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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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一个伟大的企业——既做不大，也做不强。合资公司成立10余年后，市场迄今没有诞生恒星，虽然间或曾经有流星飞过。
　　　　合资公司发展的初期，股东双方都按照合资合同，各自委派自己的高管人员，各自负责对高管的考核和奖惩，实行的是一种股东委派治理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伪治理模式”貌合神离，难以形成合力，股东之间更难言互补、尊重与理解。
　　　　“合资困境”成为中国市场最为深沉的叹息。
　　　　耐不住寂寞，合资寿险公司酝酿另类出逃路径——借“口”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合资寿险公司光大永明的外方股东选择直接变“性”，从合资寿险公司“退回”成为中资寿险公司。
　　　　2009年7月29日，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达成重组协议。重组之后，光大永明的注册资金将从12亿元人民币增至30亿元人民币，没有同步增资的永明金融股份摊薄至20％，满足了中资寿险公司外资参股的监管标准：中资保险公司外方的持股比例上限为25％，单一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最高为20％。
　　　　除了特立独行、唯一享有独资待遇的友邦保险，外资寿险的巨头依然在不断调整盈利预期计划。2008年底从安联泰国公司调入中德安联的新任CEO柏思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一种心态：“我们对盈利目标不会具体设定为几年，但一定要有很好的业绩，很多说法是寿险公司7年要盈利，但我们愿意乘以2，也就是用14年的时间进入盈利周期。”
　　　　中国的寿险市场，宛如一个小小的黑洞，只见投入，而且似乎是无尽地投入，考验着资本家们钱袋的深度，煎熬着保险巨头们忍耐的底线。2008年，30多家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从年初的8％下降至年末5％，赢家难寻。
　　　　不过，亦有例外。
　　　　投资平安的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汇丰就赚到了钱，而且是赚到了大钱。再如，香港二级市场上投资中国人寿H股的专业，抑或非专业的投资者都捡了金娃娃。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真真切切卖保险的赚不到钱；但是虚虚实实投保险股票的却赚到了这个市场最大的利润。
　　　　四、民营资本的红与黑
　　　　民营资本对于中国商业保险，宛如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暗色。
　　　　综观30年中国民营资本，或者太急，希望赚快钱；或者太波动，成败转头空，富则暴富，穷则一泻千里；或者本身就带着原罪的镣铐在舞蹈，不明了保险行业最需要的耐心。
　　　　从寿险行业特征分析，一般需要5年以上才能实现利润。虽然也有公司号称成立即赚钱，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会计游戏，皇帝的新衣而已。
　　　　5年，或者更长的投资时间，使得民营资本进入成为一个幌子，背后的意图是炒卖牌照，或者垂涎寿险公司充沛的现金流。哪怕是善良的民营资本，类似资本市场的所谓“义庄”，一心想被“套”到底的，但是，一旦本业出现问题，则可能没有持续投入的能力。
　　　　从资本大鳄德隆开始，进入中国保险行业的民营资本，就是教训多于经验。
　　　　一面是亮色。
　　　　有一些磅礴大气者意图破解这个死结。例如华安保险斩断“车险毒瘤”的壮士断腕，以及意在构建混业金融渠道的“万店计划”；再如天平车险尝试的“非核心业务外包”模式；再如合众人寿发起的“挖角平安”的攻势，后援先行，苦练代理的坚持。
　　　　既要钱来得正，又要坚持得时间长，这对于中国本土的民营资本而言，或许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不能否认的是，恰恰是外资和民营资本的鲶鱼效应，搅活了国有保险资本的一潭死水。例如逐步去国有资本化而“混血”的平安，创造30年中国商业保险的一个奇迹。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登陆海外市场之后，亦改良着自身的基因。或者活力渐长，或者犯错之时，经历市场的惩罚。反观如中华联合此等抱残守缺者，其最后的局面可能坏败不堪收拾，残局难解。
　　　　五、非对称的保险监管
　　　　或许是一个世界的金融难题，监管总是赶不上市场的创新。否则，全球金融市场本身亦不会体验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
　　　　市场能够看到中国保险监管的一路奔跑。从简单开罚单的市场行为监管，进化至兼顾市场行为、偿付能力和公司治理的三支柱模型，整个行业皆感触到保险监管的飞跃。
　　　　但是国内监管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要发展，又要监管。不独保险监管，其实国内之银行和证券监管都面临着这个“二元困境”。
　　　　不能否认，两个目标有协调的一面；但是，亦埋有碰撞的一面。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混业，确切地说是混业的进化远远快于监管的计划。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同时保险产品投资型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虽然至2008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拉开保险产品结构型调整的序幕。
　　　　但是，从吃荤到吃斋，谈何容易，资本市场稍有火爆，保险公司亦按捺不住。3000点左右，4家公司迫不及待，推出了8个投连险账户。
　　　　资本市场的潮起潮落，立即影响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水线。2008年，腰斩式的调整，已经让众多保险公司亲历裸泳者之羞。
　　　　保险公司挺进混业的禁区。典型的如中国平安，并购深发展以后，平安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集团，不仅身份混血，而且是金融牌照一个都不少！
　　　　不仅如此，包括中国人保等国有保险资本，亦通过大手笔的资本腾挪，手握诸多金融牌照。单纯的着眼保险的监管篱笆，已经圈养不住众多心怀冲动的保险资本。
　　　　不管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居于国内金融核心的银行，自然不甘接连被攻城略地。银行资本挺进保险，早就不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除了借银行保险渠道之力，巧取保险公司话语权之外，资本的对决早已蠢蠢欲动。
　　　　可以预见的三年，中国商业保险最大的文章之一或许就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国商业保险之间的情愫纠葛。
　　　　六、追寻向上的力量
　　　　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解，也被多次误解的行业。
　　　　“文化大革命”之时，军代表描述保险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
　　　　改革开放之初，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被误以为卖保险箱。
