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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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出常德、桃源，进抵长沙。只是作首脑的割地自保情绪太重，战事一过，就又退守湘西。”
“凤凰开设军事学校那年，我上了高小。本地人都觉得学军事较有出息，一个与军官团陈姓教官作邻居的，要求这教官饭后课余也教教孩子，于是就办起了预备兵技术班。开张不过半个月，就招集了１００多人。我看见那些受过训练的同学，精神显得比别人强悍。他们告诉我，参加技术班的人，两个月考选一次，考取了可以补上名额当兵，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决定去问问母亲，看她是不是允许。”
“以沈家在凤凰的地位，您那时是一个少爷。家里能同意你参加吗？”
“在我们那地方，当兵不算耻辱，凤凰上层阶级大多是行伍出身。文人方面，人们记得的，好久才出了个翰林熊希龄，四个进士，四个拔贡。至于武人，不算咸同年间所出四个提督军门，单是后来保定军官团出身的，就有一大堆。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担任蔡锷参谋长的朱湘溪，也是凤凰人。因此，本地人多以当兵是年轻人唯一出路。这时，父亲谋刺袁世凯的事，风声也不那么紧了。辗转从熟人处得到消息，知道他在东北。哥哥受家里嘱托，已经一路给人画像，北上千里寻父。家里只有母亲操持，而我又不受管束，母亲正拿我没有办法。既然有机会考一份口粮，技术班里规矩又极严，觉得与其让我在外面撒野，不如让我进去受训练。因此听我一说，就立刻答应了。还特别为我缝制了一套灰布军服。”“在技术班里，难道如您母亲所期望的，您的野性被管束住了吗？”
“说来也怪，倒真是被管住了。这大概得力于那位陈姓教官在我心目中的威信。这个人作事极认真，仪表又威严，永远挺着胸脯走路。先就听说他翻杠子技术极好，得过全省锦标，又亲见他在天桥上竖蜻蜓，用手走四五个来回；在单杠上打４０多次大回环，似乎毫不费力。在我眼里，他简直是个新式徐良、黄天霸。我们既怕他，又心悦诚服归他管。“只是规矩太严了点，方法也有点死板。倒是另一处训练班更有趣些。
“那时，我所在的技术班，用的是新式训练法，那另一处，用的是传统的旧式训练法。主持旧式训练的，和我家是街坊，小孩子喊他滕四叔，同辈称他滕师傅。
“这两处的规矩截然不同。我在的一处，操练时姿势稍稍不合要求，教官当胸就是一拳；服装风纪略有疏忽，先就得吃一巴掌，还得罚立正半小时。跳木马时，一下子掼到地上，哼也不许哼一声；野外演习，喊一声卧倒，不管是水是泥，就得立即扑下去。这对于我们这些大不过１７，小的才１２岁的孩子，实在不大合适。滕四叔教的那个班，动作不合要领，就让退到一边，由师傅亲作示范，犯了错误也受处罚，可那种处罚却是让犯错误的人泅水过河一次，或其它类似有趣待遇。“教授的内容也不同。我们学跑步，一跑就是一点钟；练正步、齐步，一练就是老半天，十分单调。还学打靶、白刃战，最后是射击学、筑城学，得听种种艰深道理和不顺耳的陌生名词。我们的学习是枯燥呆板的，生命凝固而不流动，被另一处嘲笑为‘洋办法’。他们学的是翻筋斗，打盾牌，舞长矛，耍齐眉棍。单是盾牌就有藤编圆盾牌，皮制方盾牌，上面还描有各式好看的彩色花纹。武器有标枪、弓箭，花样多，形状也美丽悦目。他们学骑马射箭，学摆阵，全体排成方阵随金鼓声进退。练格斗时，可以单个练习，也可成对厮打，一人手持盾牌大刀，一人使关刀或长矛，一面格斗，一面喊‘杀！’他们的学习活泼有趣，学习与游戏无从分开。“这样一来，教官和学兵的关系也大不一样。我们尊敬、惧怕教官，在他面前紧张、拘束；他们爱自己的师傅，学兵和师傅在一处时，总是十分亲热。”
“那您为什么不去参加滕师傅的训练班呢？”
“家里不让我接近滕四叔。滕四叔是个怪人，一身奇才异能。不作任何准备，头略略一动，便可将身子向空中抛起，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来一个空心筋斗；极高的桅杆，眨眼间就可爬到桅尖；又会扎猛子，再深的水也可以一扎到底，老半天不必浮出换气；又会捉鱼，要吃鱼时，只要到河里打一转身，总不会空手而归，还会采药医伤，谁手脚受伤，他随手在路边采几样花草，嚼碎敷上，就可包好。……说来实在太多，他给我的印象简直是无所不能。
