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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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认为，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增加了业务之间的利益矛盾（conflict of interest），破坏了市场信任度。而市场信任一旦破坏，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十年才能重建。而且金融机构规模太大，过分使用杠杆工具，对市场形成威胁，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不得不救。至于美国银行如果分业经营，如何与外国金融机构竞争，库珀认为，这需要国际间政策和法律的协调。
政府应该救市
库珀对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基本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保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比避免道德逆向选择（moral hazard）更加重要，政府应该也不得不救市。他赞扬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积极干预债务市场，创造流动性，不机械、不教条、富于想像力。
库珀对财政部在拯救这次危机中的政策表示支持。 在2008年秋天一次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中，主持人提问，“美国政府的财政花销当中必须要减少或放弃什么才能筹措出7千亿美元救市？”奥巴马和麦凯恩（John McCain）都是重复各自的核心立场，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天很多观众网上的评论都夸奖主持人提问得好，指责两位总统候选人回避实质问题。
其实，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是错的。库珀指出，7千亿美元不是像攻打伊拉克那样纯粹的花销，而是政府在置换资产。只有在置换资产时付的价格超出“物有所值”的价格，政府才会有损失，这些损失才是政府“花销”的一部分。他说，虽然现在政府承担了一些风险，但置换资产不但不会增加政府开支，挤兑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反而会对市场注入信心，带动私有投资（crowding in effect）。
有人说，美国政府早就资不抵债了，从技术角度说，已经破产了，这次拯救“两房”和AIG，还有7千亿美元的拯市方案，只会使美国政府更加不堪重负，甚至导致信用危机。库珀反驳，“从技术的角度说美国政府破产主要是指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这种压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些国家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解决这种压力的捷径是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年轻的移民。”
他还说，“这种套用家庭或公司模式来分析政府信用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政府和家庭或公司在财务方面有本质的不同。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偿还债务：提高税收和通货膨胀。虽然现今独立的中央银行会努力控制通胀，但通胀仍然是政府偿还债务的一种途径，这对家庭和公司来说是完全不具备的。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些都没有计算在政府的资产之内。另外，政府7千亿买的坏账可能会缩水很多，但不会一钱不值。用这些钱买的资产在经济恢复以后还有可能升值，这不一定是赔钱的买卖。”■
【哈佛笔记七十三】库珀：美国大量举债问题不大
2009年09月14日 09：06
历史上，美国政府在财务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随意花钱，随意举债，我们至少还有国会的制衡。政府也不可能故意制造通胀，使巨额债务贬值
大多数人都预计美国长期通胀率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借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升高。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说，不一定。
长期通胀基本上是一个货币现象，而美联储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低迷，市场运作不畅通时注入流动性，等经济和市场恢复正常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减少对其他债券市场的干预来减少流动性。如果美联储掌握好这些操作的时机，程度和进度，就不会导致长期通胀。
美国政府的大量举债从长期来看也很可能不是问题。历史上，美国政府在财务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随意花钱，随意举债，我们至少还有国会的制衡。人们对政府借债的担心主要是因为政府借钱提高了利率，挤占了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的长期债对长期私有投资的挤占效应可能很小。政府也不可能故意制造通胀，使巨额债务贬值。首先，任何政府不会有这个企图。其次，即使经济中真的发生高通胀，或人们预期高通胀，这种高通胀和对高通胀的预期已经包括在政府举债的利息中了。政府不可能使新债务贬值，只能使已有长期债务贬值。而人们在购买长期债券时，就知道要承担利率风险。
这次美国政府借债（2009年2月的财政刺激方案）刺激经济是经济周期所致，等经济复苏，美国政府税收大于支出时，例如克林顿政府末期，就应该偿还债务（pay down national debt）。美国政府债务虽然数额庞大，公共持有的债务（publicly held outstanding debt）是GDP的50％，总共债务（total debt outstanding）大约是GDP的三分之二，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不错，日本和意大利更糟糕。库珀并不那么担心债务占GDP的比例，而更注重债务利息和政府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偿付利息（service the debt），那么债务就不是问题。”
他说，“美元有可能在短期下跌，但长期未必如此。”“美国并没有强迫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任何企业和个人去买美国国债，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美国的政府体制，政治制度是最稳定的，美国的国债市场是最大的，流动性是最强的，风险校正后的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rn）是最高的。在这方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匹敌。”
“美国的股市和其他的资产市场会低迷一段时间，但是不要忘记，价格在市场经济里会自动调节，美国的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会低到足够吸引外国资本的程度，然后走出低谷。”
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是不可避免？库珀说，从长远来看，在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隔几年，总会有一个。原因有两个。
