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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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有国家报销，没有上限。所以公共医疗的费用是个无底洞，预计没有资金支持的债务（unfunded　liabilities）高达38万亿美元。彼得森说，目前对奥巴马的医疗体制改革最乐观的估计是不会增加财政赤字，但是那些已经累计的赤字怎么办呢？
彼得森显得忧心忡忡——把所有的债务加在一起，美国真正的债务高达56万4千亿美元（56。4　trillion　dollars，根据某种计算），平均每个美国人要承担18万4千美元。“我们欠的债比我们拥有的财富还多。要使这些债务持续，美国经济必须以双位数增长。这是美国正常增长速度的四到五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债务不可能持续。他指出，美国人的问题就是贪婪，总想拥有的越多越好，不知足；而且美国人急切，不耐心，不作计划，现在就要消费，不管不顾；美国人不为将来着想，不想如何还债，只顾现在消费（“we　want　it　all；　we　want　it　now；　and　we　don’t　want　to　pay　for　it。”）。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彼得森担心美国会变成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潜在的债务危机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他出资建立研究所、基金会，就是要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努力改变现状。目前美国有不少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各种推迟缴税的名目（tax　deferred　schemes），但是只有富人大量运用这些政策，真正应该增加储蓄的穷人很少利用这些政策（详见《哈佛笔记》第53和54节《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彼得森说，新加坡就强制储蓄，但没有点明美国是否应该效仿新加坡。他还说，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有很多，但问题是缺少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总统的领导（presidential　leadership）和跨党派的合作（bipartisanship）。他问，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另一个危机才能聚集足够的政治意愿，才能采取行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说，美国的问题就是没有行动（missing　in　action）。彼得森还引用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经说过的话，“如果你没有选择，你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If　you　have　no　alternative；　you　have　no　problem）。　彼得森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行动起来。
在讲演伊始，彼得森就说，他不但没有个人魅力，而且他的个人魅力是负值（negative　charisma）。但是他丰富的阅历和一些巧妙的引语还是让听众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无论他的数据是否准确，他的担心有无必要（反对者声音见《哈佛笔记》第73节《库珀：美国大量举债问题不大》和第71节《库珀：美元地位无可动摇》），　彼得森与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乔治·索罗斯都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关心公共事务的情怀（public　minded）（详见《哈佛笔记》第79节《索罗斯对话桑德尔》）。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宏观的忧国忧民的崇高道德，而是对子孙后代未来的珍重和关切，真诚地关心美国的长期经济走势，并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尽其所能，改进现状。■
【哈佛笔记83】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积极意义
2010年03月16日　14：27　　
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达文思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他的观点不乏反对者
编者按：　
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大会已于去年12月结束。对于气候大会的意义，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期和判断。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种看法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根本上就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前行，哥本哈根会谈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肯尼迪政府学院主管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文思（Robert　N。　Stavins）代表前者的看法，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代表后者。本期《哈佛笔记》先介绍斯达文思的观点。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16日发自美国剑桥）2009年11月17日中午，斯达文思就后《京都议定书》（postKyoto　Protocol）的气候变化问题在哈佛大学发表公开讲演。　斯达文思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他的研究领域覆盖环境经济学的方方面面：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策手段；行政命令的效益研究，行政命令对竞争力的影响；控制污染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固碳技术的成本；评价保护环境的好处等等。他是《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评论》的共同主编（CoEditor　of　the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并担任多种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学术顾问。他领导的哈佛国际气候变化协议项目（Harvard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意在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提供客观的技术信息参考和咨询。
他说，“环境经济学”这个名词在有些人眼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是关于环境问题的，就不会经济；如果是关于经济学的，就不会涉及环境问题。其实，在治理环境过程中会用到很多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框架，因为我们要用最经济实惠的方法，最大限度地解决环境问题（详见《哈佛笔记》第50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最近几年，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一个边缘学科成为一个主流学科，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以气候变化为题材的封面文章、头条消息屡见不鲜。
《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签定，从2005年2月开始实施，到2012年结束，仅仅包括除美国在外的37个发达国家。斯达文思说，即使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签署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对减缓气候变暖的效果也微乎其微。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国际会议（12月6日到18日）就是要讨论《京都条约》结束后的国际合作框架。斯达文思认为，众多国家不会在短短几周内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事，这比签署一个漏洞百出，草草了事的协议要好。
