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婚约-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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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九七年春天的时候，玛丽·维尔涅又怀孕了。跟她从前所有的老板一样，木器店的老板也因此把玛丽辞退了。
一九八年十月，班杰明在阿里格勒街租了一个小店面兼作坊，开始独立营业，晚上就把床垫一铺，睡在他白天制作的家具中。到了一九九年一月或二月的时候，玛丽·维尔涅跑到他店里来找他，问他有没有什么她可以做的工作。现在她终于解脱，回复自由之身了。
那个经纪人有天出门时，在自家门口被人暗杀了。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极可能是某个被他害得倾家荡产的人。班杰明当年四月跟她结婚，领认了她的四个孩子。班杰明后来每次提到玛丽·维尔涅，口气总是充满深情。这个玛丽也实在命薄，一生没有走过好运。他们是星期六结的婚，结果第二个星期三就因为急性盲肠炎被送到医院急诊，当天深夜在医院去世。我母亲在我十六岁时，同样也因为急性盲肠炎去世的。
至于我自己，在我遇见班杰明前，也从来没有走过什么好运。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在世上只剩下一个舅舅，虽然母亲跟她弟弟已经冷战了很多年了，可是我还是被托付给他。那时我应该升高二，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休学，到我舅舅、舅妈开在圣安德列街上的缝纫用品店打工。我住在庭院深处的一个小房间里，跟店铺遥遥相对。开头的几个月，除了到附近的面包店去买面包以外，我几乎足不出户，这个庭院就是我的小天地。可是命中注定的，就算想逃也逃不掉。一九九年春天，大概跟班杰明变成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同时，我认识了一个前来我们公寓修理楼梯的泥水匠。我十七岁，他二十岁。我向来就极端胆小羞涩，几乎是一种病态。他跟我完全相反，大胆开放，能言善道，可是又很温和可亲，使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跟另外一个人处得来。我不久后就对他完全撤防了。
他偷偷地溜到我房间里来跟我幽会，然后天明前离开。有两个晚上，我们到塞纳河边散步。还有一个星期天，他带我游览我仍然陌生的巴黎，我们去了香榭丽舍大道、河滨公园，还登上了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另外一个星期天，我们约好在圣米歇尔广场见面，结果他开着一辆借来的车，带我到布瓦西一带的乡下去玩。我们在一个叫菊西耶的小镇饭馆吃午饭，下午我们租了一条船，划到河中一个美丽的绿色小岛上去玩。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关系在那天就结束了，前后还不到两个月。当我们在那个岛上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他把我带回巴黎，从此我就没再见过他。
第42节 请你一定要为我保密
就在这种舒适安详的气氛中，一个七月的下午，西尔万从拉封登街给画廊里的玛蒂尔德送来了一封信。信出自达可斯医院的玛丽修女之手，宣告艾斯普兰萨去世的消息。他被葬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墓园里。他去世时既没亲戚，也没朋友，参加葬礼的除了神父和玛丽修女以外，只有他从前下士官的未亡人博非太太。医院交给博非太太一些艾斯普兰萨的遗物，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可是在他死前几天，艾斯普兰萨特别找出了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嘱咐要交给玛蒂尔德。照片上的艾斯普兰萨站在沙滩上，头发茂密，八字胡挺拔，神采飞扬。他要证明给玛蒂尔德看，他一点都没有夸大，他年轻时的确像他形容的那样英俊潇洒。
在等候玛蒂尔德时，西尔万双手插在口袋里，伸长脖子，很专心地观察着墙上的画。这些画的每一分每一寸他都熟得不能再熟，比玛蒂尔德自己还清楚。玛蒂尔德看完信和照片以后，对西尔万说，她今天不想回家吃晚饭，她想跟他一起去蒙帕那斯的一间餐厅吃饭，饭后要喝一杯喝下后令人醉醺醺的白兰姆酒。西尔万回答说他求之不得，因为他也非常想去喝一杯。他解释说看到她像个卖花女一样，把心爱的花都卖掉，特别是那幅丽春花，使他觉得非常心痛等等。
玛蒂尔德现在没心情去理会什么惋惜和怀念的感觉，她只觉得今天晚上，她可以好好地跟西尔万谈谈有关艺术方面的事。
爱罗蒂·高尔德
巴黎市孟加列街四十三号
七月七日星期三
小姐：
