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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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更多关于气候变暖的问题是未知的。他说，“奥巴马政府在为繁荣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打基础。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你们加入我们，与我们并肩奋战。”
　他为参加奥巴马政府而感到荣耀。奥巴马政府鼓励科技创新以解决能源危机。“美国有机会领导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要创造更有效的办法利用太阳能、风能、核能，处理发电厂排出的二氧化碳。更先进的生物能源（biofuels）和使汽车用电驱动（electrification　of　personal　vehicles）也会帮助我们不那么依赖石油进口。”
　发展中国家在努力追求达到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对气候变暖采取措施。朱棣文承认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3％，而消耗的能源却占世界的25％，与此同时，世界上有16亿人没有基本用电，有几亿人靠燃烧树枝做饭。他说，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那些最容易受伤害而且受伤害最大的人群——那些穷人，孩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是最无辜的，也是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群体。
　朱棣文呼吁最基本的人性，他引用两位人文领袖的话终结讲演。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1967年反对越南战争时提倡超越种族、阶层、国籍的无条件的博爱（allembracing　and　unconditional　love　for　all　mankind）和直接面对挑战的紧迫感，“明天就是今天。在人们的生活和历史上，有‘太晚了’这么一说。”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在12月10日获奖晚宴中讲人文主义者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中的作用：“我相信人不但会承受，而且还会战胜。人是有精神的，精神是永恒的。人有慈悲之心，人能够与人为善，自我牺牲，忍辱负重。诗人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写出这些精神，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充实人们的心灵，时刻提醒他们勇气、光荣、希望、骄傲、慈悲和自我牺牲精神都是人们光荣历史的一部分。”
　朱棣文最后总结说，“你们在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也要培养帮助别人的热情。没有什么会给你更大的满足感了。”他呼吁：“为了你们的孩子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
　
七十　库珀：美国储蓄不足并无所谓
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储蓄太少，而是其他国家的储蓄太多又缺少国内投资条件造成的
　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都有一些大家基本公认的“事实”，或专业当中的“paradigm”，而哈佛大学经济系却有人挑战这些约定俗成（conventional　wisdom）。
　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1958年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获经济学硕士，1962年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他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完成博士论文期间，被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19182002；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看中，27岁就成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高级业务人员，主管国际收支平衡及其他国际业务。此后，库珀多次服务于民主党政府，包括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任卡特政府副国务卿，九十年代中期任克林顿政府国家信息委员会主席。
　惟一的例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在耶鲁大学教书期间，兼职给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做经济顾问，频繁往返于New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和华盛顿之间。由于基辛格的顶头上司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所以严格地说，他也曾供职于共和党政府。虽然他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强调政府在经济中有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作用，但他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很难以党派，甚至学派划线。即使了解他的人也很难预计他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业界人士一般认为他的观点别具一格，思维博大精深，而值得倾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库珀分别担任美联储波士顿分行董事会副主席、主席。
　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因为他刨根问底，不信偏见。库珀对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持少数派观点，但大胆清新，说起来，条条是道，融会贯通。因为他在业间独树一帜，他的观点值得转载。本文根据他发表的文章及一些公开讲演整理而成。内容包括美国储蓄及公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美元的国际地位与国际金融秩序，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评价政府危机对策，美国长期通胀前景，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走出危机，和改革高管薪酬制策略。
　美国储蓄及公债
　从宏观层面说，美国消费过高，储蓄不足，债台高筑，这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推导政策方向和具体措施。但库珀却通过剖析这个大家公认的“既成事实”，具体说明哪一部分是成立的，哪一部分是不成立的，从而瓦解了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政策推论。
　2004年2月20日他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反对指责美国储蓄不足的理由。他承认，美国人从可支配收入中的储蓄率极低（saving　out　of　US　personal　disposable　ine），即使加上公司的储蓄（corporate　savings），私有储蓄（private　savings）也很低；美国政府赤字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就非常高了，这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动用财政刺激政策（2009年2月国会通过），给政府本来就庞大的赤字火上浇油。
　但库珀支持2009年的财政刺激政策。他认为在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只有政府可以逆流而上，增加总需求，带动私有经济发展。他并不是一味地主张“大政府”，而是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人下意识地把经济生活中的成功都归结于私有经济的功劳，把经济生活中的失败都归结于政府政策的错误和政府对私有经济的干预。这种思想在库珀看来，是极其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平、透明、高效的运作平台，私有经济根本就不可能蒸蒸日上。而政府提供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是需要强有力的税收支持的。
