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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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历史瓦砾堆里，依稀听到了封建王朝分崩离析的声响。
处处都在说明延长三百年的清王朝的覆灭，虽只有十多年，粘附这个王朝而产生的一切，全部已报废，失去了意义。
……北京在变化中，正把附属于近八百年建都积累的一切，在加速处理过程中。①旧的已成废品。然而，新的又在哪里？
历届军阀政府，在自己到北京后的三五年间，凭借手中武力，一个接一个粉墨登场，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双十节在新华门前张灯结采，让市民入总统府观光。这“第一公仆”有时还走出门外，假惺惺地和观光者点头、谈话，表示民主国家元首风度。曹锟、吴佩孚出门，则净街断绝行人，车过处必抛洒黄土。张作霖外出时，士兵用枪对着沿街人家窗口，作预备放姿势……。各种把戏玩过，终不免倒台，失败后带一群姨太太、保镖、马弁往租界一躲，万事大吉。支撑这些“大帅”统治、代表“民意”的是国会８００议员。这些人在社会上被讥讽为“猪仔”，他们倒自认为“罗汉”，各以不同军阀派系作靠山。议会开会时，常常大打出手，将墨盒作法宝，相互飞来掷去。扭打成伤后，先上医院再上法院。大军阀与外面小军阀乃至土匪搭伙，膨胀势力；执政武夫与国会文人打亲家，稳定与扩大局面。高级官员追求的，只是逛窑子、上馆子、听乐子、讨几个女戏子、找一个好厨子，来它个“五子登科”。统治者从上到下只知有己，对人民作威作福。北京市面的繁荣全靠大帅、少帅、８００国会议员支撑。前门大栅栏几个最大铺子，经常出入的只有三种顾客：大官和姨太太，办军需的，妓女。北京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妓院，生意兴隆，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应酬，挥金如土。可是，政府许多机关职员，却积年不发薪水，全靠典押公产应付；各大学多年无人过问，听其自生自灭。于是，管市政的卖城墙，管庙坛的买柏树，管宫殿的因偷窃过多，担心难于搪塞，索性一把火将大殿烧掉，来它个死无对证。教育部长将京师图书馆善本书抵押给银行，用来给部员发薪水。住西苑的大兵，也上行下效，撬起圆明园附近路面大麻石，卖给周围学校、人家造墙起房子。然而，北京各公众场所，就连极不起眼的小饭馆里，都写上了“莫谈国事”四个大字；辛亥革命过去十多年了，街上许多行人的头上，仍旧高高地盘着辫子……这一切，似乎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这个社会必须重造，凡事需重新安排！
沈从文牢记着在保靖时从新报刊上获得的“文学革命”的印象。他认定，要重造社会，必须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通过文学作品，在国民中注入新的理想和热情。可是，眼下自己连标点符号还不会使用！一切得从头学起，在忍苦耐劳中慢慢求得进展。他坚信注重目前努力对自己、对国家将来的意义。然而，这种独居会馆，去图书馆自行摸索的自学方式，给沈从文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他需要有人来听他倾诉自己的人生经验，也渴望从别人身上获得一些启发。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后，他的一位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的表弟黄村生来看他，担心他独住会馆，时间长了，于学习、身心两不利，继续下去不是办法。于是特意替他在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一个公寓里，找了一个房间，并介绍了一些朋友。
新的住处是由原先一个贮煤间略加改造而成的。房间很小，仅可安膝容身，地面潮湿，临时在墙上开了一个窗口，窗口上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房内搁上一张小小写字桌，装一扇旧门。沈从文坦然泰然地搬来住下了，还特地为这个房间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窄而霉小斋”。
这次搬迁对沈从文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他居住的银闸胡同公寓，是以北京大学红楼为中心，附近几十个大小公寓之一。在这些公寓里，住满了全国各地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这时，正值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北京大学向一切人开放。虽然，北京其他大学也有旁听生，却都有一定名额限制，唯独北京大学对不注册的旁听生，毫无限制。因此，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几倍。他们之中，有等下年再考的，有本科毕业准备再换系学习的，有等相熟同学毕业一道去就业的。虽然，这些人龙蛇不一，成分复杂，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打扮得油头粉脸，一如文明戏中拆白党小生，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逛戏院、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沈从文的湘西同乡中，就有读书数年，回去后只会唱《定军山》的；也有刻意仿效西洋人作派的，西装笔挺，双手插在胸前，仿拜伦、雪莱样子，作多愁善感、忧国忧民状，其实腹中空空。有一个南方人张仪端，风度翩翩，随时夹几本烫金外文书，其实并不看。跟一个瞎子学弹三弦，学了三年，还没学会定位。瞎子气极，将三弦摔在地上说：“我教了２０多年，还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学生！”也有急功近利，寄望过高，最终不免失望，住不多久便折身回家的。但是，另一方面，“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青年学生中已发生明显作用，扩大了他们对社会重造的幻想和信心。在他们中间，正聚集起一支新的生力。英文系的陈炜谟、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都是学生中著名的高材生。沈从文先后结识的朋友，除陈炜谟，还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赵其文、陈翔鹤等人。因缘时会，沈从文也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他领过国文讲义，听过日语课，也间或去听历史和哲学。此外，蔡元培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选聘教师不拘一格，只以能力学识为标准。梁漱溟当年参加入学考试，未被录取，不久却被聘为哲学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师培可以同时在北大任教，连著名保皇党人辜鸿铭也被邀请讲学。蔡元培倡导的“门户开放”和“学术自由”，酝酿成一种巨大社会动力，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的意义，决不亚于黄埔军官学校之于中国现代军事史、战争史。
