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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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何评价中国商业保险改革开放之后30年之制度发展，我与当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学习和工作时的老师谢志刚教授却存有不同。2009年春节，于其宽阔书房的一角，我们一起讨论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共识是可以以不同的视角描绘出中国保险业的激荡30年。
　　　　直到飞跃于距离地面的万里高空，再读孟德斯鸠时，我顿生醍醐，还是做画家吧——既能深入，又可独立。
　　　　英雄亦造时势。如果说哈耶克解释了时势的力量，但是还有一个刺激的问题——是哪些善良，抑或非善良的“英雄”呢？30年间于中国商业保险的商战博弈中，这些人有过怎样的挣扎和奋斗？
　　　　恰恰这些人正在悄然隐去。
　　　　2009年5月13日，我回母校参加上海财经大学许谨良教授30年从事教学生涯的研讨会。许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79—1982年），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派往国外进修保险教师之一（1983—1984年，他被公派去美国Temple大学和北美洲保险公司进修保险）。回国之后，许老师就开始从事保险研究和教学，再未选择离开。蓦然间，几近半个甲子，一去30年！
　　　　作为当年学生的我，面对华发尽染的许老师，这样的紧迫感更加强烈！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读李秀成被擒后写就的数万言时，大兴感叹，“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
　　　　就算是格林伯格，2009年已经是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而过去30年叱咤中国市场的第一代拓荒者，例如马鸣家、唐运祥、王宪章、戴凤举、王国良、谢仕荣等都已经让出身位，再如平安的马明哲、中国人寿的杨超、太保人寿的金文洪等逼近让位的年龄；即使有老当益壮，梅开二度者，亦是英雄迟暮，更不消说那些不见于正史却仍马不停蹄奔走的幽光者。
　　　　于是，我执意收拾那些30年的碎片。
　　　　并由此上溯一个甲子，梳理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90年的中国商业保险的变迁线条，为过千万的从业者以及从业过的幽光者记叙，追寻推动中国商业保险的向上力量。
　　　　一、中国商业保险的阿喀琉斯之踵
　　　　30年，一段光辉岁月。笃行观察，需将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尤其是过去30年的变迁，放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激流之中，既可以还原其商业的本源，亦可以扩大其参考的基准。
　　　　相映成趣的是，以人力为王的制造业，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以数量庞大的保险代理人“人海战术”为核心发展路径，亦同样创造了中国保险规模增长，以及全球市值的奇迹。
　　　　改革开放之初，决策者都信奉市场换技术，甚至限定合资公司形式“偷师”。不过，大凡市场换技术，都鲜获成功，典型的如中国的汽车工业。而中国之合资寿险公司似乎重蹈覆辙，或者异变为假合资真外资，或者成为非洋非土的“四不像”，至于2009年，更为退合资，变身中资的“创举”。
　　　　作为对照，只有基因改良的国有资本，或者是善于学习的民营资本，才最终演化为先进的商业力量之一。
　　　　凡是局限于牌照生意，都缺乏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中国30年之改革，从解决吃饭问题开始，重结果，轻过程；重GDP，轻结构；重现在，轻将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式发展观，亦折射于国内商业保险的保费规模“饥渴症”。
　　　　倘若穿透市场喧哗的表面，行业肌体的深处沉积着三个方面的矛盾，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之踵：
　　　　（一）短期的资本与长期的行业
　　　　历数行业特性，尤其是寿险行业，并非一个短期能够赚“快”钱（所谓开业即赚钱，多半就是一个会计神话），但同时又对资本消耗巨大的行业。
