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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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种可能的、直接的、激进的变革力量”。所以,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深有研究的曼海姆,在他代表性的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知识分子很难生活在一种“与现实完全一致、没有任何或以乌托邦或以意识形态出现的超念因素的环境中”。由于精神的存在,知识分子多出了一个世界。关于这个世界,一位俄裔流亡思想家弗兰克曾经这样描写道:“不要在地上寻找自己的路标,这是一片无边的汪洋,这里进行着无意义的波浪运动和各种潮流的撞击——应当在精神的天空中寻找指路明星,并向着它前进,不要管任何潮流,也许还要逆流而上。”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十分贫乏。它从古代的士阶级演化而来,而士阶级的脐带所牵系的母体——农业社会结构尚未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市场没有得到充分拓展的情况下,依然是权力中心,知识分子的组织依附性继续存在。也就是说,还是“皮”和“毛”的关系。作为现代意识,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并没有形成,因此,很难获得一种源自精神本身的独立性,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知识的商品化和制度化,并不曾阻止几千年古老传统的幽灵对我们的缠绕。五四时候,鲁迅和他的战斗伙伴有过一段关于“铁屋子”的对话。黑暗的“铁屋子”,自然无法产生俄罗斯的那种精神漫游者。我们不像西方那种宗教国家,我们的宗教是儒教,尤其是经过历代统治者以及汉儒和宋儒的大规模改造,它对知识分子长期的精神浸淫是致命的。于是,惯于倾听宫廷的钟鼓和鸣,而对风雨之声充耳不闻,尤其是陌生于内心的人的声音。茫漠之中,没有对生命的关注,没有对生存与命运的沉思。没有精神饥渴,没有灵魂冒险,没有对真理的寻索,没有创造的欲望。当陷溺于苦难的时候,不知道拯救,只有老庄——儒教的一种补充——式的无为与逍遥。从来不期待复活,只有坚苦的忍受,我们怎样才能懂得为自己和人类忧伤?我们的眼前没有高山,没有崇仰之物;我们的胸襟没有平原,没有坦荡与辽阔;我们的内心没有河流,没有爱,没有容受力,没有自由不羁的涌动。五四知识分子在与传统社会的决裂——现代痛苦的分娩——中形成了自己,队伍那么弱小,然而他们以决死的意志反抗这一切;那种震撼力,80年后,依然使他们的后辈为此感到鼓舞和惊悸!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到前台,背弃传统,扮演“现代”的角色。在斗争中,他们创立了“社会高于政治”的俄国式命题。他们在精神人格上,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先辈。他们汲取人类最优秀的精神强壮自己,发展自己,开拓中国的未来之路。然而,最终还是被传统压倒了!
五四一代的出现,毕竟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灯火。只要说起他们,我们就获得了信心、勇气、骚动的力量。“坟”不是最终的。所以,鲁迅写了“野草”。那是一种强韧的生之信息。当此又一个新世纪的黎明即将升起之际,而《国际歌》“最后的斗争”的旋律愈来愈响,冰河的涌动愈来愈迅速有力,草叶的芳香在想象中变得愈来愈浓烈,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将如何可能像五四的先驱者那样,独立承担自己的使命?
——魂兮归来!
1999年3—4月,于广州
二〇〇〇
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沉钟译丛》。
与章德宁女士合编《记忆》丛刊,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与邵燕祥先生合编中国近五十年散文选集,名《旷世的忧伤》,上下册,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13万字,发表于《书屋》第3期,同年编入《自制的海图》一书,由大象出版社出版。文章从自由精神的视角切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机制、不同的发展阶段及代表性作家分别论列,并就相关的理论问题作出探讨,自定了文学批评的三准则,即:自由感、个人性和悲剧性,指出作品的成就决定于其综合分析指数。这里节选第一部分。
《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节选)
一根
回顾50年中国文学,如果将目力固定在某一种文体上面,不能随意移动,却要求确切地说出它的位置、性质和质量,无疑是困难的。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体,只要触及其中的任何部分,都会牵涉到整体。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固然无法摆脱来自精神世界的其他现象的缠绕,尤其严重的是,由于主体的物质性,它将不得不承受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事物的刺激,不同力量的阻拒、压迫和打击。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为自由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这样,是否可以做到用纯墨水写作,确实成了问题。
在谈论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往往要踅回到原点上。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其开创的意义,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在大会上,周扬特别强调“组织”问题。所谓组织,并非自由职业者群的纯行业性团体,而是由官方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统一安排和管理的。在组织内部,没有个体的独立性可言。毛泽东在战时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时,被重新确定为和平时期文艺运动的“战斗的共同纲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学在如何宣传意识形态的同时又不失其美学意义,在实践中一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习惯地把最高领导人的著作经典化、绝对化的时候,艺术问题便不复成为自由探讨的对象。张中晓把《讲话》称为“图腾”,正是对建国之初已经盛行于文艺界的偶像崇拜风气的一种概括。此外,大会明显地把文艺工作者划分为解放区与国统区,党内与党外,革命的与非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等等不同部分,孰优孰劣,尊卑有序,可谓明火执仗的宗派主义。像沈从文一流,便遭到公开的批判和排斥。严格说来,把文化问题军事化由来已久,并非肇始于这次大会;但是,经由这次大会而把斗争合法化、规范化和扩大化,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年以后,文艺整风,以及各种批判运动,便由此不断地演绎下去,变得顺理成章了。
