支经整编的“甲种师”部队，奉命驻防山东胶济线上。一个星期前，在莱芜战役中全数覆灭，师长也随之阵亡。
沈从文心里刮起了一场急风骤雨。他想起辛亥革命后３０余年间，上承清代屯防绿营兵的“筸军”兴衰败亡的历史。
缘于咸同年间组办筸军的渎武主义传统，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小军阀的战争中，湘西的年轻人大都寄身行伍，企图从军官上找出路。可是，这支地方军队与外界又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归宿。员参加过“靖国”、“护法”战役，战事一过即退回湘西。后来接手这支军队指挥权的陈渠珍，受“割据自保”心理的支配，满足于保地自雄，对内又沿守旧制，不思改革，终于导致苗民起义。在内外压力下，陈渠珍下野，队伍不得不交给国民党中央势力支配，离开乡土。抗战爆发后，先后参加过松沪之战、南昌保卫战、反攻宜昌、洞庭西岸荆沙争夺、南岸据点争夺、长沙会战。每次战役下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中级半死半伤。出于国家民族意识和湘西人的面子考虑，受伤的旅团长一出医院就返回湘西补充兵员。抗战胜利后，多数官兵以为和平来临，盼望不久即能改编退役。那位师长还想退役后去北平读几年书，然后与沈从文合作，写一本关于湘西地方历史的书。却不想内战终于不可避免，这支非蒋介石嫡系，八年抗战剩下的筸军残余，在一种极暧昧情形下，终于被时代的飓风连根拔去，迎来了自身的悲剧结局。
战争的灾难不仅降临到这支身遭覆灭的五千官兵身上，而且在更大范围内落到了湘西民众头上。８年抗战，湘西民众承担了这支军队的全部战争重负。眼前的一份死亡带给五千寡妇万人父母，许多家庭将由孤儿寡妇自作挣扎！
——沈从文悲从中来。他看到的是整个湘西地方的悲剧命运，从历史中发现了一种无从规避的必然归宿。就在得知这支筸军全数覆没消息的同时，沈从文收到了一个十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寄来的诗集。诗集中用了一些黑绿二色套印的木刻插图。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年龄不到２０岁的木刻作者，凑巧正是表哥黄玉书的长子黄永玉。沈从文为“命运偶然”吃惊，他由此想起有关黄玉书一生的遭遇，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与那支外出筸军命运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
３月２３日，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发表长篇纪实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文章以湘西历史变化为经，黄玉书一家的灾难遭遇为纬交织写出，从深处对湘西地方的历史命运作出了思考。
文章以极大的比重，叙述了筸军的历史演变过程后，追究了这支军队胶东一役全数覆灭的原因——既非战术上举措失当，也不是武器装备低劣，而是出于传染浸润在官兵中的厌战情绪。
从私人消息，方明白实由于早已厌倦这个大规模集团的自残自渎，因此厌战解体。专家们谈军略，谈军势，若明白这些青年人生命深处的苦闷，还如何正在作普遍广泛传染，尽管有各种习惯制度和小集团利害拘束到他们的行为，而且加上那个美式装备，但哪敌得过出自生命深处的·另·一·种·潜·力，和某种做人良心觉醒否定战争所具有的优势？
沈从文明确意识到战争的胜负，实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虽然贩亡的一方属于自己乡土那支军队，其中多有自己亲友、熟人，但他并未将历史的过错归于对方，是非界限是分明的。将其与《从现实学习》一文所持观点相比较，见出二者的差别。正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确立了沈从文笼统的反战立场；而在具象层次上，沈从文仍有着虽不曾明言，却不难辨识的是非倾向。因此，他看到这支乡土军队一方面虽厌倦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人心解体，另一方面，出于长期的习惯制席的拘束和对小集团利益的依附，一经陷入，终无法自拔。于是，悲剧就在这种情形下被铸定了。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因武力武器在手如何形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绪，情绪扩张，头脑即如何失去应有作用，因此给人同时也给本身带来苦难。想起整个国家近３０年来的苦难，也无不由此而起。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它地方青年的生与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和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台湾的打算。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早就是他预料中事。的过去由此，沈从文联想到黄玉书一家的苦难遭遇，正是在这一时代大悲剧下发生。由于长期形成的对武力集团的依附情绪，许多家乡年轻人便从行伍中讨出路。由这种观念形成的地方风气，一个教师在地方的地位及收入，较之一个连排长就远远不如。一些滞留于乡土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的压力，到末了也只能厕身行伍。学美术出身、生性厌恶当兵的黄玉书，因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排挤，也不得不到军队中厮混。１９４３年，沈从文从去印度受训路过昆明的沈岳荃口中得知，１９３７年与自己在长沙邂逅不久，黄玉书不愿在师部留守处做事，被调到沅水中游的青浪滩，作了一名纹船站站长。表嫂则在乌宿乡下村子里教小学。虽然生活还过得去，却因一生长处无从发挥，始终郁郁寡欢，已经在１９４３年的一场小小疾病中含怨去世了。