　　　　依次登上舞台的，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行政资本”；1986、1988年，国有企业资本聚合成立股份公司；1992年，友邦打响海外资本第一枪；1996年，保险行业第一次扩容潮，民营资本首次“随风潜入夜”；及至2004年，保险行业最阔绰地发放了一次牌照，异军突起的民营资本上演蛇吞象大戏，批量染指“2004系”新公司。
　　　　资本决定一个行业走向，而资本的腾挪与博弈成为这个行业最为魅惑的故事，其操纵者亦成为最为风云的人。
　　　　但是，这个最需要耐心的行业却最缺乏有耐心和耐力的资本。
　　　　肩负“做大做强”最大使命的国有保险资本，历次都成为执行保险行业政策的急先锋，因缘牌照便利，不管是投资股市，股改上市，还是并购金融牌照，构建金融集团。但是，对于部分资本而言，某些政绩要求甚于行业健康发展。
　　　　逐利而生的民营资本，无利不起早，急于提前变现。他们或为利润，或为资本运作现金流，或为炒作牌照而来。
　　　　最有商业耐心的，似乎仅剩海外资本，这亦是外资进入市场时大谈之道，“我们长期看好中国市场”。不过，或因被并购（例如安泰、恒康和康联保险），主业更换（例如花旗银行旅行者保险），甚至于经济危机（例如AIG）等，化神奇为腐朽，外资的信誓变身旦旦。
　　　　（二）迅速做大的规模与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
　　　　过去30年，国内的保险行业创造了增长奇迹。
　　　　1979年国内恢复保险业务。1980年只有一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仅4。6亿元。2008年实现原保费收入9784。1亿元（简单统计口径），比上年增长39。1％，是2002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2100多倍，超过1980年到1999年20年的总和。2008年，保险公司达到115家，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超过3万亿元。
　　　　2004年4月，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万亿元大关。第一个资产过万亿元，从1979年开始，中国保险行业用了25年。但是，从第一个1万亿元，到第二个1万亿元用了3年，而积累第三个1万亿元用了仅仅一年多。放眼全球，中国保费收入已经位居世界第6位，成为最为诱人的新兴保险市场。
　　　　于此相对应的却是，保险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
　　　　首先是代理人队伍的向下发展。整体从业素质的下滑，保险公司铺天盖地的人海战术，以及由于生存和业绩压力下销售的夸大或者不当承诺，伤害着行业的口碑。
　　　　三次产品危机使得保险产品备受质疑。第一次为2001年平安的投连险危机，第二次为2006年友邦的重疾险危机，第三次为2007年的交强险危机。第一次险情源于产品设计有失公允，误导销售；第二次则是质疑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理赔陷阱重重；第三次危机则是对于交强险“暴利”的质疑，“外行看不懂，内行讲不明”的保险，于公众的眼中猫腻多多，迷雾深深。
　　　　更大的危机潜伏于失衡的产品结构。整个行业热衷于叫卖保障功能极度退化的“投资型”保险产品，上保费、冲规模，只“做大”不“做强”。产品结构上失衡，行业可持续发展乏力，大起大落的风险加剧。证券市场火爆，投资收益尚可之时，矛盾被掩盖，被隐藏。但是，一旦潮水退却，证券市场牛熊切换，宏观经济进退维谷，所有的暗礁均将暴露于阳光之下。
　　　　2008年全球股市的暴跌，中国保险行业多数公司的盈利比2007年大幅度下降，数量不少的保险公司出现了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现象，需要发行次级债或者再次注资。押宝投资型保险，资产配置在二级市场暴露，实际上成为高悬保险行业的“堰塞湖”。上游积累的能量越大，下游越是惊心。
　　　　（三）综合金融的梦想与保险分业监管的瓶颈
　　　　中国保险行业于综合金融的道路上疾行，综合金融早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的抱负和梦想，而是渐入藕花深处。2009年6月，7000亿平安鲸吞5000亿的深发展，被认为是一石二鸟（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的绝妙好棋。马明哲已经构建了保险体系内，体量最大的保险、银行、资产管理的金融集团。
　　　　不仅平安，正在改制、意图整体上市的人保集团，在新一代保险干部吴焰的布局下，已经从原有的保险和资产管理，扩展至信托、基金等非保险金融领域。
