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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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传
内容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中长篇《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等。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精彩书评
他像上善若水中的“水”，永远向下，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黄永玉
引 子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似乎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童谣就一直这样唱着。
夜阑人静，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我常常不由自主地点数、估猜着那一颗颗可能属于自己的星星。并由己及人，从亲朋熟人，到伟大巨匠。末了，终不免迷茫，空留几分神秘，一丝惆怅。群星正依循着固有的道路，不停地划出自己的运行轨迹，然而，每一个星球个体，对此大约也是不自知的。这似乎也正与人相同。在这人世间，我们每个人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运行的轨道何在？似乎不到盖棺论定，是无从预先描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颗流星！它带着令人眩目的光辉掠过夜空，转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宇宙万物有成有毁，人也有生有死。古来多少人企求长生不老，白日飞升。术士炼丹，海舟访仙，却终不过是徒劳之举。生命的个体不能长存，它只能通过子嗣的分蘖，在种族延续的链条中获得“永生”。然而，这也不为人所独有。人为万物之灵，除分裂子嗣以延续生命外，还能通过精神文化产品，在自身肉体死灭之后，使生命获得长存。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在其创造性的产品中，刻下个体生命的鲜明印痕。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①这是沈从文思索生命意义时说过的话。迄今为止，沈从文已走过了８０余年的人生路程。人间有意，自然无情，勿庸讳言，他已经逼近了生命的终点。然而，他终于通过一生创造性的劳动，完成了生命的转移。当人们接触他所留下的精神文化产品时，便立即感到其中燃烧的生命热力。
我仰面凝望星空，试图寻找沈从文的位置时，突然想起幼时家乡父老所说的沈从文是“文曲星”的话来。那时，我自然不懂何谓“文曲星”，也不知道它在天空中的位置，朦胧中却感到一种神秘，留下了沈从文异于常人的印象。
大凡不平常的人物，都有超人的人格气质和与之相称的“奇相”、“异骨”，——以往的史书典籍、说部戏文，都曾反复地明喻暗示过。可是，当我终于有机会与沈从文见面时，结果却使我大失所望。——或许，史书典籍说的全是谎言；或许，沈从文压根儿就不是那种超凡的人物。他既无引起人“崇高”感的气质，其相貌实在也很平常，以至于我无从简明地说出他的形象特征来。记得美国人这样形容海明威：“海明威，这头老狮子！”单这一句，就使人立即感到了这位不同凡响的作家性格气质的魅力。隐喻人类某种性格气质的动物寓言实在不少了，狮子的威猛，雄鹰的矫健，狼的凶残，狐狸的狡诈，羊的孱弱……，但无论哪一种，移用到沈从文身上，似乎全不管用；或者如我们常见的以名人为对象的绘画雕塑，或是硕大无朋的前额，层叠的皱纹里深藏着永远猜不透的神秘；或是一双威严、深邃而又贼亮的眼睛，仿佛具有无坚不摧的穿透力，不刺得你缩小、变形，自觉渺小，决不肯放手；或是一张含着讥世微笑的嘴唇，两角上似乎挂着一整部人类哲学……。可是，这方法于我也不适用。沈从文的相貌没有一处可资夸张。我见过他２０岁时拍的一张照片，头发大约略略作过梳理，却终有一部分不肯伏贴，蓬蓬然向上竖立。眼睛微含忧郁，却清明黑亮，眉毛上扬，嘴唇微抿，仿佛蓄着“横竖要活下去”的坚韧，活脱一个湘西“小蛮子”的形象。可是，当我有幸见到沈从文时，他已近８０高龄，早就皤然一老翁了。白发疏朗而妥贴地伏在圆圆的头颅上，褐黄的眼珠敛去了年轻时的光泽，眼、耳、鼻、唇、额、颧、颔、颊，相互谦让地平和相处，决无西方人似的大起大落，综合成湘西老祖母行的宁静与平和，使人顿时失去与名人对面时本能地保有的那种戒备。我诧异于时间这个雕塑大师的任意与大胆，这后来的完成品与先前的雏形竟全然两样；我见过他所珍藏的他父母的照片，他的长相不像其父，也不类其母，我疑心更多地带有他嫡亲祖母的遗传（尽管连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位祖母）。——一位朋友故作神秘地告诉我，这是男人女相，为异相，主大福大贵。可是，沈从文一生充满坎坷，从来没有大福大贵过。然而，倘说人生的福贵不只是腰缠万贯、位列九卿一类身外物，那么，沈从文一生所得也实在很多。如果说作家是以文字征服世界，那么，对沈从文来说，前３０年的文学创作，后３０的文物研究结出的果实，已越来越多地赢得了中国与世界的读者，证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虽说社会衡量价值的标准变易不定，失去的可能还会重新获得，已经确认的也许还会失去。然而，作为一个无法回避与省略的历史存在，无论是毁是誉，沈从文都将如丹纳所说的那样，一代又一代地被“旧事重提”。——能够如此，也就够了。
——这也不过是我辈的多嘴。在沈从文自己，无论是身外报偿，还是身内所获，物质上的得失，还是精神上的毁誉，却从不以为意。
