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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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11年(宣统三年),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占总数的67%;总公司在香港创立,设上海分公司的9家,占27%;总公司在新加坡和小吕宋创办,设上海分公司各1家,占6%。按资本性质,全属民营公司。按经营险别分,水火险19家,占57。6%;专营水险3家,占9。1%;专营火险6家,占18。2%;专营人寿保险4家,占12。1%;兼营水火险和人寿险的1家,占3%。其中大都因缺乏专业技术或不善经营,又受外商保险抑制等原因而先后宣告歇业。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第一华资寿险:成也政经,败也政经
现代商业保险追随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因此最初的业务大多限于水险(海上保险)和火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规模比财产保险小得多;公司主体也以外商产险公司为主。
不过,历史曾赋予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一个短暂的春天。
民国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美列强卷入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一个小高潮,带动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同时,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多支持民族工商业,纷纷抵制洋商。
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的华商保险公司共有39家,其中经营寿险的有19家。不过,邯郸学步的华商保险公司由于不懂保险,尤其是寿险的基本规律,经营风险巨大,先后停业的公司约占三分之二。
其中亦有例外,比如吕岳泉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吕不仅开创了民族保险的一个小高峰,同时成为华人寿险公司的第一传奇。吕岳泉极有商业天分,例如,他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保寿公司”,从名字上投合了国人避讳死亡的心理。
吕岳泉本人就是一段传奇。
吕岳泉出身于上海浦东川沙的普通船家,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全靠父亲给人撑船谋生。12岁时,吕岳泉被带到上海一个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这家主人恰好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机敏的吕岳泉由此进入保险行业,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永年保险把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又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这并不是一个美差。南京不如上海开放,知晓保险的人尚不多,而了解寿险的则更少。初到南京走马上任的吕岳泉,直接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打开局面。
出身草根的吕岳泉深知政经的奥秘。
他想方设法结交两江总督端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曾经游历欧美,粗有保险概念的端方,最终被说动,带头购买了吕岳泉公司的保险,南京业务由此迅速打开。同时,吕岳泉还结交了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当时的商界巨头。
不仅如此,在藏龙卧虎的南京,胆大心细的吕岳泉悄悄接触尚处地下的同盟会。这次政治投资,使得吕岳泉获益匪浅,民国初年的政要几乎皆成为其朋友,或者与其有间接联系。后来,吕成立寿险公司之后,包括黎元洪、张学良等民国政要先后为其题词道贺。
民国建立之初,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保险的职务,跑到上海,拜访原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恰逢徐也刚辞去南京卫戍总督职务,响应孙中山实业立国的号召,想在实业界有所作为。两人相谈甚欢,商定由徐出面,约请国内政界、商界名流,集资规银20万两,筹办寿险公司。
一时间,华安合群的股东名流荟萃。
前两江总督端方首先认股,徐绍桢本人认缴规银一万两,四川总督王人文认缴规银两万两。北洋首领冯国璋不仅自己认缴了股份,还允诺随时可以其名义开具介绍信招揽股东。工商界巨子张骞、朱葆三、桑铁栅、顾棣三等纷纷积极参与。不到半年,股本已缴足20万两规银。
20万资本的保险公司在当时保险界算是中等实力,一般洋商保险公司的资本在30万~50万,但在华商保险中名列前茅。
1912年6月1日,公司先行营业,7月1日正式开幕。公司设上海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30号,名誉董事黎元洪,总董(董事长)徐绍桢。华安合群开张之日,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开国元勋都派人前去致贺。吕岳泉深谙中国政经之道,和冯国璋、张学良、陈其美、王一亭等社会名流交谊甚深。
华安合群甚至还上书革命后上台的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
通过接近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
而吕岳泉从一个贫苦出身的佣人,一跃而成当时第一华资寿险公司的创办人,成为一颗颇受人注目的商界新星。(5)
除了非凡人脉,吕岳泉力改华资公司管理的软肋。
华安之前,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不明白寿险原理,加之管理不善,无一而成。吕岳泉受春秋战国借用“客卿”兴邦的启发,高薪聘用了永年保险的老搭档英国人郁赐当总司理(即总经理),第弗利斯当计算师(即精算师),负责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同时吕岳泉还特别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吕面授机宜,让他们边工作,边偷师。
这种请“外脑”的做法,80年后为另外一个保险草根传奇人物——平安的马明哲——所复制。
表1…3 1912—1931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保额及保费一览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截至1919年末,华安合群在上海一地的保户已到达三四千户,吸纳资金100余万元。随着规模的扩张,华安合群的投资也开始启动。
彼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如旭日初升,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一日繁华胜一日,华安的投资重点首先瞄准这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
