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不在撒哈拉-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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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起许多年前,一个女孩的一张惊讶的脸。
那是个初夏的傍晚,上海的天还是亮的,空气里有一股即将自由的甜味。小学二年级,读书没有那么多压力,上课就好像只是参加集体生活。一个周五,我们要在放学前写一篇作文,忘记了是什么题目,只记得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下课铃响了以后,大家一个个站起身,桌椅摩擦地面发出尖尖的声响,女生们一个个温柔地亲手将作文簿交给语文课代表,而男生则是远距离将本子甩向她,随后一群人勾肩搭背奔向周末。
我仍然坐在座位上,低头写作文。当我落笔的时候,抬起头,只有四个值日生在教室里。
“语文课代表呢?”我慌张地问。
“刚走了。”
我立刻背起书包,手里抓着作文本就冲出了学校。语文课代表家住得离我家不远,我一直跑,直到小巷,远远地我看到了她的背影,马尾因为走路而一甩一甩的。喘着气,我开心地继续跑向她。
总算追上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喊她,伸手拍拍她的肩膀。女孩转过身,看着我,我却仍然因为喘气说不出话来,手里捏着的作文本已经成为一团了。站定,我将手里的作文本在膝盖上展开,用力抚了一抚,递了过去给她。
“对不起!应该一打铃就给你的,但是写着写着就停不下来。”我说道。
女孩瞪大了眼睛,表情很诧异。她接过了作业本,呢喃道:“没关系的,下星期也可以啊。”
那时候,我无法理解女孩的惊讶。
英文中有句短语是:walk the talk; talk the walk,言行一致的意思。可是长大以后,我渐渐发现,越长大越长高,我们的嘴巴和脚的距离就越拉越大,终于有天发现很多人的嘴巴和脚是分开的。
马尔默商业街的雕塑
中午时分的冬日街头,哈勒姆
谈恋爱的时候说了很多誓言,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到;小时候的梦想,一点点瓦解,最后想不起当初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和朋友分开的时候说着要经常联系,结果忙着忙着,什么都没有安排,许多年后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来到哥德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巴塞罗那早晨明媚的阳光下出发,一路从南欧往北走,探望在瑞典读书的女友们。
走出机场,加入大巴排队的人群。五分钟后,大巴缓缓开来,人们一个个有秩序地走了进去。随便找一个座位,我就坐下了,头靠着窗,看着外面暖黄色的灯。现在是下午三点,但此时冬天的北欧已经如同深夜般漆黑一片。车厢内,几乎坐满了人。
不过是下午三点
汽车缓缓开动,我正想着要戴上耳机,这时候开始广播了。司机先说了一遍瑞典语,我什么都没懂,第二遍是英文,“先生们女士们,欢迎乘坐我们的机场大巴,很抱歉的是我比预计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所以让大家久等了。因为过来的时候有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坏了,我在路口等那个坏了的红绿灯半个小时,我不想乱穿马路。”
听到这里,我不禁笑了出来,真是个老实的北欧人!
司机继续说着:“但是因为这是机场大巴,很多人在等待,所以我就闯了一次红灯,大家不要这么做啊!”
