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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货币崛起-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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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把目光投向某些人的面孔,
却辨认不出任何人,
因为酷毒的火雨在纷纷落下,烧灼他们,
但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钱袋挂在脖颈,
每个钱袋都有某种颜色和某种花纹,
他们似乎都在把各自的钱袋一味地看个不停。
犹太人也不允许放贷收取利息,但在《旧约圣经·申命记》中有一个便利的回避条款:“借给外邦人可以获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换句话说,犹太人可以合法地放贷给基督徒,而不能放贷给犹太人,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遭到社会排斥。
1492年,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根据1497年的一项法令,犹太人不是被迫皈依基督教,就是逃往奥斯曼帝国去寻求避难。他们随后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奥斯曼港口与威尼斯建立了贸易关系。犹太人出现在威尼斯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509年,当时生活在梅斯特的犹太人为了逃离康布雷联盟战争而来到那里。最初,威尼斯市政府不愿意接受难民,但它很快就发现,这些犹太人是有效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来源,因为可以向他们征税以及借款。1516年,威尼斯当局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到一个指定区域内居住,这个区域位于一家老铸铁厂,这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犹太居民区。这些犹太人每天晚上以及在基督教节日时只能待在那里。那些在威尼斯居住有两个多星期的犹太人,要穿背部印有“O”的黄色衣服或者戴黄色(后来是大红)的帽子或头巾。居住仅限于许可的规定期限内,每5年要重续许可。1541年,威尼斯当局与一些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达成类似协议,这些犹太人被安排在另一块聚居区。到1590年,威尼斯大约有2 500名犹太人。犹太聚居区的建筑物有七层楼高,目的是为新来者提供住宿。
在整个16世纪,威尼斯犹太人的地位仍然是卑微的、脆弱的。1537年,当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威尼斯参议院下令扣押“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其他土耳其臣民”的财产。1570年至1573年之间的另一场战争导致所有犹太人被捕,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但后来战争结束以后,这些犹太人被释放,其资产被返还。为了避免这种经历再出现,犹太人请求威尼斯政府,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允许他们是自由的。幸运的是,他们的谈判代表丹尼尔·罗德里奥,一个具有西班牙血统的犹太商人,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谈判家。1589年,他成功地获得许可,所有的犹太人被准许获得威尼斯臣民的地位,允许他们从事地中海东部的贸易活动,并允许他们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然而,一些重要的限制依然存在。犹太人不准加入同业公会或从事零售贸易。此后对他们从事金融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而对他们的许可在公布18个月后被撤销。当时,犹太人作为公民要比威尼斯法院的夏洛克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例如,1623年,莱昂·沃尔特拉起诉安东尼奥·达拉·多纳,因为此前一名骑士曾向沃尔特拉借了某些物品并由多纳担保,然后这名骑士“消失”了。在1636~1637年,一桩涉及贿赂法官的丑闻牵涉到一些犹太人,犹太人似乎再次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夏洛克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并未完全脱离威尼斯的现实生活。事实上,莎士比亚的剧本相当准确地描绘出早期信贷的三个关键要点:在处于萌芽阶段的信贷市场,放贷人索取过高利率的权利;法院在解决金融争端时不诉诸暴力的重要性;人数较少的债权人在面对人数居多的充满敌意的债务人的强烈反击时,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当然,夏洛克最终失败了。虽然法院确认他有权坚持索取那一磅肉的权利,但法律禁止他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时流出一滴血(合约上只写了一磅肉,却没有答应给夏洛克任何一滴血)。而且,因为夏洛克是犹太人,法律规定如果造成货物损失和基督徒的死亡,就要用他的性命及财产来补偿。夏洛克只好答应,并遵依判决,改信基督教。故事中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除了夏洛克。
《威尼斯商人》就经济学以及反犹太主义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当债权人属于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时,为什么债务人总是不履行他们对债权人的还款承诺?为什么夏洛克们总是输掉官司?
