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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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什么车、花了多少冤枉钱，都是可以进行曝光的。而政府采购公示所要起的作用，也正是在于此。
但如果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能够如此修改其公示的内容，我就不知道这玩意儿还有多少意义了。如果公开的不是被遮蔽的真相，就是缺乏基本条件的事实，甚至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谎言的话，这种公示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是足够成为另外一种让人们陷入无知之中的手法，公示也就变成了谎言的另外一个载体。
我们总是谈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舆论监督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事实，否则根本谈不到任何监督。政府的采购不能由第三方提供准确的数据，甚至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必须填写的项目表格，那就是一种忽悠。而这种行为之所以能够打着政务公开的旗号在进行，与其根本不想被监督的思维底色一脉相承、并无二致。所以，豪华越野车、被更改的采购信息，以及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其实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具有环环相扣的特点。
这种链条不打破，以高唱灾区人民之名的豪华越野车算得什么？这种谎言会坐在各种各样的车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碰到，而且涂脂抹粉、粉墨登场，你都认不出来它本来的面目。
包装如过厚的粉黛
每到年节，各种关于礼品包装的新闻就很多。关于这个我实在也不想多说了，因为很多人都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说事儿。这倒是也没错，咱们这里送礼的境界往往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花，文化水平与礼品包装的繁杂程度成反比，越是包装的繁复，就越是表明没文化，只有官化的面子国家才会有咱们这种礼品包装，概无例外。
关于这种反思说的人太多，我倒是想讲一个真实的豪华包装的故事。
话说当年有一云南经营翡翠起家的老板想开饭馆，开张以后给前一百名朋友、客户每人赠送了一饼茶叶。您想想，翡翠老板开的馆子能不豪华么？客人的档次能不高么？很多人拿到茶叶不是随手转送，就是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过了数年，饭馆生意与翡翠生意都蒸蒸日上的老板想起这事儿，为了继续回馈客户，宣布高价回收茶叶包装盒，因为那个盒子上当作扣袢使用的是一枚上好的翡翠平安扣，当时或许不算太值钱，现在则已经价值不菲了。得到消息的那些人基本都面面相觑：谁真的把翡翠当扣袢用啊，我们都以为那是玻璃的…。。有人肠子后悔成青色，比翡翠的色泽都浓艳。
包装到这个程度大概算是极致了，这也侧面证明豪华包装属于毫无用处的东西，往往真的豪华也并不为人所赏识，一个原因是没几个人有那种鉴赏的品位与辨识真货的能力，另一个原因则是很多人压根儿就没想着您这豪华是真豪华。
这就是我们现在送礼包装的悖论所在。您看，一边儿是拿着豪华包装想让人觉得郑重，一边儿心知肚明地看扁豪华包装，最糟糕的一种状态则是送礼的人知道收礼的人看不起豪华包装，收礼的人也知道送礼的人知道这点，但两者只能在这条豪华包装的路上携手狂奔，这只能说他们其实都已经被绑架了。
绑架他们的除了社会风俗之外，更多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目前的审美能力。我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大多数问题是审美能力的问题。这话不是瞎说的，而是一旦我们拥有正常的审美能力，往往很多事就不能这么忍耐了。
关于什么是正常的审美能力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很多国家里我感受到一种让人舒服的东西。比如在日本用蒲包包装的小礼品，在法国简单包装但匠心独运的纸质包装，甚至您看看标准工业品的苹果手机外包装，您都能感到一种真正的简洁之美。
一个社会审美能力低下是可怕的事情，而培养这样低下的审美能力还真不是朝夕之功，至于怎么培养的咱们就不说了，免得还要再写个几万字才能说清楚。至于后果嘛，想必大家也是看到了，想要改变的话，我们不妨多去出售进口商品的商店走走，虽说咱们总是自夸为文明古国，但现在算是礼失而求诸野了。
