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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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过太多的被幸福、被增长、被有钱的经历，以至于真的看到这样的一组数据，确实是很难接受，因为与这个数据相等的资产所带来的幸福，我们并没有享受到。在很多为了下个月工资、业绩而苦熬的打工族眼中，自己的生活真是到不了百万富翁的级别，不是月光族或者啃老族就算是烧了高香。
但这次是不是大家又被幸福了一次还真难说，不妨我们别着急骂人，分析一下这件事是不是有可能。
实际上城市当中的住房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有住房，农村当然更不用说，宅基地总是保证的。国人习惯性地把拥有自己的房产作为成家立业的标准，“丈母娘刚需”还真不是一个玩笑话。城市出生长大的人当中，有很多通过各种手段购买了自己的住房，包括拿着父母的积蓄、家里拆迁的费用、当年福利分房的余荫什么的。我生活在北京，我身边的朋友只要是上一辈在北京生活的，基本都有自己的住房，而那些飘在北京的朋友，在老家也是有住房的。
在目前房地产高企的状态下，真要是在北京拥有一套四环以内的百平米住房，想必那个家庭平均资产的247万元不难达到，其他城市类似，只要是有自己的住房，都是一笔不小的家庭资产。这个调查未必是胡说八道，而是很有可能不算太离谱。并且您也看到了，城乡之间的家庭资产差距之巨大，完全符合我们的直观印象。
问题并不是数字是否准确、取样是否有足够的覆盖面，而是在做了这一切之后，为什么得出的数字让大家觉得这么不可思议。也就是上面我说过的，为什么我们始终感觉不到与资产增值而对应的幸福感？
报告的起草人说，中国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有钱人过什么日子关我们啥事？只要我们越过越好也就是了。所以，这并非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些资产基本上所谓的“paper money”——纸面上的钱。这些钱是不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派上用场的，只能是一种具备观赏价值的东西。
当然，任何国家的普通人对于这方面的资产也都是享有观赏价值，只要是自己住着，这部分资产也就没有了流通的意义。但很多地方并无我们这种不安全感，无论在社会保障还是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上，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咱有什么？就这份一家人最大的资产，说白了也是长租70年嘛，还可能会被征收房产税呢。
您看，您仔细回想一下，您对于这些数字的愤怒，是不是这么来的？
摇号真的公平么
老婆大人想再买个车很久了，北京买车要摇号，排队也至少排了一年，但每次她的名字都没出现在摇号成功的名单里。关于这个也没太多想，毕竟我们属于买彩票从来不中、刮发票总是“谢谢您”的那种普通人，从概率来说也算正常。哪怕是爆出北京连续8个月都有名为“刘雪梅”的人中号、而正好车辆管理部门有这么一位同名同姓的警官这种事，也只是认为纯属巧合。当然，在没有得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这事儿看上去怎么都算是巧合，这名字太家常了。
正当我们认命的时候，新闻中得来这么个消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宋建国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据知情人士介绍，宋建国被调查的原因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然后我们相信那个摇号程序的心就直接凌乱了，按说这事儿不应该啊，那不是谁都改不了的、极度公平的程序么？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到底是这么回事，这与程序是否公正没有任何关系，对于普通人而言，摇号就是得到一个你无法掌控的序列号，对于能掌握数据库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串随时可改的字符。任何程序只要到一定基础层面上其实都是可以修改的，程序员的后门且不谈，就这样的程序来说，能够有权限进入数据库就足够了，而技术永远无法防止有权给程序员下命令的人。
这倒是让我想起上海那块“世界上最贵的铁皮”。上海实行车牌竞拍已经有年头了，虽说被很多人诟病，但其中毕竟有公平的含量。简单来说，就是在某种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大家按照自己的急迫程度设定价格，要是您觉得自己的需求超出了拍卖的价格，直接掏钱拍下就是，要是觉得舍不得这笔钱，那就证明您的需求并没有到位。在一个公共交通多少算是发达、私车未必是必需的地方，除了拍卖出来的钱到底做了什么之外，整体架构还算是公平的。
北京的摇号政策刚一出来，就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做了悲观的预言，现在可以说一一应验。比如说腐败、寻租的问题就有不少人说过，而抱着有枣没枣先排个号的人会越来越多也日益明显，即使没有这位涉嫌徇私舞弊的局长大人，能摇上号的比例也日益降低。这里我们需要问的是：这样的公共政策出台，为什么没有经过详细的论证，只能让社会被动地承受其恶果？
伴随我们一生的“霸王条款”
《新京报》在2011年3月15日这天做了一个综合报道，列举了绝大部分消费者这些年里能够碰到的几种商家的“霸王条款”，从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踏上社会，这些条款基本上一直陪伴着我们，正所谓“霸王条款”伴随我们一生。
最能体现其“霸气”的自然是“本活动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这种话，要知道，得到解释权就等于得到了一切，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一种文字或者语言没有歧义，只要握有颁布权与解释权，自然也就天下无敌了。记得某洋快餐在优惠活动中出现漏洞被抓住，然后人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优惠取消，相信这种“解释权”是主要原因。
“霸王条款”为什么可以畅行无阻、陪伴我等一生？很简单，消费者不是商家的对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消费者是商家的上帝并非是一句空话，一旦消费者觉得你的商品不够好，或者能有其他更好选择的话，用手里的钞票投票选择别家就是，钞票在市场上就相当于选票。但这个选票会在两种情况下失灵，一种是产品无可替代或者市场被垄断，比如说房子或者我们要用的汽油；一种是消费者个人力量有限时，没有机构能够替他们维权。