放高利贷者,总是与他们“捕食”的对象—穷人形影相伴。他们活跃在东非一带,但是要了解原始资金贷款的运作,其实没有必要非去发展中国家。据英国贸易和工业部2007年的报告显示,在英国,约有16。5万家庭使用非法贷款,借款总额每年高达4 000万英镑,而偿还的金额是借款金额的3倍。一个放债人,不论其种族,为什么几乎总是不受欢迎?要想了解其中缘由,您需要做的就是去访问我的家乡—英国格拉斯哥,这座城市的东部一直是滋生高利贷的肥沃土壤。在格拉斯哥的谢特尔斯顿等地区,也就是我祖父母生活的地方,映入你眼帘的是被废弃的房屋的钢制百叶窗和上面有各种涂鸦的巴士收容所。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经济生活曾经围绕着博伊德炼铁厂工人的工资袋而运转,现在则围绕着打入失业者邮局账户的失业金而运转。谢特尔斯顿地区的男性预期寿命是64岁左右,与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相差不到13年,而这意味着这里的新生男婴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积蓄他的养老金。
格拉斯哥的这些贫困地区是高利贷理想的活动场所。在格拉斯哥希林登地区,20年来,杰拉尔德·劳是放高利贷的头号人物。他把佩斯利西大街商船上的酒吧作为办公室,尽管他本人是一个戒酒主义者,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那里工作。他的工作流程很简单。借款人把他们的福利册或邮政局现金卡交给杰拉尔德·劳,以换取贷款,而杰拉尔德·劳在他的贷款册上记录贷款条件。当贷款到期时,杰拉尔德·劳会迫不及待地收取他的利息,并将现金卡还回借款人。贷款册本身很粗糙,是一本随意编写的交易记录汇编,只记有贷款人的姓名和绰号以及交易规模,比如“贝尔德15”,“基波100”,“贝纳德特150”,“威卡夫1 210”。杰拉尔德·劳向他的客户收取的标准利息率令人惊讶—每周为25%。通常情况下,如果借款10英镑,一个星期后要偿还12。50英镑(本金加利息)。然而杰拉尔德·劳的客户往往不能按时还款—这其实不足为奇。该地区有些人一天只挣5。90英镑,因此他们借款更多。很快一些客户欠杰拉尔德·劳数百英镑,甚至上千英镑。他们陷入债务危机的速度并不让人吃惊,因为每周25%的利息一年按复利计算就是1 100 000%以上。
从长远来看,欧洲利息呈下降趋势。但为什么今天英国的一些人要为微不足道的小额贷款支付8位数的利息?这些贷款确实应该违约拖欠,除非你神经不正常。杰拉尔德·劳的一些客户实际上可以说是弱智低能。而杰拉尔德·劳那些心态正常的客户觉得,无论怎样被敲诈,背弃还贷承诺是不可取的。正如一家苏格兰报纸评论的那样:“他的受害者害怕拖欠贷款而毁了他们的名声。”目前尚不清楚杰拉尔德·劳是否在现实中诉诸暴力,在每一笔高利贷后面,是否就像夏洛克的故事所显示的,都潜伏着隐含的威胁。
人们往往谴责放高利贷者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杰拉尔德·劳为他的行为付出的代价是被判处10个月监禁。然而,我们必须设法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所作所为。首先,他能够抓住在谢特尔斯顿地区没有主流金融机构为失业群体提供信贷的机会。其次,杰拉尔德·劳必须是贪婪的或者说是无情的,因为他的那些小客户事实上很可能违约拖欠贷款不还。高利贷者所面对的最根本的困难就是,他的商业规模过小,因而利率不能太低,而高利率使得违约成为可能,只有使用恐吓手段才能确保贷款人继续还款。因此,高利贷者要学会如何放债,以克服这种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他们过于慷慨,他们将无利可图;如果他们过于铁石心肠,像杰拉尔德·劳那样,贷款人最终会报警。
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越来越大。
美第奇家族的崛起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债权人,特别是当债权人是外邦人时,有着先天的劣势—夏洛克并不是这类型的唯一放债人。14世纪早期,意大利金融一直掌控在佛罗伦萨的巴尔迪、佩鲁齐和阿奇艾乌奥利三大家族手中。由于他们的两个主要客户—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和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不愿偿还贷款,这三大家族的银行在14世纪40年代倒闭。如果这些说明了放债人潜在的劣势,那么美第奇家族的崛起则证明,放债人也拥有潜在的影响力。