我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是在他的北京东城区小羊宜宾胡同５号的寓所，这是北京的四合院，东边厢房，仅有的一间居室约１２平方米，还兼作客厅，一张窄的木床，靠窗一张老式书桌，一个简易书架，一把藤椅，两张木椅。像他这样人家早应该有的一切现代生活用品，一样也没有。１９８０年，当他迁居到崇文门东大街３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大楼后，我再次去看他，发现他的卧室兼客厅里，添了一张长沙发，一台电风扇，一台收录机，一台彩色电视机。我笑着对他说：“沈先生，你也开始现代化了。”他指着沙发、电风扇、收录机说：“这些都是黄永玉换代后送我的。”沈夫人告诉我，香港一家书店给他出了一本书，事后说亏了本，稿费无法支出。还是居间介绍出这本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木兰，代为向香港方面索取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也就抵了那本书的稿费了。我疑心他有一大笔存款，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维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费、社交应酬和帮助别人外，都陆陆续续花在购买书籍和陶瓷文物上了。他家里曾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家里放不下了，便随手送人，送掉后又买。解放后索性一古脑儿全送了博物馆，不仅没有索取任何报酬，连一张收条也没留下。他指着墙角一个装咸蛋的青花瓷罐说：“这个东西现在在香港，可以卖上万美元。我买它时，可便宜了。”——以至１９６９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担心自己一去便不再回来，将自己的积蓄分给几个至亲子侄时，总额不过几百元。１９８２年，他开始陆续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沈从文文集》的稿费，他立即拿出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修建一栋图书楼。我曾劝过他：“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点。”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他一生厌憎为着一己私利聚敛财富的行为，对金钱支配一切的人生现象深恶痛绝。他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仿佛有意与金钱财富保持距离。然而，他也有因手头无钱而发窘的时候。且不说他年轻时为吃饭问题所作的种种挣扎，就在他不再为吃饭发愁以后，每逢某项社会公益活动需要他捐赠时，他常常因拿不出钱来而发愁、难过。最后，总是了解他的表侄黄永玉及时为他垫出。
也许，沈从文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出于中国知识分子重名不重利的传统心理，事实并非如此。１９７８年全国第４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地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在沈从文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之间，他既不承认二者联结的必然性，也不承认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禀赋，似乎全由人生的随机性决定。他常用“因缘时会”解释这历史的结果。
“这是因缘时会。”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的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他的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人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在对人性向善的追求方面，他逼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还有为个人荣誉常常要与人决斗的激烈举动，沈从文却更多属于东方人的宁静与平和。
他总是微笑着面对已成过去的历史，微笑着凝视这世界。然而，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其中，渗透着他禀赋里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这样说，也只是略去了许多中介环节的一种模糊化处理，他当然有忧愁、伤心、痛苦的时候。记得１９８０年，丁玲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也频与革命》的文章，未指名地批评沈从文当年歪曲她和胡也频投身革命的动机，指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这是丁玲被落实政策，从北大荒返回北京以后，从一个日本人手里得到一本沈从文３０年代著的《记丁玲》，因不满沈从文书中所持立场，有感而发的（此书问世４０余年后，丁玲第一次读到它），而与《记丁玲》具有同一倾向的《记胡也频》一书，丁玲是亲自过目了的。丁玲此举，还有没有更潜在的心理动因，恐怕将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了。此后不久，我去沈从文处，一见面，他便对我说，“请你给我复印我的两篇文章，一是《关于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踪》。”他说这话时，显得有点失去惯有的平静，激动里夹着一丝伤心。“我不是要和她争什么，只是想让问及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我给他送去两篇文章的复印件，他道了谢，接过复印件看了看，又随意放到书桌上，随后一言不发，两眼发愣，仿佛陷入对往事的回忆，眉宇间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郁。良久，才轻轻地吁一口气，喃喃自语：“唉，我们那位老朋友哇……”
后来，这件事再没有和我谈起过。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沈从文是一个弱者，还是一个智者？对此，我感到一种无法判断的困惑。他的淡薄名利，他的对人事的宽容，他的与世无争，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经》里的一段话：
上德若永，水善利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