我本来以为写比说容易得多，想不到我起了三次头，结果都被我撕掉了。回忆讲述这件事使我非常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知道这些来龙去脉对你那么重要，而且更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跟你未婚夫的死亡有关。可是你再三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那天我们谈话时，我感觉得出你的悲伤之情，所以我觉得我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使你更加难过。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一定要为我保密，就像我自己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底，从来没对第三者说过一样。
当你拿那张照片给我看的时候，我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我绝没想到布盖会是五个双手被缚的死刑犯之一。我告诉你我不认识布盖的时候，并不完全在撒谎。战前，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我丈夫时常跟我提起这个人，因为他们周末一起在市场摆地摊，平分收入。可是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因为我丈夫总是叫他〃爱斯基摩〃。
为了让你对这件事有个全盘了解，我得先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讲给你听。我一开始时就请你为我保密，主要是因为这段历史维系着我五个孩子的幸福。
班杰明二十三岁服完兵役时，在圣安东尼区的一间高级细木器店找到工作。店里有一个叫玛丽·维尔涅的文书，年纪比班杰明大一点。日久生情，班杰明跟她相处了一阵以后，对她非常有好感，可是这是一段没有出路的感情，因为玛丽·维尔涅跟一个证券经纪人已经同居了四年多。那个人自己有家室，不知道是因为无法离婚还是不想离婚，反正他一直没离婚。玛丽跟他生了三个孩子，他也都没正式承认领养他们。班杰明认识她以后几个月，就是一九七年春天的时候，玛丽·维尔涅又怀孕了。跟她从前所有的老板一样，木器店的老板也因此把玛丽辞退了。
一九八年十月，班杰明在阿里格勒街租了一个小店面兼作坊，开始独立营业，晚上就把床垫一铺，睡在他白天制作的家具中。到了一九九年一月或二月的时候，玛丽·维尔涅跑到他店里来找他，问他有没有什么她可以做的工作。现在她终于解脱，回复自由之身了。
那个经纪人有天出门时，在自家门口被人暗杀了。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极可能是某个被他害得倾家荡产的人。班杰明当年四月跟她结婚，领认了她的四个孩子。班杰明后来每次提到玛丽·维尔涅，口气总是充满深情。这个玛丽也实在命薄，一生没有走过好运。他们是星期六结的婚，结果第二个星期三就因为急性盲肠炎被送到医院急诊，当天深夜在医院去世。我母亲在我十六岁时，同样也因为急性盲肠炎去世的。
至于我自己，在我遇见班杰明前，也从来没有走过什么好运。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在世上只剩下一个舅舅，虽然母亲跟她弟弟已经冷战了很多年了，可是我还是被托付给他。那时我应该升高二，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休学，到我舅舅、舅妈开在圣安德列街上的缝纫用品店打工。我住在庭院深处的一个小房间里，跟店铺遥遥相对。开头的几个月，除了到附近的面包店去买面包以外，我几乎足不出户，这个庭院就是我的小天地。可是命中注定的，就算想逃也逃不掉。一九九年春天，大概跟班杰明变成带着四个孩子的鳏夫同时，我认识了一个前来我们公寓修理楼梯的泥水匠。我十七岁，他二十岁。我向来就极端胆小羞涩，几乎是一种病态。他跟我完全相反，大胆开放，能言善道，可是又很温和可亲，使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跟另外一个人处得来。我不久后就对他完全撤防了。
他偷偷地溜到我房间里来跟我幽会，然后天明前离开。有两个晚上，我们到塞纳河边散步。还有一个星期天，他带我游览我仍然陌生的巴黎，我们去了香榭丽舍大道、河滨公园，还登上了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另外一个星期天，我们约好在圣米歇尔广场见面，结果他开着一辆借来的车，带我到布瓦西一带的乡下去玩。我们在一个叫菊西耶的小镇饭馆吃午饭，下午我们租了一条船，划到河中一个美丽的绿色小岛上去玩。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关系在那天就结束了，前后还不到两个月。当我们在那个岛上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他把我带回巴黎，从此我就没再见过他。
第43节 如果没有战争