他承认，达成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可行的国际性协议非常艰难。　气候是一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具有公共产品的各种特征和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搭便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自己不承担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成本，但享受别人减少排放的好处。所以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国际协议都应该包括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迅速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斯达文思说，达成协议非常困难的本身也说明各个国家对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严肃认真，不愿轻举妄动。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不包括任何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签约的发达国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减排目标，要求它们在短期内减排的数额太大。面对减排的巨大任务，国际社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短期内，努力减排，减排的数量很大，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减排的努力逐渐减少，减排的数量减速增长（increase　at　decreasing　rate）。另一种选择是在短期内缓慢增加减排的数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加减排的努力，使减排的数量加速增长（increase　at　increasing　rate）。　虽然这两种途径的最终减排数量差不多，但是减排成本相距甚远。有研究表明，第二种减排途径会节省很大成本。这说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渐进式的，经久不息的努力才是最经济实惠的。
通过市场手段减排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对排放中碳含量征税，即碳税；另一种是控制排放数量，设置减排目标，通过政府发放，或拍卖排放许可，私营企业通过市场交换许可配额（capand　trade）达到减排目的。两种办法的比较，具体见《哈佛笔记》第51节《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比较》。斯达文思认为碳税在美国国会的阻力太大，不可行，他倾向配额交换制度。在2011年之前，各主要国家的配额交换制度会基本上建立起来。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各个国家的交换制度，并且允许使用发展清洁能源的努力抵消部分配额限制。协调交换制度的结果是各个国家配额里隐含着的排放价格　（allowance　price）会日益接近，最终完全一致，达到整体系统平衡。
配额交换制度要受很多政治因素的限制。　达成国际协议的过程是政治性很强的过程，技术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只是为这个决议过程提供参考。这时，斯达文思简短介绍了杰弗瑞？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这方面的最新论文。弗兰克尔从各种现实的政治条件限制出发，兼顾效率与公平，推导出达成国际协议的可能途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也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它的语言是所有国家都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弗兰克尔首先考虑公平问题：越富裕的国家，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承担的减排成本不但应该越高，而且应该按照人均GDP高出的幅度递增（progressivity）。其次，他考虑到全面性问题：国际协议不但要包括发达国家，也要包括主要发展中国家；否则一些国家勒紧腰带减排的数量会被另一些国家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全部抵消。再次，他把长期目标设置为：人均GDP相同的国家的人均减排量是一样的。最终弗兰克尔推导出减排公式，这样各个国家不是在遵循人为制定的减排目标，而是把各自的情况带入公式，计算的结果就是每个国家的减排目标，就是它应该为缓解气候变暖应作的贡献。
斯达文思最后强调，各国首脑在哥本哈根最重要的不是签署什么所谓的协议，更不是要在哥本哈根合影留念，而是要通过这个国际平台，促使各个国家“走上正路（on　the　right　path），建立有效的机制和机构”以缓解气候变暖。
在问答时间里，有人问：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动力要加入这个体系？经济发展越迅速的国家就越不愿意受减排的限制，那些打算快速发展经济的国家也不会愿意接受这些限制。
斯达文思回答，南韩、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已经决定加入这个体系；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当地空气中的污染程度；保护环境也是保护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哥本哈根会议有两个任务：一是要决定签署《京都议定书》的37个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结束以后要怎么办；二是要设计一套整体方案，适用于所有国家。他领导的哈佛环境项目就是要为这些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客观的参考资料，说服各个国家　　他们减缓气候变暖，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寄给各个国家的谈判小组，希望影响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他们的决策过程。　当我在飞机场遇到的谈判人员都拿着我们出版的书籍和文章，还标上各种颜色的标签时，我觉得非常欣喜。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了。”■
（下一期的哈佛笔记，我们将介绍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的观点，他的观点与斯达文思截然相反，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根本上就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前行，哥本哈根会谈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哈佛笔记84】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是必然的
2010年03月22日　10：11　　
哈佛大学教授库珀说，配额交换制度根本就是错的。他两年前就预计哥本哈根会议会失败，而且今年12月份将在墨西哥的第16次会议也会失败。他倾向另一种市场途径――国际协调的碳税
编者按：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大会已于去年12月结束。对于气候大会的意义，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期和判断。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种看法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根本上就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前行，哥本哈根会谈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肯尼迪政府学院主管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文思（Robert　N。　Stavins）代表前者的看法，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代表后者。本期介绍库珀的观点。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22日发自美国剑桥）2010年1月15日晚，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在塞浦路斯（Cyprus）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