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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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把车补都发成超过工资收入的地方么？
这事儿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城市的拾荒者发现了市长们的工资单，那些数字大得让所有人都愤怒，然后她公开了这些工资单，直接引发了当地市长以及其他人的辞职潮。您觉得这事儿放在我们这里会如何？如果不会有辞职的结果，那么，这张小小不言的函商公文被曝光后会有用么？工资多少还算是正当收入呢，要是这事儿出在其他吏治健全的地方，估计也不会是现在这个除了很多老百姓之外，其他人都觉得正常的状态吧。
“雅贪”的风情
经过长达数月的调查之后，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违纪违法问题终于被确认。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张敬礼的“四大罪状”：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国家药监局新楼建设和装修花费甚巨，规格很高，仅办公面积就有3万平方米，比国家药监局原楼大了50％以上。作为药监局新楼建设的主要负责领导之一，张敬礼收受工程施工、装修等单位的行贿款达600万元。
可能会有人认为张敬礼这个“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的罪名大概是违规卖药所得，毕竟这位仁兄是国家药监局的副局长嘛，这样联想是很正常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张敬礼居然并未从事这一驾轻就熟的行业，而是选择了“出书”这种雅人深致的行动用以敛财，盖个大楼才不过贪污了600多万，而出书则让他有了1700万的收入。说实在的，真是为他挺惋惜的，要是多出两本的话，大概也就不用贪污了。而且您看这个措辞叫做“违规”，虽然也算罪状之一，却也平和许多，如果只出书而不贪污与诬告陷害他人，大概不至于身陷囹圄。
按说张敬礼这路敛财的招数还真不算是其首创，不但最近这些年里，很多官员落马之后都被发现有这种出书致富的情况，而且题字、写诗、买卖古董都屡有发现，这路手法可以被名之为“雅贪”，甚至算不算贪污受贿都还有点儿争议。
如果我们追溯古时的故事，想必也不会对此有过多的惊讶。一般来说，古代当官的多是读书人，肚子里总是有几两墨水，虽然八股制艺不算真本事，殿试的试贴诗也味同嚼蜡，毕竟也算是文化的一种。自古以来，就有官员拿自己的诗集、文集刻印送人。说是送人，还是要手下买下来才行。有些更为省事，弄点儿古籍语录向手下或者该管的商家推销。而很多人也凑趣，未必需要官员自己刻印诗集，而是主动出手帮着出版，是不是有多少印数单说，那笔不菲的润笔倒是早早地送到了府上。
甚至还有官员更为风雅，对于古董之类的造诣颇深。有人曾在某古玩店寄售一只民窑的小碗，索价颇为高昂，没两天就被人买走。古玩店在扣除了一部分手续费之后，把其余的也送到了寄售者的家中。当然，古董确实是真货，是不是值得那么多银子、甚至高于国宝的价格，这个就不便深究了。
至于说某位连简谱都不认识的官员，靠着一首大型交响乐《神州颂》而红遍全国，成为那些时日里走穴最勤、身价最高的交响乐作者，倒还真是为“雅贪”这件事别开了一场生面。这似乎在古代找不到对应的例子，大概是因为现在音乐是个好东西，走穴能赚钱，以前这只是优伶之属，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吧。
上述做法都算是“雅贪”的各路功法，目的倒是一个：钱。在商品社会里，有文化又有钱不是件奇怪的事儿，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雅贪之时，回身再看看那些真的文化作品以及作家收入排行榜，就会惊讶为什么如此高收入的人士居然榜上无名。比如说今年以官场小说在作家收入排行榜上占据第22位的某位官员，也不会拥有这么好的名次。
“雅贪”之雅主要在于所从事的原本应该是雅的，只是被借以敛财了而已。实际上所有雅事必然的条件之一就是远离权力，这东西基本上算是侵染性很强的物质，任何被它看上的，都必然会成为敛财的工具。
所以，有业内人士建议，官员出书应当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就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作出公报式说明，并严格审查企业使用官员所出书目的情况。按说这也算是好主意，至少在出书这方面能对“雅贪”做出一些微小的限制。只是这并非是那种真的能够监管的事情，要是职务行为出书还能这么监管，业余时间写书写诗还能得到鲁迅文学奖呢，这又如何监管？而雅人深致这件事并不止出书这么简单，连交响乐都能写的话，这又如何监督？万一再有点儿书法、绘画的天赋——哪怕并无天赋、一笔“兽书”——这又该当如何？
要想遏制“雅贪”们发扬光大这点儿祖传的手艺，恐怕只有“官员财产公告制”这种东西才会有效。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单项的手法，能够让官员在这种灰色地带赚来的家业真正曝光，而且要不是因为其他事情东窗事发，这样的事儿说不定还会传为美谈。可惜的是，这个制度到现在都不能列入立法的议程当中，稍有几个实验的地方也被目为官场另类。看来这条发财的大道还会有更多的官员走上去。一想到我们这里将要有个如此文雅的官场，还真是让人无语凝噎。
公务员的工资与性价比
公务员又要普遍性地涨工资了。报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知情人士透露，该部正在组织研究、拟订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方案和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的完善、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对基层低收入公务员群体增加激励措施等。后者重点则放在清理整顿事业单位津贴补贴、推行绩效工资制度等方面。而国家发改委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工资都由公共财政发放，关注度自然很高，在具体工资构成上也理应和社会同步，参照市场同类岗位的社会定价，进行改革完善。”
这是继2006年之后，再次出现所谓“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公务员涨工资总是比较敏感，而且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公务员总是个美差，不但有工资收入，还有各种补贴、福利作为收入的来源。但实际上说，很多基层公务员确实收入不高，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这个其实倒也不算奇怪，因为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被曝光的腐败分子，以及掌握权力的某些人，对于默默工作的基层公务员并不了解。当然，我这不是在说什么一个手指与九个手指的问题，只是要说明即使在那个普遍被认为的利益阶层里，真正得利的也是少数人罢了。