“性格也有趣。他不识字，一个粗人，身份又卑微，到老只是一个战兵。难得的是他对谁都和气，遇事比谁都讲公道，特别喜欢和小孩子玩在一处，样子既天真又妩媚。遇上‘额外’、‘守备’一类小官，总是垂手低眉，异常和气谦恭地喊一声‘总爷’。
“只是他不但教孩子在操场上演兵摆阵，还教他们用骰子摆阵赌博；既教他们打拳练习，还鼓励他们打架斗殴：‘狗肏的，没得OE庞茫艿憔ⅲ倮矗倮矗虼耍依锕婢卮蟮的孩子，都不准到他那边去。参加他那个训练班的，多是寒微人家子弟。由于同住一条街，我家里要点草药或遇到别的什么事，常免不了找他帮点小忙，却不许我和他泡在一起，大约是担心我限着他学下流。我呢，却常常瞒着家里，跑到他那里去玩。我后来在军队中遇到危险，一些自救救人的知识，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您在技术班的成绩如何？”
“很不错。我六岁时出疹子，差点死去，又得蛔虫病，体质弄得很弱。亏得技术班的训练，使我体质结实了好多，同时也磨炼了性格的坚韧。后来凡事不关心成败得失，始终能坚持下去，就得力于这种训练。我还先后参加过三次守兵缺额补充的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将学习的各种技术演习一次。单杠上挂腿翻上接十字背车，蹿一次木马，走一回天桥，拿一个人顶；指挥一个十人小队，下正步、跑步、跪下、卧倒种种口令。虽有许多军官在场，临事心里不免有点慌张，但动作还没有失误。三次缺额考试我都没有得到。第一次被一个叫田杰的人得去，他在班上作大队长，聪明能干，各样都来得，在同学中威信极高；大家都喊他作‘田大哥’；第二次考取的是一个姓舒的孩子，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虽各种技术不怎么出众，胆量却极大，从两丈多高的天桥上，翻筋斗落下，到地还稳稳站住；第三次是一个叫田棒槌的，撑竿跳会考全班第一。其余人虽然落选，倒也无话可说。我虽未考中，家里仍然十分高兴。一是进技术班后，我每天去军官团上操，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又懂了许多军中礼节；二是第一次考试还得过军部奖语，家里以为我已经上了正路。”
“那您当时一定是很得意的了？”
“是很得意。在技术班里，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陈继瑛，家住在离我家不过５０米。吃过晚饭，我和他就相约穿上灰布军服，有意挺起小小的胸脯子，气昂昂从街上走出城去。城门边有个卖牛肉的屠户，常常故意逗我们，拿腔拿调喊我们作‘排长’。还有一个守城老兵，一边对我们作鬼脸，一边阴阳怪气叫我们‘总爷’。我们照例不予理睬，自以为将来要作大事。陈继瑛一心想当团长，我只想进陆军大学，‘排长’、‘总爷’之类，我们还不放在眼里，父亲平时用甜甜的故事，给我讲祖父作将军赢得的那份荣光，平时不怎么在意，这时却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本来就不爱读书，皇帝又被赶下了金銮宝殿，心想当状元已毫无希望，当将军还有可能。一有了这种念头，我便俨然有了当将军的气概。得到军部奖语时，我就认定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当将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成天生活在作将军的想象里。”
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潜移默化，一种集体无意识，一遇机会，就会被诱发出来。据沈岳焕自己说，这种当官作大事意识的被清洗，是他在保靖读了许多书以后。然而，他后来的厌官从文，终不过是中国人那种“兼济天下”的心理模式换了一个方向而已。
“可惜好景不长。陈姓教官一人主持技术班，处理一切井井有条，成绩特别突出，被镇守使看中，调去当了卫队团的营副。如此一来，技术班无形中就解散了。这时是１９１７年４月，技术班前后存在了８个月。”
“您在自传里说，您是１９１７年８月入伍当兵的。从４月到８月，您在作什么？”
“还是一边上学，一边在外面野，可以说是旧态复萌。因为又失去了有效的管束。那年秋天，我已经小学毕业，报名进了初中。学校就在我家附近的道门口。班上已经分配了座位，可还没等到上课，我就跟军队下辰州了。”“那时，您父亲未归，哥哥已经北行，家里作主的只有您母亲。让您当兵的决定是母亲作的了？”