士绅与贵族
中国的历史上，“士绅”大概作为正面形象延续了两千年，后来才被从根子上打倒，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一说起“士绅”，首先反应的是“土豪劣绅”这个词儿。士绅的时代已经远离了我们，没人能够回忆起当年士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了。
说起来“士绅”是有专指的，并非家里良田千顷就是士绅阶层，而是具有了其他一些身份，才能称为“士绅”。古人把社会阶层排行写作“士农工商”，这里的“士”也是士绅里面的“士”。何者为士？自从有了科举之后，士就指那些能够通过哪怕是科举考试第一级的人，后来其定义有所宽泛，能够入官学学习的也可称为“士”。所谓士绅，就是家里至少有个秀才的富裕家庭或者家族，退休的官员回到地方上，也是直入士绅阶层的。如果该人是个清官没有什么家产，当地的县令等人也是要年节问候的，因为这些致仕的官员（致仕是退休的意思，余秋雨老师则说是出山做官的意思，我这里取其古意）还有向皇帝报告当地情况的责任。
而这个士绅阶层是最为地方官所重视的一个阶层，不但当地重大事宜要请来议事，就连租税田赋之类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包给他们收取，后来还衍生出一个“粮绅”的名词。当然，这个说不上是个好差事，如果心肠不够黑的话，往往会因此破产，但要是够黑的话，则有可能发财。
士绅的作用当然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士绅来说，他至少有几个层面的事情要做，才能符合社会对于他的要求。首先，他必须在公众层面上为其他人进行服务，比如说天灾的时候设置粥厂、年节的时候出钱请戏班、赛会的时候牵头、办学的时候捐资、两个村子打架的时候组织谈判。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他还要关心与维系价值观念。由于中国古代同族聚居的情况很多见，同族当中的士绅就要能负担起整个家族在某些内部事务上的裁判职责——顺便说一句，这方面有两个裁判机构，一个是家族里辈分、年齿俱高的人士，另外一个就是具有士的身份之人，后者的权威其实超过前者。
形成这个士绅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体系，其实是古代一种没有办法的折中结果。我们知道，现代管理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往往也不能穷尽社会管理的所有层面，倒不是技术不够强大，而是这种管理的成本之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成本倒不是单纯的登记造册，而是在这种管理方面必然会遭遇很大的反弹。因为在很多层面上，社会中人不需要那种一刀切式的整体管理细化到每个人身上。
现代社会如此，古代社会在这方面更不可能做到，有个说法叫做皇权不下县，其意义就是政府认可这种最基本的自我管理模式，而只在县一级政府设置管理者，用来管理某些涉及公共事务的事儿，以及处理自发管理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在古代社会里，是可以承受的管理成本。欧洲的贵族领地之类的制度虽然由其他原因而形成，管理成本比较低也是原因之一。
之所以这种管理是有效的，是因为古代社会是一个活动半径有限的社会，长期的共同居住会自然产生优选的领头人。土豪劣绅不是没有，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这种生存环境，并非真如现代影视作品当中的那样，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顺带着还能强抢个民女、霸占点土地什么的。实际上要是读史书，很多时候士绅阶层是维持社会管理与稳定最中坚的力量，要是这个阶层真的坏到家，社会不会在每次王朝更迭之后迅速恢复稳定。
现代社会也有走向公民自我管理的倾向，除了理念上的公民社会之外，节省社会管理成本也是原因之一，但这种自我管理与古代不同，并非是因为聚居一地的同乡、同族产生的结果，而是用选票进行的活动。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不妨以后再谈。
我们都行贿了
印度出了一个网站，名字叫做“我行贿了”，内容倒是也不太出奇，就是述说老百姓们在办事的时候要给管这件事儿审批的人行贿，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鉴于这种事儿大家都知道是无可避免的，于是在这条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马上就有人也建了同样的网站，还是一出现就是三家，让大家发表自己在生活当中行贿的心得体会。