　　　　除了自身的扩张冲动，2008年的危机还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大而不死”（too　big　to　fail），而综合金融架构，大行并购之道，似乎也是做“大”的终南捷径之一。
　　　　监管的矛，面对分业的盾，酝酿一个超越银行、保险和证券的超级监管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远非简单将所有的监管重新收回曾经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即便如此，此亦非彼，而更类似螺旋式上升；更不消说，抑或还有其他的超级监管形态。
　　　　变革的风起于青萍。
　　　　2009年7月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后的“吹风会”上称，“未来中国将扩大跨行业监管力度”，而美国金融体系改革方案中“改造”美联储成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主张值得借鉴。
　　　　二、2500万幽光者的嗟叹
　　　　“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卖过保险。”
　　　　2007年，中央财经大学郝演苏教授曾作出一个惊人的估计——寿险业在中国发展的15年间（1992—2007年），总计有2500万人做过，或正在做保险营销。
　　　　从1992年，上海友邦率先引入代理人制度之后，这个制度一边发展，一边衰败，又一边进步。善与恶，进步与退步，同时加之这个制度。
　　　　数量上，越来越多；然而，离职的人则更多，素质每况愈下，只要有心跳都可以卖保险；底层代理人生存艰难，行业形象整体溃败；部分中心城市，人力扩张艰难，出现空心化，县城和农村市场成为各家公司增长的来源。
　　　　但是，如“蚂蚁雄兵”般的他们，却创造了中国寿险业务之发端，同时亦见证了这个行业的辉煌。
　　　　他们的业务是保险公司中最值钱的业务。个险期缴保障业务成为保险业务中的“软黄金”，持续为保险公司提供最为得意的内含价值。不仅如此，数度在国家或者社会危机重重之际——不管是20世纪末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潮，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下的失业、就业危机——他们都成为吸纳不稳定人群最多的“工作”。
　　　　“没有个人营销，就没有中国保险业的今天！”
　　　　但是，他们却承受这个行业的负重——“一人卖保险，全家不要脸”。
　　　　扫完了家属、亲人的血缘单，朋友、同学的友情单，个人资源被洗“白”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但是市场的残酷超过想象——写字楼的大门口挂着这样的提示牌，上面用黑体大号字打印着：“保险推销请勿入内！”被高薪诱惑和职业前景刺激的耐心逐渐被消耗，渐至于殆尽。
　　　　“卖保险的没保险。”代理人没有底薪和社保，收入完全依靠业务提成。从保险公司角度，没有底薪的代理人，其实是保险公司迅速切入寿险市场成本最低的一条路径。
　　　　百万代理人大军已经成为支撑中国寿险行业的三大支柱（个险、银保和团险）之一，客观而言，百万大军也解决了百万人的就业生计，这或许是中国寿险行业最大的贡献之一。
　　　　如同赞誉和功绩，代理人制度裹挟的误导、不诚信，乃至于“类传销”的质疑，已经成为危及中国寿险行业的恶瘤之一。保险行业形象之差、地位之低，从业人员数量、去职人数之多，银、证、基、信、保五大金融行业中，无人出其右。这超过百万的大军，自身充满矛盾，非员工编制与福利，却按照员工管理，“我是谁”，“我究竟是谁”，无时无刻不在拷问。
　　　　三、外资巨头的进与退
　　　　需要一点朦胧美。
　　　　中国市场未开放之前，几乎所有的保险巨头都无一例外做着一场春梦。全球最后一个保险市场的洼地，超过10亿的保险人口，不断演绎的经济增长神话。这样的憧憬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发急切。
　　　　保险行业监管部门一度设立了一道特别的门槛——“532”。这道门槛规定，外资保险公司要在中国大陆开展寿险业务，其必要前提是，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50亿美元、公司营业满30年，并且在中国开设代表处满两年。这样的规定，堵住了港澳台地区多数保险公司的财路，却没有挡住欧美一流保险公司挺进的步伐。
　　　　然而，于今回首，外资巨头赚钱者寥寥无几。
　　　　但凡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无一例外均是海外之保险巨头，身世显赫。例如，安联、安盛、荷兰国际集团、美国大都会以及纽约人寿等等。光鲜的“强强联合”却制造不出一个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