　库珀曾经反对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认为那些支持减税的理由（降低边际税率会减少福利损失，提高税收效率）只是在抽象的逻辑中成立，在实际生活中的效果微不足道。他认为大多数人在决定是否接受下一个项目，下一份工作（additional　work）时会考虑很多因素，但自己的边际税率多少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对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人，边际税率就更不是一个考虑因素。他认为这两次减税只会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为什么家庭和国家应该储蓄呢？家庭储蓄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提供养老保险，以防万一（例如暂时失业等），或许给后代留下一些遗产。国家储蓄是为了投资，为了经济增长，为了今后有更高的收入。
　对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来说，它的储蓄与我们从国家宏观统计账户里（national　accounts）得出的数据非常不同。家庭房产的增值，购买的耐用品（例如汽车，冰箱等），在孩子教育方面的花销会增加这个家庭今后的收入，是一种投资，而我们从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储蓄完全不包括这些。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所以消费更加大胆。虽然有不少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但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储蓄决策，在库珀看来，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储蓄来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呢？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即使在古典经济学中，也是技术革新，而不是纯粹的资本积累。诚然，不少新技术就包括在资本（机器）当中了，但这说明高投资（总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是净储蓄，而是总投资。虽然美国国内储蓄很低，但美国得益于大量外资涌入，总投资情况一直很好。
　其次，资本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在降低，而资本的质量（quality　of　capital）在提高。同样多的储蓄现在可以买到更多的更好的资本产品（例如家用电器和计算机等产品）。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增加产出需要的新增资本在减少。所以我们从统计中看到的用美元度量的新增资本低估了质量的提升。
　再次，库珀继续刨根问底，我们为什么追求经济增长呢？如果美国的储蓄更高，美国经济或许能够增长更快。但经济增长更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比起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生活已经富裕了无数倍。再要求我们的祖辈生活得更节俭，为了我们而储蓄得更多，是不道德的。除了小布什和他的朋友非常在乎给后代留下财产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给后代留下很多财产，因为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创造自己的财富，不应该依靠祖辈的遗产。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技术革新的良好势头，继续为后代提供足够的教育，在经济好转后减少财政赤字，即使我们不增加储蓄，我们子孙后代的物质生活也很有可能比我们更富裕。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与全球不平衡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在2004－2006高达GDP的5％以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有必要制定经济政策逆转赤字。库珀反对这种观点。
　首先，他区别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中的不平衡与经济模型中的不平衡（disequilibrium）。这两种不平衡有本质的不同。全球不平衡中的不平衡是很有可能持续的。至于这种不平衡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
　其次，人们常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每年5000亿美元意味着美国人平均每天从外国借债将近20亿美元。”库珀说这种解释是错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或盈余）等于资本账户的盈余（或赤字）。这是一个数学上的恒等式，并不意味着恒等式的左边导致了右边，或右边导致了左边，或谁管谁借钱。资本的流动在自由经济体系里其实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没有任何一方是被迫的。如果你不愿意承担可能的后果，完全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游戏。
　库珀对这个恒等式的解释是：美国资本账户的盈余被用于填补支持经常项目的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在支持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上了。在他看来，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的储蓄不足，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其他国家的储蓄过剩，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石油国家的美元主要是因为油价飙升）。他们国家内部的投资环境没有美国这么好，投资机会没有美国这么多，没有办法吸纳这么多的储蓄，或者可以吸纳，但投资回报没有投资于美国的回报率那么好。
　库珀认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有人口方面的优势：美国的自然生育率和相对宽容的移民法保证了美国人口不会像日本和意大利那样萎缩。相对于新兴市场，美国有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容忍失败，机制灵活，政治稳定。美国政府虽然债台高筑，但美国国债（treasury　securities）的市场广度、深度、流动性几乎无与伦比。
　那些储蓄过多的国家应该把用不了的钱放在哪儿呢？投资哪里能比投资美国更好呢？即使那些国家的私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能投资美国，那些国家的政府也会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尤其是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以保护出口企业的国家更会这样做。只要不走极端，他们的想法及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4年11月1日，库珀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具体分析美国国际净投资态势（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的可持续性及利弊关系。如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继续增加，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多于美国人在外国的投资的部分）继续增加，那么外国人就会拥有更多的美国资产（claims　on　US　financial　assets），就会有更多在美国的投资回报（yields　on　the　seas　sets），美国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就要给外国人（foreign　claims　on　US　output），美国人的收入就会因为把“饼”的一部分分给外国人而减少（reducing　US　ines）。但是库珀指出，这种逻辑没有把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经济做的贡献考虑进去。如果没有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美国人生产的“饼”的本身就会更小，除非美国人自己在国内的投资足够大，顶替了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