但公务员普遍加薪这事儿还是有两点值得注意。杨所长也认为公务员的工资都由公共财政发放，关注度自然很高。所以，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关注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以及这种关注度是否起到了监督的作用。
对公务员收入的关注度高是每个社会都有的现象，不但是因为这是公共财政发放的缘故，还因为大家要衡量一下这些人拿钱之后是不是干得足够好。当一个地方对这种事儿关注度高到不正常的时候，必然是觉得性价比出了问题。而当一个地方不太关注此事的时候，那就说明这种关注其实已经不能起作用，大家觉得关注了也没效果。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些年给公务员加薪的改革，是不是走过了这么一条从全社会热议到过于冷淡的路？
那么这就证明很多人认为公务员的性价比不合适，但他们又对于他们自己给自己加薪这件事无能为力。记得前段时间有位美国大妈捡到当地公务员的工资单，结果发现实在太高而公之于众，最终导致该地市长出来道歉、减薪，而这种场景基本不会出现在我们这里。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到底这个“参照市场同类岗位的社会定价”是个啥意思呢？按照新闻中的说法，这是要跟市场上的企业接轨，按照市场上的人力资源定价给公务员工资定价。问题是跟什么样的企业相比进行定价呢？
我们知道，民间企业跟企业之间同岗位的工资差距相差不算特别大，这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但民营企业与国有垄断性企业之间类似岗位的差距可就很可能是天壤之别了，虽说年薪十万的抄表工未必是普遍状态，但国有垄断性企业收入高是不争的事实。哪怕这些企业里一线工人的工资不算高，但公务员怎么也是高阶人士，怕是不会与一线工人进行接轨。而要是向这样企业的大小头目们收入水平看齐的话，那该是个多可怕的景象啊。而且您还不能说不能跟这样的收入接轨，毕竟垄断性的国企也是企业。
所以，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加薪，而是你要告诉我们这个加薪到底是通过了什么样的程序、具体加了多少、所依据的最准确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要是你能开了天恩，把财产透明的制度也建立起来的话，相信在这个普遍涨价的社会里，加薪也不是不能被理解的一件事。
个性官员的由来以及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同篇报道提到，中国官员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每年“两会”上，官员越来越“会说话”。各种场合，官员讲话不再照本宣科，见到媒体不再躲躲闪闪，甚至主动递上名片。由此而得出结论，在话语权较宽松的环境下，再加上媒体的渲染，现在的官员比过去有了更多露脸和表达的机会。从敢说话到敢说狠话、敢说真话，让一批官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也就是说，官员所表达出的个性已经越来越强，刻板的“扑克牌”面孔正在被逐渐打破。
“个性官员”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事实，而且其中的流变颇有意味。其实“个性官员”并不少见，从开国以来，最初的一批开国元老往往都具有强烈的个性，只是后来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以及言论的环境，导致了官员说话、做事、面对大众的时候往往只能摆出一副正规而僵硬的面貌，导致了社会对于官员的刻板印象。改革开放之后，从邓小平开始，国家高层领导人已经开始用更有个性的语言与行动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年里，更多的高层领导与层级较低的官员纷纷开始用个性化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存在。
这种现象如果深究起来的话，不难从中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表现出“个性”言行的官员，在行政层级上越来越低。从原本的国家领导人到各部委的一把手，然后到各个部委的副手，然后到省市一级，甚至在县一级的个性官员也开始涌现。这当然是官本位逐渐瓦解的结果。我们知道，作为高层或者一把手表现个性是不困难的，由于其行政级别的缘故，其言行所得到的包容度会很大。而这种现象的出现，证明各级官员已经开始独立了起来，在相关的行政事务以及言论上，自主性增强、看上级脸色的情况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可以看做是权力下放、各司其职的结果。
而外部环境所发生的变化更是惊人。网络的发展使得大众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话语权，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于官员的议论虽然还有一些顾忌，但其影响所及，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舆论空间的尺度。在这种环境下，任何还能有用世之心的官员，必然会考虑到自身的形象，并且通过个性化的言语与行动，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种放宽的舆论空间还间接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运作模式与话语风格，更多的个性官员之话语被传统媒体所报道，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其实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这么看：官员也是人，他们都是具有个性的，原本他们说出来的话未必能够上得了台面。当传播方式改变的时候，这些话语其实是被传播出去了，而不是完全因为个性官员增多了。
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个性的官员越来越多已经成为某种必然的趋势，而各级官员要是都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个性，未必对于我们的吏治没有好处。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趋势。
但良好的趋势当中也不免有隐忧。个性官员脱颖而出，往往是因为他们具有强势的一面。记得最早表现出鲜明个性的仇和最初是个普通的县委书记，在铁腕管理县政的同时，他的某些做法在目前看来并非没有可商榷处，比如说在电视上让人示众忏悔之类的手法，固然有大快人心、见效迅捷的效果，但毕竟还是对于权利的某种侵犯。
这也是在现行体制下，个性官员过于强势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里依然是领导意志横行，往往很多事情在领导的嘴下一言而决。彰显个性的言论固然有很多地方是正确的，但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