也许,没有任何家族能像美第奇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留下如此深的时代印记。这个家族诞生了两位教皇(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两位法国王后(卡特琳娜、玛丽)、三位大公(佛罗伦萨大公、内穆尔大公和托斯卡纳大公)。恰当地说,正是马基雅维里这个最权威的政治权力理论家书写了他们的历史。美第奇家族赞助了从米开朗琪罗到伽利略的几乎所有艺术和科学天才。他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遗产仍然环绕在今天前往佛罗伦萨的游客周围。你可以看看卡法鸠罗别墅、圣马可修道院、圣罗伦佐教堂,还可以参观16世纪中期柯西莫·德·美第奇大公居住过的宏伟宫殿:从前的碧提宫、翻修的韦奇奥宫和带有庭院的新市政厅,一直延伸到阿尔诺河。但是,所有这一切辉煌的起源是什么?比如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要为这些杰作付钱,钱从哪里来?简单的答案是,美第奇家族是外汇交易商,是货币兑换同业公会成员。他们渐渐被称为“银行家”,就像威尼斯的犹太人一样,坐在街头桌子后面的长凳上开展业务。美第奇家族最初的“银行”(更好的描述应该是摊位)位于卡瓦尔康蒂宫殿附近,离佛罗伦萨的主要羊毛市场不远。
早在14世纪90年代之前,对美第奇家族的称呼可能更多的是“流氓”而非“银行家”:一个没有起色的小团伙,以低暴力事件而非高融资活动而著称。1343年到1360年,美第奇家族至少有5人因为资本罪而被刑事法院判处死刑。对于乔万尼·美第奇来说,让美第奇家族活动合法化是他的奋斗目标。他通过勤奋工作,节俭持家,精打细算,最后成功了。
1385年,乔万尼成为一家银行罗马支行的经理。这家银行是由他的亲戚、佛罗伦萨放贷人维埃里·美第奇经营的。在罗马,乔万尼以一个外汇交易员的身份而声名卓著。从诸多方面来看,教皇都是理想的客户,因为他提供了一定数量流入和流出梵蒂冈金库的不同货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多种铸币共存的时代,有些是黄金,有些是白银,有些是贱金属,这使长途贸易或纳税很复杂,需要把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乔万尼清楚地看到,更大的机会在佛罗伦萨。他在1397年返回佛罗伦萨。到1420年的时候,他把业务移交给他的长子科西莫,自己在威尼斯和罗马成立了银行分支机构,他还从两家佛罗伦萨羊毛工厂获取收益。后来他在日内瓦、比萨、伦敦和阿维尼翁增设了银行分支机构。
美第奇家族早期业务中特别重要的是商业汇票,这是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贸易融资手段。如果一位商人欠另一位商人债务—只有等到交易完成几个月后才能用现金支付,那么债权人可以给债务人出票,还可以使用该汇票作为支付手段,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以低于票面的价格从愿意充当中间人的银行套取现金。征收利息被视为高利贷而受到教会的谴责,然而没有人能够阻止精明的交易者从此类交易中获利。这是美第奇家族业务的本质。没有支票,说明只是口头上的,并记录在银行册子里。没有利息,储户被赋予自由裁量权(公司每年利润的一定比例),以补偿他们的资金所承担的风险。
乔万尼的“机密簿”①(libro segreto)让这个家族的崛起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心翼翼保存账簿的故事。按照现代标准,这里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虽然早在14世纪40年代,复式簿记方法在热那亚广泛使用,但美第奇家族并没有系统地使用这种方法。尽管如此,现代研究者对美第奇家族整洁有序的账目也有深刻的印象。档案还包含了一些早期美第奇家族的资产负债表,一边是记录准确的准备金和存款(作为负债),另一边则是贷款客户或商业票据(作为资产)。美第奇家族没有发明这些技术,但他们广泛应用这些技术,大大超过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技术在佛罗伦萨的应用。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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