前一种情况也就不多说了，我们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哪怕是指望我们去存款的银行，也因为自己的地位而收取很多并不合理的费用，以至于最近国家三部委联合下文终止其中34项不合理收费。哪怕是如此，银行更多的不合理收费并未被触及。至于其他垄断性行业就更不要提，一个个都跟大爷似的。
后一种情况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我们消费者确实有点儿懦弱。我的朋友郝劲松是著名的维权律师，他最著名的官司是那个火车上吃饭没有发票的事件，他把铁道部告上法庭，从此在火车上吃饭就有了发票。作为一个较真的律师，这可能是他的本行，但我们这些消费者有时实在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时间与精力奉陪此事，而且就是有时间与精力奉陪，最终所得到的赔偿估计也是得不偿失。人都是经济动物，在衡量了忍气吞声与拍案而起的成本之后，大多数选择了前者。这也就是说从整体而言消费者确实是上帝，但单独的消费者不但不是上帝，最多算是个受气包。
要是真的咽不下这口气打算找相应的机构维权，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这条路走不通。有人可能会说，咱这里不是有个消协么？但消协从理论上说算是个协调组织，没有任何的执法权，直接打官司吧，不但面对的是一家大公司，而且就是打赢了也不会有好处不说，按照现行的处罚方式，那些公司也不能像在国外一样被处罚到肉疼，结果还是一切照旧。三令五申的“包间最低消费”等，到现在还挂在很多地方的大堂上，也没见“3·15晚会”去曝光一下，更没见有关部门去处理一下。
说起来这种状况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据说一个人是否幸福与性生活频率有关，某教授做讲座时问“谁一天一次？”有人站出来，看上去挺快乐，“谁一周一次？”站出来的差一点，一月一次的更差一点。问到谁“一年一次”的时候，站起来的人却看上去最快乐，问之，他说：“今天，就是今天。”这个老笑话，可以用在官办的“3·15”上。按说有这个节日也没啥不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这里一年就这么一天表达一些对于消费者权益以及产品质量的关注，其他时间都去辟谣毒奶粉了。“霸王条款”之所以能够如影随形，这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方式，应该也算是原因之一吧。
留住中国最美乡村
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婺源。这地方地处江西，但祖上则隶属安徽，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乡村群落之一，也是典型的徽派建筑聚集地。李坑、汪口都是著名景点，江湾的门口还有“伟人故里”的大牌子耸立着。如果去的时间合适，婺源的乡村早上与晚上都是最美，早上晨雾笼罩在村口的大樟树上，晚间则炊烟与暮色渐渐融合，淡淡地飘洒在整个村庄上。
但最近要是去这里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样的景色了。报载，中国“最美乡村”江西婺源多个景点紧急关闭，让买了通票的游客表示懊恼。而记者调查发现，景区关闭由当地村民和婺源旅游公司关于“分成费”的矛盾引发。此前曾有村民因分红不公在村口“拦堵游客”，婺源旅游公司不得不宣布景区紧急关闭。
可能有人不知道，现在中国这些仅存不多的乡村景色，都不是当地村民的了，基本都被各种旅游公司承包下来用作经营，江南水乡的乌镇、西堤之类的地方也是如此。这次婺源的村民是因为婺源旅游开发公司和李坑村委会从未公开过账务才出此下策的，其中还有没有拿到门票的“分成费”、疑似旅游公司雇人伤害村民等情节，拍个连续剧都有足够的素材。
但只是指责旅游公司是没有意义的，这事儿远没有谴责南霸天那么简单，其中包含了很多问题，如果探讨稍微深一些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早就不是钱能够解决的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旅游景点的开发与成名，并非是当地村民与到处旅游的驴友之功劳，而是各种旅游公司承包之后维护、整理、开发、宣传之后的结果。实际上整修与维护这样一个景点所费不菲，再加上上缴的承包费用，往往一个景点要投入上亿的资金才能有效益。
而村民也并非没有得益。这样的景点承包协议里，经常会有一些保障村民工作的条款，比如说安排多少人就业什么的。景点开发的好，村民可以通过做游客生意来赚钱，有些特色的古民居还被安排为重点的参观点，另外有一笔收入。经过旅游公司的开发，村落的生活设施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善。
可是，这种村民与旅游公司的纠纷发生过很多，除了像这种涉及账目的问题之外，很多时候确实是村民觉得自己的利益无端被旅游公司拿走了，于是决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旅游公司的投入，村落就还是村落，至少不会有现在的发展。这大约算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了。
村民这么做也有自己的苦衷。在这种旅游开发当中，往往都是政府主导或者村委会主导，村民本身并无参与意见的权利，也就会对利润的分配产生先天合理的怀疑。要怪信息与决策不透明，不能完全归因于村民的见利忘义、没有契约精神。
但这种村民无法无法参与的状态，又不是当地政府所能改变的。农村的土地与宅基地等财产，说起来是村民在使用，但所有权不是他们的，如何最终开发利用，决策权并不在村民的手里。这也就造成了村民只能被动地参与到其中，无法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权利。更为要命的是，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村民，他们是可以用这个折价参股的，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股份制机制，使得一切走上正轨。没有这种折价参股，他们也就只能从门票等费用里分成，最多也就是间接享受旅游所带来的利益了。
所以，看上去很简单的经济纠纷，背后所藏的问题远不是旅游公司与村民的矛盾，而是这个矛盾的因果早就已种下，只是有时候会发作、有时候会暂缓而已。想要在这种事情上达到某种共识，仅仅是多分给村民一点儿门票款是不够的。可惜的是，在现有的土地政策之下，连这个都未必做得到。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记得是某个房地产项目最先提出的，主要是这个项目周围有好的小学与初中，在现在的学区制之下，这算是房子的一个卖点。后来这话被借用在很多场合。倒是也不奇怪，谁都不想孩子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