“是那样。当时母亲处境十分艰难。首先是家里破了产。最初，父亲随军驻守大沽口，家里值钱一点的‘宝贝’（珠宝之类）都带在身边。庚子大沽口一战，父亲狼狈逃出，这些‘宝贝’便全部丢失了。眼下，哥哥在热河赤峰找到了父亲，父亲却不肯回家。他在外避难五年，尽打“烂仗”。身边尽是作官的，他为人爱面子，一切应酬不肯落后，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１９１６年底，袁世凯死去，他才与家里通信。来信就是要家里典田还债。到后，家里一点田产便典光了。“真是祸不单行。１９１７年家里又死了我的二姐。二姐比我大两岁，人生得聪明、美丽，性子倔强，凡事不落人之后。得的是‘女儿痨’。得了病，仍改不了那份要强好胜脾气。她的死也就死在那份倔强性格上。二姐死的时候，母亲哭得晕死过去两回。母亲也是个要强的人，自我出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母亲伤心落泪。我也很伤心，记得埋葬二姐时，我还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土坎上。１７年后我第一次返回故乡时，那株山桃已长有两丈多高了。
“当时，我体会不到母亲的苦处。她让我出门当兵，一定是极难的决断——因为我那时才１４岁多一点。家中的败落，二姐的死，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母亲将世事看开了些。与其让我留在家里学下流，不如让我自己挣一份口粮，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一个家住城里的杨姓军官这时正带兵路过凤凰，母亲向他说及家中情况，那军官答应让我以补充兵名义，随军队同去辰州。如此一来，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这位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一个女人家，丈夫多年下落不明，全家靠自己一人操持。及至丈夫有了消息。还没等到他回家，家里已经破了产。大儿子耳聋眼瞎，难有多大指望。大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二女儿正当如花年龄，却不幸病逝。小儿子已过继给了叔父，小女儿刚刚五岁。原指望第二个儿子一改顽劣习性，终能为家中争气，却又偏偏“恶习”难改，不得不在他小小年纪，狠下心将他送出去经受磨难。她经历的原是旧家败落的痛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轮到沈家，还不过三世。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许多官宦世家的共同命运。鲁迅、老舍、巴金等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经历过类似的家庭悲剧。它带给这些旧家子弟始料不及的痛苦，却也使他们能够直面现实人生，并间接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３０年代的繁荣。
“母亲的决定，对您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些？”“毫无准备。那天正是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我拿了些纸钱、水酒、白肉，用一个小木盘托着，到河边奠祭河鬼。照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下水，河面异常清静。我烧了纸钱，浇掉了白酒，吃了那块熟肉，就脱了衣裤，一个人在河水里泡了足足两个小时。
“回家吃过晚饭，母亲要我换了一件长衫，穿上新鞋新袜，说是要我送她到一个亲戚家去。问‘去作什么？’只说‘去了就晓得了’。不一会，就知道去的是过去和我家作过邻居的杨家。他家有个女儿，名叫杨莲生，人称莲姑，年龄和我差不多，人生得很秀气。记得一次打大醮，她还装扮成观世音菩萨，让人抬起从街上走过，看起来美极了。还没许配人家，我平时常想到她家去，却又不敢去。
“杨家住在城中一个地势较高处，一路要爬２０多道高坎。穿着长衫新鞋，本就不大自然，这时好像又有了某种预感，心里忐忑不安，就觉得那２０多道坎子好高，比平时难走多了。到得杨家屋门口，瞧瞧自己一身打扮，我又起了疑心：‘莫不是看郎吧？”这样一想，就浑身不自在起来，赖着不肯进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