沈从文后来这样回忆辜鸿铭来北京大学讲学时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①
尽管有了听课的自由和权利，沈从文仍想成为正式学生，获得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一年的秋天，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可是，考试时却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预先所缴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退回。从这时起，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于是，他一面时断时续地在北大听课，一面在公寓那间“窄而霉小斋”里，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文章写成后，就壮起胆子分别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寄去。然而，这些文章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后来他听说，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里扔去。虽然文章无发表机会，沈从文却没有气馁。这个“乡下人”，虽温良柔弱在外，却顽强倔强于内。他确信别人能办到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就办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学之园的路上，根底极差；又毫无派系可供自己攀援，应分比别人要多受些磨难。今天没有希望，只要明天还可望办到，自己就没有中途罢手的理由。
我依了《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新开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瘦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我还相信人类热忱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粘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我要从外面给社会的影响，或从内里本身的学习进步，证实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可能。①
沈从文传……窘困与“独立”
窘困与“独立”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艺会讲里，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在这次著名演讲里，他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②
鲁迅所说的危机，其时正降临到沈从文身上。
在沈从文寻求知识、实现理想的路上，远不只是“入学无门、旁听有份”那样简单轻松，他付出的是比这沉重得多的代价。他是为着生命的独立，争取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而来北京的。可是，他的双脚一跨入北京，就立即面临经济来源断绝的巨大威胁。还在他来北京的路上，车过武汉时，从保靖军需处支取的２７块钱就已花光。亏得在车上遇见一位陆军部的小科长，攀谈中对方得知沈从文原为行伍中人，刚刚脱出军籍。大约是出于同类相怜，借给他１０块钱作路费（当然是不作沈从文归还打算的）。当他和姐夫田真一第一次见面后，摸摸身边，只剩下七块六毛钱。他竟大着胆子在北京住下来了。也许，最初他还寄望于陈渠珍提供资助，这希望到后却成了泡影。或者陈渠珍原先的承诺不过口头说说而已，或者是沈从文离开保靖后不久，陈渠珍自己就陷入了政治、财政方面的困境。其时，沈从文的大舅正在北京香山，帮助熊希龄筹划香山慈幼院的建设，但也没有能力给沈从文提供长期援助。最初两年半，沈从文就是在这种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无望无助情形中度过的。冬天零下十多度的严寒，无论是在酉西会馆，还是在银闸胡同公寓，住处都没有火炉。一身单衣、两条棉被，就是沈从文的全部过冬之物。吃饭更成问题，常常在有一顿无一顿情形中，支持着最初阶段的学习。
从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一个令人无法想像的奇迹！在这种情形下，坚持十天半月虽然也不容易，尚不难想像。可是，这种日子前后竟持续了两年半！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１９８１年，当我在北京向沈从文问及这段往事时，就立即提出了疑问。他回答说：“第一是靠朋友的帮助。当时住北大附近公寓的相熟同学间，几乎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相互接济是常事。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对我很关心，我常和他们一起在沙滩附近小饭馆里同座共食；燕京大学也有熟人。董景天（即董秋斯）是我在那里最先认识的朋友。他是姐夫田真一中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共产党员，解放后当过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由于他的介绍，我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庭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当时，董景天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按惯例兼任校长室秘书。我去燕大时，晚上就睡在他独住的小楼地板上。他曾当掉自己的西装，特地为我买了一双新鞋；在北京农业大学，因表弟黄村生关系，认识了３０来个湖南同乡。表弟住处，两个房间共１６个床位，只住八人，他们联合自办伙食。每人每月可得２５元公费，农场自己栽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