1922年,吕岳泉用50万两白银,购得上海静安寺路一块10余亩的土地。次年,他又在汉口五族街购地10余亩;在广州泰康路珠江大桥东买下一块6余亩的土地。同时,在南京白下路等处,华安也零零星星吃进了少量地皮。不出所料,这些地皮逐年升值,华安投资赢利甚巨。
在总部所在地上海,华安合群的手笔更大。
随着上海市中心西移,上海静安寺路日益繁华。吕岳泉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幢国内第一流的欧美风格大厦。他投资白银10万两,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哈沙德设计,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今南京西路10号)建成八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华安大厦成为当时该区域最高的建筑物,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
由于华安大厦的标杆作用,公司业务更加红火。几年中,投保户增加到几万户,吸纳资金达500万~600万元。
1930年,吕岳泉将华安大厦东侧余下的一块空地以白银61万两卖出,售价超出整块地皮总买入价16%以上,华安合群大赚一笔。第二年,华安合群把原资本20万两折成银元,增资到50万元,此时的华安合群达到了巅峰时期。
1931年是一个转折。
时局飘摇,吕岳泉备受恩泽的政经优势渐渐消失。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火,战争引起社会动荡,上海大量工商业者和中上层人士被迫离开,华安的客户数量直线下跌。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华安合群在当地分支机构全部停业,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上海总公司虽栖身在租界“孤岛”之内,但四周日军大兵压境,营业也完全停顿。1939年,吕岳泉被迫把华安大厦租借给香港商人开办金门饭店。
另外一方面,吕岳泉把吸纳的寿险资金多数投向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战争引起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抛售成风,市价大跌,公司投资收益丧失殆尽。战火导致货币迅速贬值,原定的保户保费,公司的满期款和赔款等,都因币值变化太快,根本无法计算。吕岳泉无奈只得下令关闭公司,期待抗战胜利。
值得一书的是,这一期间,日伪方面几次派人来拉他以所谓“优惠条件合作”重新开业,吕岳泉都予以拒绝。
等到抗战结束,内战兀然重开,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吕岳泉根本无法恢复公司营业,只好把广州、汉口等地房地产陆续出售,维持员工生存。
1948年冬,吕岳泉到香港后就患病不起,1953年11月,保险业的传奇人物吕岳泉病逝于香港的寓所。
太平样本:从民营至国营
和华安合群同一时期,中国保险业还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就是银行业投资办保险蔚然成风。
从1926年以后的10年间,国内由私营银行和官办银行投资设立的保险公司共有12家。业务上,银行与保险具有天然的联系:银行所经营的贷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安平水火保险公司之后,私营的金诚银行于1929年投资100万元(实收50万元)开设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设址于上海江西路212号金诚银行大楼。
1917年创立于天津,后将总部迁到上海的金诚银行,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私营商业银行之一。其储蓄存款总额一直雄居当时中国私营银行榜首,与大陆、中南、盐业三家北方银行合称“北四行”。
太平水火保险董事长、总经理由金诚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丁雪农任第一协理,王伯衡任第二协理。
周作民为国内著名的银行家。1917年5月金诚银行成立后,周作民掌总经理印,历32年之久,并担任董事长10多年。经营方针上,周作民模仿日本三井、三菱,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和贸易企业等,成为著名的金融巨子。
太平保险公司以太极图为商标,取“生生不息”之意,并打出了第一个谐音广告“太平保险,保险太平”。
1933年,金诚邀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等四家尚未涉足保险业的银行加入太平,资本额扩大为500万元(实收300万元)。一时声势浩大,金融界为之瞩目,太平保险从此步入大型华商保险公司的行列。同时,将公司名称中的“水火”两字删去,改称“太平保险公司”,并添办人寿、意外等保险业务。鉴于寿险业务的特殊性,1933年9月,太平保险决定人寿保险部的会计独立,这一决定极有远见。
1937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保险业法》及《保险业法施行法》,实行分业经营,规定同一保险公司不得兼营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在《保险业法》施行前兼营者,应于该法施行后两年内依法改组。
由于准备提前,只用了一年时间,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就于1938年12月30日正式公告改组成功。到1938年底,太平寿险的有效保额已达700万元。
同时,从1934年起,3年间太平保险公司陆续收购了几家华商保险公司,开始向集团化的方向迈进。例如,1934年初,丰盛保险公司因经营不善,将大部分股份售与太平;1935年5月,东莱银行加入成为太平保险的第6个股东。同时,东莱银行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经营上发生困难,亦由太平接收合并。1936年,中国垦业银行投资开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因无人管理,也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太平接办。
不过,和一般的合并不同,上述3家公司对外仍保留原来的牌号,各地的分支机构及代理处仍继续营业。
1935年,太平设立太平安平丰盛总经理处,次年改为太平安平丰盛天一总经理处,统辖4公司的一应事宜。总经理处设在太平保险总公司内,太平保险公司总协理兼任“太安丰天总经理处”总协理。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套管理人员就可处理4个公司的业务,这种欧美托拉斯性质的管理形式,在当时中外保险公司中独树一帜,为业界所瞩目。
除在上海设总公司外,太平保险还在京、汉、津、哈、鲁、粤等六大区域的大中城市广设分支公司或代理处,最鼎盛的时候,全国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太平保险还在香港、新加坡、西贡、雅加达、马尼拉等地设立了分支公司。
数年间,太平成长为全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之一。到1939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增至1000万元,1941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达3500余万元。至此,太平人寿已成为华商保险业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和市场份额最大的民族保险公司。
从1929年11月太平保险创立,到1938年底分设太平人寿,整整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