我舅舅和舅妈对我平平淡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他们收容了我，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而他们是我惟一的亲戚，所以当我女儿爱莲娜出生以后，我决定离开他们家时，我想他们一定大大地松了口气。在圣安东尼医院给我接生的医生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包括食宿，工作是在照顾我自己的婴孩之外，帮班杰明·高尔德照顾他的四个孩子。在找到我当管家以前，他一直请他住在连城桥市的姐姐帮他看孩子。他姐姐叫做欧蒂，比他大六岁，是个决定终生不结婚的老小姐。她看了一阵孩子后，实在吃不消，所以班杰明不得不另想办法。那时，班杰明就住在现在孟加列街的这栋公寓楼里。他跟玛丽·维尔涅结婚后就租下了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饭厅、一间厨房、两个卧室和一间盥洗室。我跟孩子们睡在临街的大卧室里，班杰明睡在另外一间比较小的卧室里。
凡是认识我丈夫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个大好人。因为他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长大，难免有点儿沉默寡言。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在木工上的手艺非凡，没人能比。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他的确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当我开始做他管家时，他才不过二十五岁，可是看起来已经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举动稳重，不苟言笑，心中只牵挂着孩子。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对孩子的钟爱，可能来自他自己不能生育孩子的预感。我等下就解释给你听。
玛丽·维尔涅的四个孩子叫做菲德里克、玛婷、乔治和诺艾咪，那时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六岁。四个孩子都对他们爸爸亲得不得了，每天晚上他从阿里格勒街的店里回家时，是孩子一天中最欢乐的时光，每个人都异常兴奋。有时候他星期六或者哪天跟他朋友〃爱斯基摩〃去喝两杯，回来得比较晚。我如果要孩子们先去睡觉，他们一定大哭，非等着爸爸回来不可。班杰明对我孩子爱莲娜非常疼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莲娜还在摇篮里时，会说的第一个字，很自然的就是〃爸爸〃。其实，在他向我求婚以前，在我为他管家的六个月中，虽然我们睡在不同的卧房里，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就像任何一对夫妇一样：他每个星期把家用交给我；回来后把心里不愉快的事讲给我听；星期天跟我一起带孩子出去玩。帮他洗衣服的是我，为他准备早饭和午餐饭盒的也是我。我们是在一九一年十月结婚，婚后班杰明立刻认领了爱莲娜。他对自己这么快再婚有一点不好意思，而我一碰到人多的场合就手足无措，所以我们只请了他姐姐、我舅舅和舅妈去区公所参加婚礼。结果三个人没一个来，我们只好花了一点钱去街上拉两个人来作我们的证婚人。
我那时就知道，我们婚后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承认，我对班杰明没有那种对泥水匠的激情，可是我对他一往情深。我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一致，有五个可爱的孩子，生活无忧无虑，甚至有闲情一起计划去我们两人都没见过的海边度假。大部分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都梦想着别的事情，可是我跟她们不同。让我感到最踏实最安全的，是日复一日，每天过着习惯性、甚或单调无变化的生活。
现在我写信的时候，孩子们都早入梦乡了。今天是星期五，我从星期三就开始写这封信了。我讲了很多别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很明白，我在尽量拖延时间，避免讲到暴风雨那天你无论如何要知道的故事，可是现在事到临头，尽管我多么不自在也非讲不可。我要再次强调，虽然这个故事听起来令人不可思议，可是就像许多几近疯狂的事情一样，如果没有战争，那是不会发生的。战争把什么都摧毁了，摧毁了班杰明·高尔德，摧毁了〃爱斯基摩〃，摧毁了每个人的理性，摧毁了我自己。
班杰明是一九一四年八月被征召入伍的。我感到极端恐惧无助，知道他可能从此一去不回，所以当我接到他从军中寄回来的第一封信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在信上告诉我，他的好友〃爱斯基摩〃跟他同营。他一直对〃爱斯基摩〃有种特别的好感，这种好感他从来没有对任何其他朋友表示过。他尊敬〃爱斯基摩〃的可靠稳固性格，欣赏他的幽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