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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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水涨船高。
但是，自从70年代初以来，水涨而一些船没有高。尽管平均收入持续增加（虽然放慢了一些），但贫困率并没有下降，而且，实际上还有某种程度的上升。近年来减少贫困方面没有进展与我们在表20－2中看到的不平等加剧密切相关。虽然经济增长增加了一般家庭的收入，但不平等的增长使最穷的家庭没有分享到经济繁荣的果实。
贫困是一种影响所有人口集团的经济病症，但对各集团影响的大小并不同。表20－4 谁是穷人
集团 贫困率
所有人 14。5
白人 11。7
黑人 30。6
西班牙裔人 30。7
孩子（18岁以下） 21。8
老人（64岁以上） 11。7
丈夫不在的女性家庭 38。6
资料来源：U。S。Bureau of the Census，1994年资料
表20－4说明某些集团的贫困率，并反映出三个显著的事实：
◎贫困与种族相关。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倍左右。
◎贫困与年龄相关。孩子比一般人更容易成为贫困家庭的成员，而老年人比一般人更不容易贫穷。
◎贫困与家庭结构相关。以女性为家长而没有丈夫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是一般家庭的两倍多。
这三个事实描述了多年来美国社会的情况，它们也说明哪些人更可能成为穷人。这些影响也在同时起作用：在女性为家长的家庭中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孩子有一半以上生活在贫困之中。
衡量不平等中的问题
虽然收入分配和贫困率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但解释这些数据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些数据是根据家庭年收入。但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收入，而是他们维持良好生活水平的能力。由于各种原因，收入分配与贫困率数据所给出的生活水平不平等状况是不完全的。我们以下考察这些原因。
实物转移支付 收入分配和贫困率衡量是根据家庭的货币收入。但是，通过各种政府计划，穷人得到了许多非货币物品，包括食品券、住房补贴和医疗服务。以物品和劳务形式而不是以现金形式给予穷人的转移支付被称为实物转移支付。不平等程度的标准衡量并没有考虑这些实物转移支付。
由于实物转移支付主要是由社会中最穷的成员得到，所以，没有把实物转移支付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包括在内就大大影响了所衡量的贫困率。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研究，如果把实物转移支付按其市场价值包括在收入内，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数量会比标准数据所表示的低10％左右。
实物转移支付的重要作用使评价贫困的变化更为困难。由于帮助穷人的公共政策一直在变动，现金和实物转移支付之间的援助构成也在变动。因此，被衡量出来的贫困率的某些波动只是反映了政府援助形式的变动而不是经济恶化的实际程度。
经济的生命周期 显而易见，在人的一生中收入变动很大。一个年轻工人，尤其是还在学校的年轻工人，收入是低的。随着工人年龄变大和经验增加，收入在增加，在50岁左右达到最高，然后在工人65岁退休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种有规律的收入变动型式被称为生命周期。
由于人们可以以借款与储蓄来平缓收入的生命周期变动，所以他们在任何一年中的生活水平对一生收入的依赖大于对那一年收入的依赖。年轻人也许为了上学或买房子而借款，然后在他们以后收入增加时偿还这些贷款。人们在中年时有最高储蓄率。由于人们可以根据退休预期来储蓄，在退休时收入大大减少并不一定会引起生活水平的相似降低。
这种正常的生命周期型式也引起年度收入分配不平等，但这并不代表生活水平的真正不平等。为了估计我们社会中的生活水平不平等，一生收入分配比年度收入分配更适用。不幸的是，实际上得不到一生收入数据。但是，在考察任何一种不平等数据时，重要的是要记住生命周期。由于人一生的收入是把生命周期的高收入与低收入拉平，所以在人们的分配中，一生收入肯定比年度收入更平等。
暂时收入与持久收入 人一生的收入不仅仅因为预期的生命周期而变动，而且还因为随机的和暂时的力量而变动。某一年的霜冻摧毁了佛罗里达的橘子树，佛罗里达的橘子种植者就会眼看着收入暂时减少。同时，佛罗里达的霜冻也使橘子价格上升，加利福尼亚的橘子种植者眼看着自己收入暂时增加。下一年也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新闻摘录 正确衡量了贫困率吗？
贫困率是一项备受瞩目的经济统计指标。但正如下面这篇文章所明确地指出的，有很多人批评这个指标。
差错破坏了新贫困水平数据
达纳？米尔班克撰写
统计数字中有谎言，也在指责谎言。年度贫困数字也不例外。
今天早上记者挤到华盛顿的商务部听人口普查局宣布生活在贫穷中的美国人数量。人口普查局还将透露家庭收入的统计，该统计告诉我们是不是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政治家将讨论这些数字。利益集团会扭曲这些数字。官员们将用这些数字来确定27项联邦计划的权利受益者，其中包括食品券、医疗援助、创业补助，以及学校午餐。
附注：统计数字令人可疑。
保守派这样认为。遗产基金会称这个报告是“苏联式扭曲信息的宣传”，并称人口普查局是“波将金村”（据传波将金为取悦女皇叶卡捷琳娜而在她巡游经过之处搭建外观悦目的假村庄。——译者注）。
自由派人士也这样认为。西北大学贫困问题专家瑞贝卡？布兰克（Rebecca Blank）说人口普查局用的数据是“完全过时的，所用的技术使这些数据毫无意义。”
甚至人口普查局也承认存在一个问题。今天介绍这些数字的该局一分部主任丹尼尔？温伯格（Daniel Weinberg）说：“现在的衡量标准是有缺点的，多年来我一直指出了这一点。”
主要问题是：编撰收入和贫穷数据的方法回到了1963年，忽略了反贫穷计划的巨大变化。为什么不使它与现在一致？1988年家庭补贴法案委托的由13个专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花费了100万美元，并在5月发表了一份500页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对方法进行大幅度修正。但到现在为止，一切依然如旧。
管理与预算机构用人口普查局的数字来决定贫困标准，但由于有对各州补助款的重新分配，国会也想插一手。保守派思想智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道格拉斯？贝沙罗夫（Douglas Besharov）说：“在路上你遇到了一块政治绊脚石。”
甚至在1963年这种方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当时的贫困线是由莫利？欧桑斯基（Mollie Orshansky）划定的，她当时服务的部门就是现在的健康与人力服务部。欧桑斯基夫人现在已经退休了，她说她的计算仅仅打算用于一项老年人调查，但这些数字被正在寻找一种全国贫穷衡量指标的约翰逊总统所滥用。