我扑哧一下,几乎要笑出声,也很想给司机鼓掌,但周围没有人笑,更没人鼓掌,大家都只是听着,似乎这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米粒在哈勒姆的小火车站等我,远远地就看到了这个可爱的人儿。一下了火车,我立刻飞奔过去,两人抱作一团。她把准备好的手套给我,再用围巾包住我的脖子,“终于来啦!”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是许久之前了。如今在异国他乡见到旧友,实在有种说不出的感慨。
一路上,我把哥德堡司机的故事和她说了一遍。她习以为常地说:“这事在这儿太正常不过了。”
“真老实啊!”我感慨。
“我的钱包在学校丢了,找了几天没找到,可是突然有同学交给我,说是有人捡到了,但不知道失主是谁,于是就传来传去,后来她看到认了出来,就给我拿过来了。”米粒说。
马尔默
下午六点钟,漆黑的夜里风雨交加。不喜欢阴冷天气的我,这次倒没有丝毫的厌恶感。
我有个女友叫琼斯,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有次我们吃着饭,她突然说:“安迪,那个傻傻的瑞典男孩,我在学校看到他了,你离开的那阵子他挺难过的。”在她眼里,全世界的人都是傻的,不懂算计,不懂拐弯思考。
安迪的确是个单纯的瑞典男孩。想起他的样子,我就会记起那个冷到牙齿都在发抖的十二月。我们一群人玩得很开心,迪莎说要去派对,但我已经疲惫,于是说要早回去。安迪为了我的安全也没有去派对,戴上了他那副大大的黑手套,陪我走回家。
走着走着,路灯下,突然一点点白色的细颗粒从天空飘下,这白色雪花越来越大片,下得越来越猛烈。我们惊喜地发现,原来下雪了。
“安迪,你看,雪!”我指了指天空,兴奋地在空旷的地面奔跑。有轨电车的轨道已经被雪掩盖。
“呵呵,是啊!”他用脚在一边画起了画。
“你的肩上,头发上,哈哈,我们都成了雪人。”我再抬起头看他,大雪把他包裹成一个白色的雪人。
回到了家,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和脸是冷冰冰的,但在雪中激动的时候,却一点知觉都没有。从窗口望去,安迪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无人的街道,雪依然在下着。
安迪在英国读书,也是来荷兰交换的,我们这群人常聚集在他家打牌跳舞。他来自瑞典的马尔默,在认识他之前,我去过那座小城。
有一天,我问安迪:“你的梦想是什么?”
他笑着回答:“我想当个父亲。”
我愣了一下,“父亲?那么容易的事情,难道是指‘神父’吗?你又不信教!”
“不是那个意思,是当个好爸爸。”
“啊?为什么?”
“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不常见到父亲,但是我想看着我的孩子长大。”
我的瑞典朋友很多都来自离异家庭,瑞典女性地位高,所以离婚率也很高。安迪常常和妈妈打电话,报告这报告那的。
后来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又认识了一个瑞典女孩,莱拉。第一回见面,她就大大咧咧地摸了摸我的裙子,“这个有型!”她和每个瑞典人一样,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她之前在洛杉矶生活,做喜欢的工作——时尚编辑。
我,她,还有马来卡——一个帅气的比利时女孩,常常一起去吃饭。莱拉是主角,而她的主题常常是,“最近我去看了话剧,认识了一个意大利演员,他约我出去。”我和马来卡两人聊的话题只是去看吉他演奏会或艺术展,每次有莱拉在,我们就像是听故事一样。
离开瑞典时,下完雪的早晨,竟然出太阳了
有一次我问莱拉:“你想要当什么?”
她说:“要当一个大明星,要结婚当一个好妈妈。”
原来,莱拉也来自一个破碎的“典型”瑞典家庭,而她也在一直努力成为一个独立却传统的人。
意大利,乱走是我旅行的方式
从巴塞罗那飞往意大利罗马,仅需一个半小时。抵达后出门,在航站楼找到了苏黎世到达厅。
远远地,我在众人之中看到这个高高大大的德国男人——布鲁萨。他一转头,也立刻看到了我,脸上笑容满满。
见面后亲吻左右脸颊,我精神满满地说道:“早!去坐机场大巴吧,旅行开始了。”
“早!”布鲁萨这一回穿着汗衫和牛仔裤,背了一个登山包,和平日里出差的样子很不一样。这个三十三岁的德国男人,在一家国际公司的瑞士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经常会满世界跑,常常是西装领带,手提电脑和黑色商务小箱。
“大巴要坐多久?”他问。
“我也不知道。要提前上厕所吗?”我正拖着自己的行李箱,问。和他不同,我只有这么一个箱子,十七岁旅行时买的,那时哪里会在乎那么多,看到是卡通图案觉着可爱就扛了回来。于是这些年来,它一直陪伴我走了世界很多地方,已经褪了色,箱子的边边角角也已磨破。每次想到这些,我都暗自庆幸,幸亏父母没有在我两岁的时候问我想要给自己取什么名字,估计我会给自己取个“糖糖”或者“鸭鸭”之类的。
“不是啦,只是想知道。”布鲁萨回答道。
“哦,这些都无关紧要!不回答你了,事事谨慎的德国人。”我笑了出来,他总是任何事情都要提前安排好。
“拉儿童箱子的!”布鲁萨知道我在和他开玩笑,立刻还击,脸上仍然笑容满满的。对于我的出言不逊,他早已习惯了,也因为交情深,彼此都无所谓。
我们找到了车,罗马的“豪华”大巴并不豪华,电视机上贴了一张破烂的纸,歪歪扭扭写着“out of order”。上车坐定后,我问他:“你真的要一切都安排好,才罢休吗?”
