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观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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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立刻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他们本着“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②并从法理的观点指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理性。《观察》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为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宪政治之途所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自己，而是以公理为尺度。在《观察》时期，有法学专业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斗志最为旺盛，如楼邦彦、韩德培等，对于政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处，他们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评。①
第五节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1）
1949年后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突然转变，多数人能够设身处地予以理解。对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后人不必责之过苛。但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这种转变是真诚的，还是被迫的？二、1949年以前，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三、屈服来自于理性的分析，还是天然的保护本能？四、信仰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感情和理性的选择为什么会产生偏差？等等。
《观察》1948年底被迫停刊，到1949年11月1日复刊，其间仅有10个月的时间，但这10个月，却是至关重要的，其间发生的重大变化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来了无穷的困惑。新时代的到来，使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得到暂时的慰藉，连年战乱，外敌的入侵，经济的崩溃，人民的苦痛，使他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但矛盾也在此时产生了。
1949年以前，多数受过欧美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于国共都有清醒的评价，所以难以相信1949年后他们的突然转变是真诚的。这里可能有一个“青年信仰”的问题。
“青年信仰”是指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念。一般说来，信仰的形成要受到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程度（包括传统教育和留学背景）等等的制约，从其年龄上看，当在二十五岁以前。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1957年后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和士气的消失，就是这个原因。也许有人会说，1949年前，同样存在着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后表现绝然不同？难道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会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青年信仰”冲垮？
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不管他们最后发出的声音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够左右统治者，但这声音毕竟能够发出，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还保留着起码的敬意。而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在整个社会中的独特地位。这种“边缘化”的最终形成，是统治者的强权造成的。至于知识分子自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另外一回事。许多知识分子确实在真诚地否定自己。
1966年自杀的翻译家傅雷也曾是《观察》的撰稿人。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无疑是自发的、真诚的，没有政治压力。在1957年前的傅雷家书中，虽然多数是谈艺术、谈人生的文字，但也偶有谈自己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内容。他主动给傅聪寄去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和一本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小册子，其态度的虔诚令人感动。他还动情地说：“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①
无法怀疑傅雷的这种感受。还有另一种错觉，傅雷对毛泽东1957年春天讲话的评价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傅雷认为“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然而就是这位令傅雷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号令，傅雷便在其中。
复刊后的《新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词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新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
文章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将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致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
第五节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2）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成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①
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第五章《观察》撰稿人的命运
第一节 关于“《观察》撰稿人”
“《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从《观察》创刊号上起，一直列在《观察》封面下的那一批人。对“《观察》撰稿人”，1947年初，《观察》出满第24期后，储安平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的文章，储安平谈到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时，对于“《观察》撰稿人”有一段详细论述：①我们拟了一张“拟约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稿人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遵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做一符号，可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对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8位先生迄无复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遵约担任”，并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种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70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
从储安平的论述中，对于“《观察》撰稿人”可以作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批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这批人能够自觉地聚集在一个普通刊物周围，说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依然没有绝迹，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各种波折放弃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第三，《观察》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用储安平的话说：“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①今天虽然见不到《观察》筹备期间，储安平寄给撰稿人的“缘起”，但从《观察》所明确宣扬的办刊宗旨和后来所努力实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名气并不很大的储安平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联合。
“《观察》撰稿人”对政治都是关心的，但他们愿以知识分子超然的态度来关心政治，并不愿意卷进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并不能理解成是他们的幼稚和不切实际，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标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并不因为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难以理解，而在于这种思想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
林毓生、格里德都曾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但他们较多注意考察信奉自由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