体制是根本的。1949年以后,中国政体基本上采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谋求“中国特色”是后来的事情。从农业合作化,“三面红旗”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试图以自己的意志使天地翻覆,不但不曾改变亚细亚传统社会的高度集权性质,甚至有强化的倾向。“百代都行秦政制”,这是有诗为证的。
整个文化体制就建立在这上面,或者可以说,它是与“计划经济”——也称“鸟笼经济”——等配套实施的。说到文学,首先就是作家协会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作协完全模拟从“拉普”发展而来的苏联作协进行建构。早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洛霍夫便对苏联作协发出强烈的谴责,指出在3700个会员中有一大批“死魂灵”。作协配置相当的行政官员,内部遵循严格的审批制,许多事情,无需会员的共同协商或辩论,唯有接受“命令”的调遣。作为“群众组织”,从产生之日起,已然异化为准官僚机构。作家一旦被“组织”安排到了作协,一般而言,不是从事专业写作,就是充任机关刊物的编辑。“户口”相随工作挂在作协,或是邻近所属的街道上。因此,作协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吃饭的地方、安身立命的地方。正所谓“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建国初期,胡风、沈从文等为什么显得那么栖栖皇皇呢?原因盖在“组织”迟迟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作出安排。依靠“组织”,这是生活中的真理,如果一旦遭“组织”拒绝,“荃不察余之中诚兮”,那种被遗弃感当是极其难受的。人员一旦集中之后,从思想到创作,管理起来就方便得多了。在特殊时期,譬如面临运动,还可以一直管到私生活,个人最隐秘的地方。
但是,作协毕竟给作家的物质生活以可靠的保障。倘从“生存权”的角度来看,却也不失为一种幸福。纪德在其著名的小册子《从苏联归来》中把苏联作家同那里的工人比,说是“最受优待的”,享受的是“旧时代的特权”。他说:“我也很明白:很可能不是明明白白地为了收买,苏联政府能把好处很好地和艺术家、文学家以及一切能为其唱颂歌的人分享;可我也看得很清楚:那些文化人士能很漂亮地为给他们好处的政府和宪法唱颂歌,事情就是这样的。”当然,也有拒绝歌唱廉价的颂歌的,如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但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镇压,开除会籍,监禁和流亡。美国文学史家布朗在论及苏联作协的垄断性的时候,同样说到苏联作家的“特权”问题。他指出,“他们所处的优渥地位,使他们和当权派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致使削弱他们对社会尖锐问题的反抗,还能使他们这些自诩为群众的导师和发言人的作家与群众分隔开来”。当然,中国的情况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作家的工资收入与普通工人比较,差距不算太大。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特权”。然而,作家一旦被“养”,分明失去了生活的原生态,失去了与社会广大阶层尤其是底层的血肉联系;而这,对于作品的生成是极其有害的。
生活没有代偿品。所谓“深入生活”,无非要求作家过一种双重的生活,虚构的生活;它把充满生命激情和内心冲突的艺术创作,降格为材料的收集、筛选和编织一类十分简易的工匠工作。在此基础上,也就有了奥威尔小说说的“双重思想”。鲁迅说:“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对于这种现代养士制度,一些深谙艺术的有识之士,于1957年整风期间便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叶圣陶说:“文学事业到底是个人的劳动。……既然是个人劳动,不用问有了领导有什么坏处,只要问有领导有多少好处。”吴祖光也指出:“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以为组织的力量的空前的庞大使个人的力量相对地减少了。假如是这样,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直至70年代末,著名艺术家赵丹临终前还特别提到“文艺领导”问题。及至90年代,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目前的作协,其中包括文学院——专业作家制度——是否应当继续存在?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在改变作家的依附性身份的同时,是否可以彻底破除“组织”的实存?王蒙曾把这种“养”作家的组织比喻为“机械化养鸡场”,率先提出解散的建议。若然除去部长作家另有所“养”这层颇富幽默感的背景不论,意见本身是勇敢的,具有革命意义的。
要认识一个作家,正确的渠道应当是阅读他的作品。因此,写作能否获得出版,是作家作为社会角色存在的前提。对于社会本身来说,诚如美国总统杰斐逊所说:“出版自由比言论自由更重要,说通往真理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出版自由;因此,那些害怕自己行为受到查问的人,首先禁止的也是出版自由。”痛恨资本主义并宣言与之决裂的马克思,也强调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对于“自由出版物”,他充满礼赞的热情,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体现为把斗争的粗糙的物质形式理想化的文化,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开忏悔,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自由的出版物无所不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自由的出版物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文学是自由的。如果说,“创作自由”还只是一个美丽的许诺,是一颗种子,那么出版自由就是可靠的大地,是事实,是坚实的保证。
在革命的草创阶段,在战争的艰难时期,出版自由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当然,在西方宪政国家,连这种限制也都仍然可能遭到人权论者的挑战。在我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是一切革命工作的首要目标。而出版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是不可以例外的。事实上,目前对之实行的集中化管理的思想及体制,在延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并付诸实践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