亲人赶来一面拭泪，一面把死者殓入个赊借得来的小小白棺木里，草草就地埋了。死者既已死去，生者于是依然照旧沉默寂寞生活下去。每月可能还得从正式微薄收入中扣出一点点钱填还亏空。在一个普通人不易设想的乡村小学教师职务上，过着平凡而简单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过因为它是千万乡村小学教师的共同命运，却不免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严。
在文章的结尾，沈从文写道：这只是一个传奇的起始，不是结束。然而下一章，将不是我用文字来这么写下去，却应当是一群生气勃勃具有做真正主人翁责任感少壮木刻家和其他艺术工作者，对于这个人民苦难的现实，能作各种真正的反映，而对于造成这种种苦难，最重要的是那些妄图倚仗外来武力，存心和人民为敌，使人民流血而发展成大规模无休止的内战（又终于应合了老子所说的“自恃者威，自胜者绝”的规律），加以“耻辱”与“病态”的标志，用百集木刻，百集画册，来结束这个既残忍又愚蠢的时代，并刻绘出全国人民由于一种新的觉醒，去合力同功向知识进取，各种切实有用的专门知识，都各自得到合理的尊重，各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人人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为目标，促进现实一种更新时代的牧歌。“这是可能的吗？”“不，这是必然的！”
沈从文传……灵魂的迷乱
灵魂的迷乱
内战爆发后的两三年间，历史向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绝大题目：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基于无法回避的现实：两种力量、两种前途的生死较量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国正处于时代更替的前夜。
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暴风骤雨与战场上的暴风骤雨相呼应，历史遵循固有的逻辑，无情地为自己选择的胜利者开通道路。１９４８年，一场逐渐加强的风暴正降临到沈从文头上，他无从规避自己份定的命运。他的“游离”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超越具象的战争观照、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受到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与清算，正是势所必然。而且，这种批判正从具体观点的驳正演绎成目的性的追究。——沈从文的观点对外，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无法避免的没落命运”；于己，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冀望专制帝王的“特别垂青”。一幅幅沈从文的肖像画被描摹出来了：《鸿鸾禧》里的穆季、介于二丑与小丑之间的“三丑”、“清客文丐”……。
沈从文遭到批判的文章，除《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文学周刊〉编者言》，还有《芷江县的熊公馆》。《芷江县的熊公馆》是一篇回忆性的文字。１９４７年，是熊希龄病逝１０周年。１９４８年１月，《大公报》发表了以“纪念熊希龄逝世１０周年”为专栏标题的一组文字，《芷江县的熊公馆》是其中一篇。文章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以亲戚身份作客熊公馆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详尽地描述了熊公馆的形制、陈设，熊希龄参与维新变法及出任国民政府总理的史迹和人格——“实蕴蓄了儒墨各三分，加上四分民主维新思想，综合而成”，“见出人格的素朴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与深思”；熊希龄母亲的为人——“自奉极薄”，待下“忠厚宽和”，并以当年“极一时人间豪华富贵”映衬眼前的衰败冷落，从中感悟历史和人生。
这篇文章被指认为歌颂老爷太太们的德行，津津乐道地主阶级的剥削，“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而沈从文则是延续“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①到后，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他的全部文学活动被作了这样的描述：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袭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①在这期间，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折。１９４７年７月，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