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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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们到底会找到自己的读者:——我不相信,人们活着可以不需要精神。
一九九七
作《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5万字,发表于《黄河》杂志,全国多家杂志转载,香港上海书店出版单行本。
胡风集团案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我提出,还必须当作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来认识。该事件动员了国家机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还有个人作用,尤其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其中,既有“政治人”的介入,又有文化人的内战;既有刚性的体制,又有传统与精神的渗透,以及人格的多重组合与冲突,等等。文章揭示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进一步分析了“谁之罪”的问题。
这里节选了文中原题为“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的部分。
是年,主编《曼陀罗文丛》、《曼陀罗译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节选)
中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对中国的成功经验做过这样的总结:“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通过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汰,所余是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
1949年,随着大军进城,中国出现两部分知识分子合流的局面。其中一部分来自延安解放区,数量很小,而能量很大。他们普遍地被赋予一种优越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满布污泥浊水的广大区域。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即是进城前的一场预演。刊内载有署名无咎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带有代表性的。文章用列宁的论述定下基调,强调“知识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点的,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知识分子唯有彻底“投降”,“把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即自行消灭,别无出路。这在理论上是荒唐的,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鸣响在城门外面的一声尖锐刺耳的警笛。
另外的一大部分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政权的诞生,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早已不得人心,新政权取而代之,理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所以,当时像陈寅恪一流终不为劝诱所动,不曾趋附台湾。对此,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惧情绪。钱穆论及西汉知识分子时说,平民知识分子骤遇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而相形见绌,难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比较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国统区的广大部分是自卑的。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就叫《我是来学习的》。“看天北斗惊新象”。陈寅恪远离京都,避居南方,是另外的例子。胡风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抒发他的时代激情,同时又洞见了“杀机”,在“空气坏的洞中”给朋友写信,不时吐露着内心的灰暗。远在重庆时,艾青和田间先后邀他前去革命圣地延安,他都婉拒了。而今,是切切实实地置身于五星红旗之下;无论有着怎样的顾虑,都不可能离开脚踏的这一片土地,几十年滚动着自己和同伴们的战斗的呼声,交织着光辉、火焰与阴影的土地了。
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较,其差异是十分鲜明的。十月革命前后,大批作家和学者流亡国外,留居国内者,如高尔基、柯罗连科等,居然著文或以通信形式公开抨击新政权的滥杀,及其他非人道行为,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和领袖列宁,其态度之明确,措辞之激烈,是中国作家所不敢想象的。
共和国崛起之后,知识分子随即过起一种组织化的生活。他们几乎全部被政府包了下来,被安排到不同的机关、学校、团体中去。有了固定的工作,则除了按不同的级别领取薪金以外,还得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会议和学习。这样的地方叫“单位”。他们的档案甚至户籍就都相随留在单位里,不然就在街道,总之是便于管理的地方。此外,还有不同专业的群众性团体,比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协会,其实从产生之日起就机关化了。至于党员知识分子,编入生产单位或城市街道的党的基层组织,还须过更多一层生活,也叫“组织生活”。这样,作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成为“单位人”。这种情形颇类古代的养士制度和俸禄制度,在国外,则基本仿效苏联的人事管理制度。关于古代中国,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中国皇权之傲慢专断的政教合一的性质,对于士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孔子和老子曾经为吏作例子,指出:“此种与国家一官职的关系,对于士人阶层的精神本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中国俸禄制度的发展,士人原有的那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也就停止了。”至于苏联,尤其斯大林时代的文化知识界的禁锢状况,近二十年,我国的报道很不少,那是令人震骇的。统一管理的人事制度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以及建立在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同构的,或者可以说是同步的。比较庞大的组织,个人是渺小的,意欲脱离集体而独立是艰难的,无能为力的。当体制内的个体为自身的独立而试图反抗时,将很快为大量的吞噬细胞所搏噬;因为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整个有机体的健全。