第一，任何体制都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平衡，当任何一个因素走了极端，打破了这个平衡，危机就会发生。也没有任何一个政策体系是完美无缺的，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当这些漏洞大到一定程度，或“矫枉过正”到一定程度，危机就会发生。这个体制会再调整，再平衡。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中管制太多了，就会一潭死水，没有活力，发展不起来。于是体制放开一些，发展经济。当体制放开太多的时候，人们就会大肆利用体制上的漏洞，导致危机四起。于是体制再收缩，加强监管，如此循环往复。政策的制订者既要鼓励人们创新，又要加强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要不断调整，不断平衡。
第二，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忘。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都有老人退出历史舞台，每年都有新人接班表演。即使新人再了解历史，他们的经验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们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蹈覆辙，所以历史时常会显得“似曾相识”。 危机会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体制，改变过度的因素，达到新的平衡。
这是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有优越性？库珀说，如果你喜欢稳定，没有变化，计划经济是有优点的。但总的说来，即使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仍然大于计划经济，因为人的弹性和灵活性，经济的弹性和灵活性是很大的，只有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空间和动力去创造最多的财富。而在计划经济中，一切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生产者不会想方设法满足消费者，因为没有竞争，没有动力，没有创造。
库珀说，我们的挑战不是通过实行计划经济，避免危机，而是当危机发生后，如何控制危机扩散，如何较快地度过危机。我们不能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金融创新本身是一件好事，在重新修改制定金融监管政策时，我们不能完全扼杀金融创新。■
【哈佛笔记七十四】库珀：如何让银行愿意发放贷款？
2009年09月18日 10：39
主要依靠有效的财政政策，即减少税收和增大开支。库珀还强调，要借这次危机重新审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特别是高管薪酬
为走出危机，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指出两条路。对银行2500亿美元的注资是必要，但不充分的。银行即使有钱，也不一定愿意借出钱。只有他们相信借他们钱的银行或公司或个人有能力还他们的钱，他们才会愿意借出钱。如何建立这种信心呢？主要依靠有效的财政政策。
国家的减少税收和增大开支应该用于两方面的建设：一种是由联邦政府拨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立竿见影，解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燃眉之急，钱会马上花出去，因为他们现在赤字增加，面临裁员，裁减服务的压力。另一种是由联邦政府出资有目的地帮助经济中的某一行业。例如，有人建议修理、新建马路和桥梁，帮助日渐萧条的建筑产业。他的同事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设计了一套减少房屋foreclosure（银行强制性拍卖抵押房产）的方案（见《资本市场风云突变》）。还有人为稳定房价献策献计。这些都需要联邦政府出钱。
为什么金融衍生品杠杆工具风险如此之大，却仍然存在而且热销呢？库珀说，从金融角度来看，这些产品有存在的价值。从宏观角度看，交易员的作用就是要发现市场的空子（inefficiencies）并快速取消它。 虽然他们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他们的社会贡献是使市场更加高效，通过改变供给尽快达到均衡状态。当他们发现一个市场的空子，或者说赚钱的机会，但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就需要借钱。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借的越多，赚的就越多，市场就越快地达到均衡状态。如果他们不能借钱，那么市场就没有那么高效。其他的金融衍生品也有存在的价值，例如帮助分散风险和使市场高效等等。
“但问题是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超越了这个度，那么一件事的弊端就会比优势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杠杆的倍数太大，放大效应太大，一旦判断失误，后果不堪想象，不仅是对金融企业本身，而且对整个市场都影响太大。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引起的危机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迫使政府处于救市的被动地位。” 所以库珀认为，政府对借钱的倍数和规模应该有所规定，也就是限定上限。这就引出新的问题：现在的对冲基金在监管范围之外。这就需要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有很大调整。
改革高管薪酬制的策略
库珀强调，我们要借这次危机重新审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corporate governance），其中CEO和主要执行官的薪酬待遇首当其冲。“这些人的薪酬比他们在日本和欧洲同样位置的人的收入高好几倍。那么我们要问，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能创造出像在美国一样的价值吗？如果不能，就说明他们的薪水中一部分是归功于企业和美国总体的机制和文化的。”
库珀以自己在一些企业董事会服务的经历说明，为什么这些人的收入会异乎寻常得高，“每个公司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公司主管的薪水低于本行业的平均水平。 如果人人的薪水都要高于平均水平，那么这个平均水平只能无限制地高涨，而且与企业的效益关系不大。”
那么如何给企业主管建立激励机制呢？“目前的激励机制主要是根据企业上一年或下一年的经营效益，这种机制只能使主管们更加短视，经常在牺牲企业长期利益的基础上，突出短期效益。企业主管也频繁换人，后来的主管会发现企业越来越难做，最终倒闭关门。我认为激励机制应该建立在企业三年到五年的平均效益的基础上，而不是短期效益，鼓励主管们高瞻远瞩，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
现在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公司想改变薪酬机制也改不了呀 —— 谁愿意选择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主管？难道政府应该介入限定高管薪酬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 主张公司主管的薪水不应高于政府最高官员的薪水，即美国总统的年薪40万美元。
库珀反对政府对此做任何硬性规定，但提出三点建议，改革高管薪酬：第一，所有上市公司主管的薪水减少一半，是全行业，全市场的变化，这样就把平均薪水的参照值减少了一半，而且公司之间没有攀比效应。 第二，做这件事的领头人应该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例如，投资银行中的高盛，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