今天仍然在用的衡量指标是根据农业部对每年食物消费所需要货币量的估算，考虑到所有其他支出把这个数字乘以3就是指标数字，并进行调整以反映家庭规模。
但是，贫困线只是衡量税前收入，没有考虑食品券这种实物津贴以及劳动收入税减免这种优惠政策。它也没有扣除照料儿童与交通费用，因此低估了工作的穷人数量。它没有考虑地区生活费用差别，尽管密苏里农村支付的住房租金要比曼哈顿低得多，这种奇怪的做法低估了城市穷人而高估了农村穷人……
实际上，贫穷分析家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认为贫困水平与收入衡量被如此之扭曲，以至于连趋势都看不清了。布兰克教授说，非常可能的情况是，报告中的贫困一直增加和不平等一直加大的趋势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资料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5，1995，P。B1。
正如人们可以借款和存款来使收入中生命周期变动平稳一样，他们也可以借款和存款来使收入中暂时变动平稳。当加利福尼亚橘子种植者有好年成时，他们花掉全部额外收入将是愚蠢的。相反，由于他们知道好年成不可能总有，所以把一部分额外收入储蓄起来。同样，佛罗里达橘子种植者对暂时低收入的反应是提取储蓄或借款。在某种程度上，家庭进行储蓄和借款是要减缓收入的暂时变动，这些变动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家庭购买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持久收入，即正常的或平均的收入。
为了确定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持久收入的分配比年度收入的分配更适用。虽然持久收入难以衡量，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持久收入不包括收入的暂时变动，持久收入的分配比现期收入更平等。
经济流动性
人们有时谈“富人”与“穷人”时仿佛年复一年这些集团都由同样的家庭组成。实际上，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经济流动性，即人们在各收入阶级之间的变动，在美国经济中是相当大的。沿着收入阶梯向上移动可能是由于好运气或勤奋工作，向下移动可能是由于坏运气或懒惰。这种流动性有一些反映在收入暂时变动上，而另一些反映在收入较持久的变动上。
由于经济流动性如此之大，所以，许多低于贫困线的人只是暂时的。对少数家庭来说，贫困是一个长期问题。在一个有代表性的10年期中，4个家庭中有一个至少在一年中在贫困线之下。但只有不到3％的家庭在8年或更长时间中是贫困的。由于暂时的贫困和持久的贫困很可能面临不同的问题，所以，旨在反贫困的政策需要区分这两个集团。
判断经济流动性的另一个方法是根据一代到另一代人经济成功的持续性。那些研究这个题目的经济学家发现流动性是很大的。如果父亲的收 入比他同辈人的平均收入高20％，他的儿子很可能比他同辈人的平均收入高8％。祖父的收入与孙子的收入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还是一句老话说得对：“富不过三代。”
这种巨大经济流动性的一个结果是，美国经济充满了自己致富的百万富翁（以及挥霍继承来的财产的继承人）。根据1996年的估算，美国约有270万个家庭净资产（资产减去负债）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些家庭代表着最富的2。8％的人口。这些百万富翁中有五分之四的人是靠自己赚的钱，例如通过开办并建立企业或通过公司职务的晋升。只有五分之一的百万富翁是继承了财产。
即问即答 用什么衡量贫困率？◎说明解释所衡量的贫困率时的三个潜在问题。
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哲学
我们刚刚说明了经济的收入如何分配，并讨论了在解释所衡量的不平等时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转向政策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平等应该做些什么？
这不仅是经济学问题。仅仅是经济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决策者是不是应该努力使我们的社会更平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哲学问题。但由于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是许多经济政策争论的中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离开经济科学来考虑一点政治哲学。
功利主义
政治哲学中一个主要学派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是英国哲学家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n；1748－1832）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很大程度上，功利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决策的逻辑运用于涉及道德与公共政策的问题。
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功利或效用的概念——效用是人从其环境中得到的幸福或满足程度。效用是福利的衡量，而且，根据功利主义者的看法，也是所有公共和私人行动的最终目标。他们声称，政府的正确目标是使社会每一个人的效用总和最大化。
功利主义者支持收入再分配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一个穷人额外一美元收入给这个人所带来的额外效用大于富人额外一美元带来的效用看来是合理的。换句话说，随着一个人收入增加，从增加的一美元收入中得到的额外福利是减少的。这个似乎有道理的假设与功利主义者总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一起，意味着政府应该努力达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
这种观点是简单的。设想皮特和保罗两人除了皮特收入8万美元而保罗收入2万美元之外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拿走皮特的一美元给保罗将减少皮特的效用而增加保罗的效用。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皮特效用的减少小于保罗效用的增加。因此，这种收入再分配增加了总效用，这是功利主义者的目标。
乍一看，这种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意味着，政府应该一直进行收入再分配，直至社会上每个人有完全相同的收入。实际上，如果收入总量是固定的——我们例子中的10万美元——那么，情况就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功利主义者否定收入的完全平等化，因为他们接受了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