个体被组织化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应当是难以适应的;在新秩序的面前,他们成了“脱节人”。但是,在新秩序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下来以后,这些脱节人即使抛弃了为之委身的专业,而单从基本生活考虑,也必须进入体制内,为大集体所包容。唐诗云:“欲采苹花不自由”。陈寅恪一反其意,改作“不采苹花即自由”,呈示的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即便自愿“不采苹花”,自由亦非易得。“组织”不是永远敞开大门的。于是,脱节人只好徘徊于“欲采”与“不采”之间,陷入新的脱序状态。建国之初,胡风就颇尝了这样一番为组织所排拒,不得其门而入的苦恼。首先是住地问题。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住地也就无法固定,他有一段时间唯在京沪两地流浪人似的奔走。1951年1月,胡乔木约见胡风,提出“三个工作”,由他选择,他随后书面答复说“愿意听从分配”,但从此没有下文,而外间的传言却说是他拒绝工作。1953年初春,他搬家的要求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可是,到了北京,也跟在上海一样,什么理论文字也没有写。用他的话来说,“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可是,还有另外的一些话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自我辩护和检讨。
职业及所在单位不是可以随意调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日记有云:“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胡风的朋友贾植芳曾拿鲁迅和胡风做比较,说鲁迅懂政治,而胡风不懂政治。那意思,大约是说胡风就栽在这“不懂政治”上面。说到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了解,胡风当然无法与鲁迅相比,但胡风也不至于糊涂到要做赤膊上阵的许褚。他曾经说过:“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对于政治方面的敏感,看来颇为自许。其实,两人战斗的境遇不同,正如胡风所说:“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这里说的就是社会组织问题。胡风知道:普天之下,已经变得无可逃遁的了。
正因为组织的无所不在,胡风才极力怂恿他的同伴在文化单位里占据一定的位置,“从积极的意义上去争取”,以确保昨天的文学事业的延续。然而,愈是怂恿,愈见“反革命”的“野心”;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共产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的罪证,从而遭到加倍的打击。在组织中,权力是分配的,正如任务是委派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更是如此,怎么可能容许存在“独立王国”,存在自外于组织的文学使命和目标呢?全国的报纸、刊物、电台、剧院、出版社,统统进入了有组织的网络,而成为党的喉舌和工具。这就是列宁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的产物。后来有人在翻译上闹小花样,把“文学”换成“出版物”,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是强迫人的。”胡风是建国后第一个呼吸到这笼罩的空气而感觉窒息的人。置身在“僵尸统治的文坛”,他说:“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但我们是,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他要求具有创作天才的路翎“拿出东西去,从庸俗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斗争”。但是,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许多作品,都得不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他们劫余的通信,至今仍然留有在这方面到处碰壁的失败记录。至于他个人,“一动笔就要挨骂”,“不动笔也要挨骂”。他说:“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会”。他致信牛汉说:“现在有权者所要的是没有过程的战斗,无根的花,或者失心的声音。那又何必写呢?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如你所感到的,要我沉默!”他通过痛苦的个人体验,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罩子下面”,“‘理论’问题仅仅是一个表现,这里面所要的是一个对特定个人服从的军事服从的企图”。“教条主义不过是一种表现,骨子里是恶毒的军阀主义在统治着,或者说,在争取巩固统治权。”军事化管理与权力,是这里的“一大结”。
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是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唯其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使运动的空间在瞬息之内扩及全国,在时间上,使运动得以周期性的发生。从有名的运动到无名的运动,几十年来,大小事件,均呈“运动效应”。这里的所谓群众性运动,与历史上出现的真正的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后者由广大群众自身利益所激发,因而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质,如巴黎公社;前者则是自上而下地,按照权力意志推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政治运动中,把主义和思想教条化、教义化,从原来的经典意义的征引到后来的言必“最高指示”;把阅读制度化、教义化,从有组织的学习发展到后来的“天天读”,还有祈祷般的“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于是,领袖及其思想被绝对权威化了。个人崇拜和信仰主义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现代宗教运动,而作为宗教运动是其来有自的。在宗教运动中,除了“教主”的思想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思想。所以,像遇罗克、张志新等极个别富于独立思考的人,就不能不被当作“异教徒”一般被残酷处死。胡风所以对张志新表示特殊的好感,而且一再提及,是可以理解的。著名宗教家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中说:“圣徒对极微末的对神的侮慢必须愤怒,神的敌人必须受耻辱。……圣徒的脾气是道德的脾气,而道德的脾气往往是残忍的;它是党派的脾气,而党派的脾气是残忍的。”对这种极其褊狭残忍的宗教情感,他称之为“奉神病状态”。罗素也指出:“历史上无论什么时期,只要宗教信仰越狂热,对教条越迷信,残忍的行为就越猖狂,事态就变得越糟糕。”当胡风的“问题”尚未发展成为“事件”以前,在文化界已经招致众多圣徒的谴责了。其时,《文艺报》编辑向有关的知名人士征集批判胡风的文章,“几乎都一致感到很气愤。”真可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及至把胡风正式定为“反革命”而进行公开声讨,文艺界群众大会那种神圣而盛大的愤怒,也便可以想见了。胡风“集团”事件,其实是“权势者”与“知识者”合谋的产物。这是明明白白的。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造神运动,同时也是造鬼运动。在运动中,一个或无数个“反面教员”根据预设的目的给制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