这种网站开张之后门庭若市大约是必然情况，网站的运营者只是开张第一天在微博上推广了一下，第二天就差点因为蜂拥而至的流量把网站给干掉。这位运营者洞察了网络的先机，但确实没有估量到现在的社会现实，以至于过分善良地把网站对抗滚滚洪流的能力降低了，以至于让很多人骨鲠在喉的行贿之事无法一吐为快。
其实我们看那些行贿事例就可以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基本都是一些单方面的付出，与真正我们知道的行贿还不是一回事儿。这个道理很简单，真正的行贿是那种相互之间的交换，你给我好处、我给你更大的好处，这是不会说出来的。而平民百姓所能够行的贿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掌握着公权力的人并无好处来交换，而是他掌握着行政伤害的能力，让你不得不多付出一些成本，但不会有现实的、可见的收益。比如说驾照考试，您就只能得到尽快成为马路杀手的资格，而不会因为获得更为实际的利益，这叫做只能止损、不能得利的行贿。
可能您看着这种事儿眼熟，没错，这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行贿，这种行为叫做“潜规则”，是掌握权力者用不伤害你换来的收益，可以比之为抢劫的一种，与互利的行贿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般来说，这种行贿等于是加大的社会运行的成本，要是您摆个小摊而必须给除了黑社会之外的城管、卫生等部门缴纳一些这样的费用，换取他们不上门打砸的话，这笔钱必然就会加入到您的经营成本中，然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种成本的增加，在纯经济学理论当中是拉平费用的实际成本的方式，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很多地方的管理出了毛病。只是这个毛病并非是管理成本过低，从而导致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把公共管理者的收入拉平到合理水平，而是公共管理成本太高，以至于全部权力集中之后，使得这些人取得了无可约束的审批权、惩罚权，造成了枉法成本过低。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想要不受到行政权力的伤害就必须如此的话，这世道就真的麻烦了。因为这就已经等于承认了这种行政伤害权的合理性，必须要对其低头才可以。既然成为了合理的东西，其他行贿受贿也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了。有人说过，我们这里一边骂着腐败，一边不是收红包就是送红包，这个景象想必还是挺传神的。
咱也说回来，一下子冒出三个同样的网站，而且都是门庭若市的，要说起麻烦来，估计也是早就麻烦了。
那些高调的人与事
做人要低调是现在很流行的事，流行，就称不上真的“低调”，而往往只是高调的另外一种模式。但世上总有真正的高调之人、之事，与那些低调的、影响我们生活的人、事相比，竟然有些无足重轻了。
陈光标先生在四川地震的时候高调救灾已经颇为让人敬仰，这次他再次高调慈善出手，百元大钞以十万元扎成一捆、垒成十三行犹如“钱山”、四名“金盾护卫”荷枪实弹保卫，由此再次引发舆论的关注。很多人再次祭出“作秀”之类的词汇对这种高调的慈善表示应有的义愤，但我们应该知道，凡是苛刻待人的人士，无论高调或者低调的慈善都是很难做出的，因为他们无此能力与宽容。
在看着这高调的慈善之时，有些低调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一个是北京酝酿征收机动车环境税；北京市律协发布通知，人事档案不在北京市所属人才机构存放的人员，将无法获得在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申请实习的资格，该新规被质疑存在地域歧视。无论是新的税种也好，那种隐含着地域歧视、早就为人所诟病的制约人才的方式也罢，早就落后于时代的事情在低调着进行着。
还有一种是高调中蕴含着低调的东西，可能更能引发人们的联想。中央说了，地市级以下的驻京办应当撤销，高调地宣布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各地驻京办纷纷上京的历史会终结。但实际上很多人并未如此想。某位县级驻京办主任，其认为驻京办撤不了，因为“维稳需要我们”。此人并不是妄言，而是在很多时候，京师的维稳重任确实是地方驻京办最重要的工作。于此维稳压力日重的时候，高调的撤销与低调的回应，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不过是明撤而暗存。
正如张家界把《阿凡达》中疑似取景于“南天一柱”的景观更名为“哈利路亚山”一样，很多时候高调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