“嗯,有安全感吧。”布鲁萨因为太过高大坐下后双腿伸不直,只能弯曲着。
“哎,我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次旅行我和你讲过不做任何计划,别当我是开玩笑,因为我的的确确一点计划也没做。”为了布鲁萨的安全感,还是提前告诉他比较好。
他哈哈大笑,说道:“你在邮件里面说过啦,我可以,没问题!”
“哈!真的?我才不信!”我抢过他的手机,得逞地笑了起来,“看,我就是不信,你还是下载了一些旅行所需的应用软件。”
“以备不时之需啊!”布鲁萨义正词严地说道。大巴开动起来,我们俩都安静下来,看风景,矮破的房子,大范围的农田。
其实,去过大大小小那么多地方,我养成了一个并不好甚至任性的习惯,去旅行,我从来都不会提前做功课,更不会去看别人去过了哪里,拍下了什么照片,对于“必去的十大景点”,我是痛恨不已的。
当年,马可波罗把东方描述得过度富足,引来了西方的掠夺,如今旅行者往往做着同样的事情,把一个地方捧红,带来了无数游客,地区经济发展了,但当地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对我来说,旅行更多是一种发现。不去刻意安排,自己在各地发掘新的风景,不经意地发现一条小溪流,不经意地寻找到一块玉米田,不经意地吃到乡村美食,甚至在迷路时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在旅行前对目的地一无所知,甚至连当地讲什么语言都不知道,比如去安道尔,抵达的时候我对那里一无所知,于是我就跑去马路上问别人,只有通过这样才知道在当地有什么好看的风景,说什么语言,有什么地道的小吃。
我喜欢自己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行,而不是一大群人。一群人的话,结交新朋友的机会就很少,往往会困在团体内,而且要考虑到每个人,最令人厌恶的,就是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旅行带着世事就不是旅行了。
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自己是开发新大陆的冒险家,顺便为自己的无知正名。
思绪正飘在罗马上空,旁边的布鲁萨发话了,“我买了新玩具。”他打开包,让我往里面看。
“这算哪门子玩具!简直就是奢侈品!”爱器材爱摄影的德国大男孩,又为他的相机买了新镜头。
“嘿嘿,拍出来效果可棒了!对了,接下去的旅程第一天听你的,第二、三天听我的。”果然,他还是不放心,继而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我查了一下,旅社距离机场大巴站台不远,所以最后一天我们不用愁。”
好吧,德国人。
到了市中心,大家陆陆续续下车。远远看到几个中国字“某某旅行社”,再远一点,赫然看到一个中国餐馆。布鲁萨低头看着我,“你一定很亲切吧?”
“那是,啊!忘记带打印好的地图了,完了,该怎么去青年旅社我不知道啊。”我突然说道。
“跟我走吧。”布鲁萨一点也不担心的样子,而且居然熟门熟路。他带我过了两个街区,就找到了旅社。
“什么嘛!又事前调查好了。”我嘀咕起来。
“咦?和照片差不多。”布鲁萨望着旅社说道。不用问,之前他肯定把照片也搜过了,和我这个不计划的人简直天壤之别。
我们走到了梵蒂冈附近,在意大利居民区一家餐厅吃了顿地道的早餐后,两人满足地踏上路途。布鲁萨信仰天主教,所以梵蒂冈对他来说是一个圣地,这座城宛若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