　　　　20世纪80年代，深圳市一名公安局长，面对“新生儿”平安保险之时，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世纪之交，2001年资本市场先扬后抑，平安开先河的投连险潮起潮落。从上半年的天之骄子，跌落为下半年的过街老鼠，诱发了中国市场第一次保险产品公共危机。
　　　　2002年三四月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简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5年一个轮回。2006年，“保死不保生”的友邦重疾险，成为既投连风波之后，国内保险行业另外一起著名的产品危机。
　　　　“暴利论”卷土重来。2007年，作为财险基石之一的交强险被指存有高达400亿元的暴利，而且定价不透明，拥有明显高企的费用和运营成本，质疑之声让整个行业备受煎熬。
　　　　虽历尽坎坷，不能忽视的却是，这个行业白云苍狗般的成长和变迁。
　　　　2003年，中国人寿首次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290位，此后连续入选，排名逐年上升。2004—2007年，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的排名分别为第241位、212位、217位、192位。
　　　　2008年7月9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8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人寿以434。40亿美元的业绩排名第159位，比上一年度排名上升了33位。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企业的名次上升了131位。
　　　　同在2008年，经历失而复得的悲喜剧之后，中国平安以2007年18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2008年度“世界500强”排名第462位。这是平安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成为入选该榜单的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名。
　　　　如何解释中国商业保险的猛然崛起？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既可以将中国商业保险30年的巨变之归因于制度变化，还可以解释为中国13亿人口的刚性需求。
　　　　但是，我更愿意穿越制度的框架，关注到这个庞大行业的从业者，以及那些曾经的从业者，记叙他们的挣扎、奋斗，记录这个行业最为鲜活的力量，而非泛黄的陈旧势力。
　　　　然而，这样的记叙挑战非常大，其中很多人依然还在，很多公司还在进化的过程中，是非功过难以定论，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也可能再反复，至少存有人性的光辉。加之，视角不同，标准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一，其实难有定论。
　　　　对于我个人，操作如此浩大的一次梳理，仿佛攀登一座珠峰。我既没有选修文学，或者历史，也非新闻专业出身，文字上难言珠玉之美；保险专业上虽有粗浅的涉猎，难登三宝之堂。
　　　　仅值一提的是，我独特的经历以及相对独立的身份。我读书时的专业为保险，毕业留校，在上海财经大学谢志刚教授的引领下，恰逢第一次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征求意见，浅尝辄止般参与了些许研究；后因缘成为一名财经记者，见证中国保险行业从半封闭全面走向开放，乃至挺进全球资本市场之风云巨变。
　　　　机缘巧合，我曾经一度深度“窥探”行业，以写稿、赚取稿费为生，但是现在离开媒体行业，并不以保险或者其关联为养家糊口之本，可以相对独立之眼光再度回顾。失去才知珍贵，割舍之间知易行难，于行业幽光者，心有戚戚焉。
　　　　然而心境通灵，异然。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第一章　“冒险王”传奇（1919—1949）
　　　　1919年1月5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纪元》。但是，中国却未有新气象。4月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全面失败。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人。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2人。青年们的热血喷涌而起，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动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觉醒的民族意识，以及间歇掀起的抵制洋货运动，逆流而进的民族商业迎来一个小小的春天。
　　　　纷纷扰扰的乱世，并没有打断一个青年的远东冒险梦。
　　　　这一年11月，冷冬，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远东第一大都市。
　　　　纷杂喧嚣、熙熙攘攘的码头，涌动着西式圆礼帽和中式破毡帽。
　　　　一艘来自日本的蒸汽汽船正停泊靠岸，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走下一位27岁的美国白人青年，这个年轻人名叫史带（Cornelius　Vander　Starr）。
　　　　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位囊中羞涩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一个庞大金融帝国的缔造者，而东方的上海将承载史带传奇般事业的起点。
　　　　12月12日，到上海一个月后，史带在南京路和四川路交叉口，创立了一家只有两间房子和两个雇员的保险代理公司，将其命名为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AAU）。这之前，这位白人小伙子只在旧金山卖过冰激凌和汽车保险。
　　　　创业之初，美亚主要代理一些美国公司的水险和火险业务。两年以后，即1921年，经营颇有起色的史带，在上海创建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成为一家可以向中国本地人士提供寿险的外资公司。（1）
　　　　向中国人销售寿险，此前被认为几乎不可能，如同将鞋子卖给不穿鞋的人，或者类似把梳子卖给和尚。
　　　　冒险是有回报的，《上海地方志》记载，“截止1936年（民国25年）底，友邦的保单准备金7208624元，有效保额59599470元，其中华人投保占90％，且大半系从内地招来”。
　　　　这件事情也表明，史带不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创立友邦之后，史带开始了最初的本土化，他邀请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加入他的董事会；选聘当地人担任管理工作，这后来成为AIG全球业务的标准流程之一。
　　　　那时，友邦最受欢迎的产品是一种20年的储蓄保单。（2）出人预料的是，跨越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居然还有精明的上海客户在20世纪90年代拿出50年前的老保单要求再次回到上海的友邦保险支付，上演了一出不大不小的“拒赔老保单”事件。
　　　　这是金融巨擘友邦的全部起点。
　　　　1927年，史带将友邦人寿迁入外滩17号的“字林大楼”，即今日之友邦大厦。
　　　　“外滩”这个词，其实也源于西方文化。外滩当年的开发者们大都是“暴发户”，可是他们的大楼却力求有贵族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