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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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直有很大的差别，决不能把它们简单地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为同一个“主流经济学”。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形式化的分析框架和一套完整的理论原理，而最近20年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并不具有这些东西。严格点说，到底什么是最近20年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这20年中中国的经济学变化得太大太快，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停止这种变化，也仍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统一的风格。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本书当然只能非常小心地使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且一定要把它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非常严格地区分开来。可以说，即使我们真能指出近些年我国有一个“主流经济学”的话，这个“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别，肯定比本书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将本书中清算的那些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从西方的经济学说、特别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借用的思想观点，或者是它们二者共同的观点和主张；另一类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独特的创造，他们独创的这些观点和主张，无论其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不能归之于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的影响。

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材料

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有一些可以归咎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当然，这些信条能在中国流行，主要也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愿意相信它。而这些信条所表达的那些想法，往往也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自己早就形成了的，并不是他们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说那里学来的。但是，他们与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对这些经济信条有共同的信念，从而在这方面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那里得到了学术上的支持。那些有一点学术功底和理论修养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更是经常喜欢引证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以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之正确。

有鉴于此，笔者干脆将这些信条在学术上最强的支撑点找出来，把它们算作源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误人之见。

这些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找到根据的经济信条包括：

1。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体现为企业的资本金由私人所有，企业归私人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直到现在也没有用令人信服的形式化分析来论证，为什么私有企业（特别是资本金由私人所有的企业）一定比公有企业有效率。对于喜好形式化分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倒是经常有一些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等，提出和论证了相反的论点，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企业公有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经济效率。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资本金和企业归私人所有看成是经济活动的不容质疑的前提。当然，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那里，资本和企业由私人所有只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给定的前提条件，它是由经济分析所论证的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是一个理论上假定的给定的事实。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进行专门的形式化分析来论证，它的这个私有制前提对于经济效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把私有制当成是理论分析上给定的出发点这个事实又反映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确实是把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看成是经济活动有效率的一个必要前提。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完全竞争市场时所假定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有充分的经济效率（即“帕累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似乎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个结论：资本和企业私人所有是达到充分的经济效率的一个条件。

当然，仔细推敲起来，对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极不严格的。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逻辑结构既不能说明私有制是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也不能说明私有制是经济效率的充分条件。说它不是必要条件，是因为这种分析并没有从理论上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某种或某些非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同样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说它不是充分条件，是因为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本身就证明了，即使有了资本的私人所有，如果没有完全竞争的经济环境，如果存在着“外部性”，或者如果不具备某些条件，同样有可能达不到“帕累托效率”。

尽管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毕竟确切地证明了，如果具备了以上所说的那种种条件，竞争性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和企业私人所有确实可以使经济活动达到“帕累托效率”。相比之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资本和企业的公共所有几乎没有作什么严肃的形式化分析，当然更不可能论证它具有经济效率。这样的分析成果不能不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把私有制看成是经济活动有效率的条件。

另一方面，单单选择资本和企业的私人所有作理论分析的假定条件，这本身就反映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偏好：虽然没有什么严格的形式化分析作支撑，他们在内心深处却认定私有制是经济效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看法是几乎所有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天生的信念，自经济学产生于西方以来，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几乎从来都是这样想的。

在西方占主流的经济学家中，“私有制有效率”这种看法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就是那些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如美国的萨克斯等，在对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建议时，也把“企业和国有资本的私有化”当作最主要的措施之一。

作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右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把私有制看成是经济效率的最重要前提之一。特别强调这一观点，特别积极地鼓吹实行私有化，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推向了极端。

2。　强调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的效率，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最爱引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又一个论点。

必须指出，当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认为交换与市场的自发运行必定是有效率的，它特别强调，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市场的自发运行才肯定能达到“帕累托效率”。这些条件包括完全竞争的市场，没有各种各样的外部性，完全信息，未来是确定的，等等等等。这其中的许多条件在现实当中是无法满足的。而当这些条件中的某一个没有具备时，市场的自发运行就无法保证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这些情况都统称为“市场失灵”。强调市场失灵的各种情况并对其加以深入研究，这正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着重强调的还是交换和市场自发运行的有效率性。在它心目中，市场的自发运行在现实的西方市场经济下造成了一种接近达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只是少数例外。因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分析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时，习惯上都要假定完全竞争市场、没有外部性、完全信息等一大堆条件，这实际上等于认定现实的市场经济就是能够达到“帕累托效率”的，市场的自发运行是有效率的。

在强调现实当中的市场能够充分有效地自发运行这一点上，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为突出、更走极端。它一直坚持认为，现实当中真正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效率而且公平的。比起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比起西方经济学中的其它流派来，它都更顽固地坚持这一点。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坚决地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名称正是因此而得的。

3。　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它可以达到充分的效率，而且正是有利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自己，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借来的又一大思想武器。

应当承认，比起私有制最优论、市场有效率论来，自由贸易有效率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要稳固得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它的论证也要牢靠得多。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对任何国家都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

亚当。斯密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就极力主张实行自由贸易，而且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作了详尽的论述；而李嘉图所提出的对外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学说，更是确立了一种论证的基本框架，后来对自由贸易优越性所作的所有论证都是按这个框架进行的。从那以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就不断地在发展新的模型来论证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模型来论证非自由贸易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好处，但是它们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甚微，根本无法动摇自由贸易最优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

依据自由贸易最优论，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以此而论证了所谓的“溶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遵守国际统一的经济规则”的观念。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以自由贸易为基础，那个统一的国际经济规则只能是实行自由贸易。

在坚持自由贸易的最优性这一点上，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又是最极端、最坚定的。它比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还要顽固地坚持说，在任何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都不仅有利于全世界，而且有利于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自己。

这个自由贸易最优性的经济学信条，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内部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导致它在塑造中国近来的对外贸易政策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4。　认为只有一种最优的经济体制，　这导致了当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把美国的经济体制当成唯一的学习榜样。

严格地说，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所说的那唯一最优的经济体制，并不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能够实际存在的经济体制。它在论证这种经济体制的最优性时，是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信息完全等前提条件为基础的。而满足这些条件的经济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在最近一些年，西方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却都认定美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最接近这种“理想”的最优经济体制。于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唯一最优性的论证，就被许多人看成是对美国经济体制的唯一最优性的论证。在这方面的典型，就是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大师米塞斯，他断言：全世界的未来都是变成象20世纪中期的美国那样的经济体制。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更把这种学术上极不严肃的看法变成了对美国经济的一种原始的迷信。这就造成了一股“学习美国”的狂热，什么都以美国为榜样，在任何方面都要向美国学习。这种心态不仅认定“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简直是热望“美国的今天就成为我们的今天”。

当然，美国的科学技术确实先进，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硬碰硬的东西别说是明天，就是十年八年后也未必能学到手。于是美国的崇拜者们就把劲头使到了“制度”上，恨不能今天就让美国的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因为那是他们心目中无条件地唯一最优的制度啊！

另一类思想观点

尽管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借用甚至发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上述几方面的观点，但是它并没有全面地吸收和继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的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只援引自己喜欢的论点，而回避甚至闭口不提那些它所不喜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极力回避不提的这样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包括：

——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主张让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是它看待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