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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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蹲收嘶Р股稀＞菟悖�90％以上的可能性，退休人员的总收入（社保基金加上个人退休投资账户）都比不改革社保基金要强。但是有小于10％的几率，股市长期低迷不振，退休人员的总收入不如社保基金保持现状发出的钱多。如果这样的现象发生了，怎么办呢？
一种解决办法是由政府保底：如果个人退休投资账户的收入小于一定的限度，政府出资保障最低生活水准。但是这种办法很难通过国会，政府不愿意为任何风险投资承担任何义务。另一种办法是把个人退休投资账户收入最高的时候的利润，例如有10％的可能性股市的年均回报率是15％甚至更高，留出一部分以弥补股市低迷时收入的短缺。这样做需要更加复杂的数据分析和机制设计。
有学生问，如果五年以前，小布什政府采纳了费尔德斯坦的建议，实施个人退休投资账户，现在正赶上70年不遇的经济衰退，那些退休人员会从他的建议中得到好处还是损失呢？费尔德斯坦称赞这个问题问得好，但他的解答仍然回到他对股市长期回报率的几率分析。他认为，总的来说，他的办法是成立的，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发生几率很小的事件。
失业金的利与弊
费尔德斯坦最后概述了失业保险的运作和对经济的影响。美国的失业保险是“联邦政府搭台，州政府唱戏”。联邦政府出台总体性框架，州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政策。例如，失业金的上限各个州的区别很大。路易斯安那州的上限是每人每周不超过300美元，而马萨诸塞州的上限是900美元。如果有孩子和配偶，失业金的上限和计算公式更加复杂，州与州的区别也更大。
美国目前（4月8日以前的数据）有1160万人失业，但只有540万人领取失业金。领取失业金是有条件的。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人没有资格；主动辞职的人没有资格；那些离开劳动力市场几年以后又重新找工作的人没有资格（例如，因生孩子，带孩子辞职，孩子大了以后又想工作的妇女）等等。
任何保险都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它的好处是在坏事情发生的情况下给买保险的人提供经济保障（protection effect）。而且失业保险是经济周期的“自动平衡器”（ automatic stabilizer）之一。当经济衰退时，国家失业金支出自然增加。失业金与一个人的收入没有关系（not mean tested），而是与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失业）有关系（event tested）。当经济过热时，失业率很低，国家失业金的支出自然减少。
有保险的坏处是扭曲了纯粹的市场行为（distortion effect）。主要有两种原因造成这种扭曲。
一种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因为有保险而过分消费。例如，因为有医疗保险，人们可以动不动就去看医生，感冒咳嗽也可以是看医生的理由。同样，如果有失业保险，人们可以不那么担心被解雇，即使被解雇，也可以不那么努力找下一份工作；即使找到工作，还可以挑三拣四，不满意。
费尔德斯坦计算，一个每周毛收入500美元的人如果被解雇，可以收到相当于他失去工作以前70％的税后收入，那么他对下一个工作就可以比较挑剔，稍微不满意还可以再等。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Lawrence Katz的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人在失业后26周左右突然找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失业金最多只能持续26周。失业保险的存在还可以使人们放心大胆地消费，不必为失业那天预备足够的储蓄。这与费尔德斯坦一贯反对过度消费，主张增加储蓄的观点背道而驰。
扭曲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什么样的人最愿意买保险呢？那些最容易被解雇的人，或身体最不好的人。这种问题在医疗保险中尤其明显。在失业保险中，那些雇佣打季节工的单位，例如，建筑队最喜欢买失业保险。他们在不忙的季节，解雇员工，让他们依靠国家的失业金生活；在繁忙的季节再把他们雇回来（单位付这些人的工资低于他们应有的工资，因为劳工成本的一部分由社会承担了）。
保险提供的保障越多，对市场的扭曲就越大（一次微分为正），而且是递增的（二次微分也是正）。那么就有一个度的问题，多少保险才是最佳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一般来说，保守派更相信市场，倾向保障越小越好；自由派更看重市场的不完美（market imperfection），相信失业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得已才失业的（involuntary unemployment），所以倾向保障的覆盖面越大越好，程度越深越好。
费尔德斯坦的政见明显属于前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提出，对失业金也要按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一半征税。他还主张减少失业金的标准，使领取失业金的条件更加严格。这些都是减少市场扭曲的办法。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工作经验的年限，规定原工资高于一定水平的人不符合条件（mean tested），还可以规定，失业的前一周或两周没有失业金，第三周以后才能领取失业金，这就会迫使人们储蓄。
最后他说，在选择策略时应该谨慎，尽量选择改变那些提供保障效应小、市场扭曲效应大的政策，而不是保障效应大、市场扭曲效应小的政策，那样会得不偿失。
高级公共财政的课程会比较更具体的政策措施。
五十九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上）
美国制造业就业不断萎缩，普通人的家庭收入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却迅速发展，这是不是自由贸易引起的？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对美国是否有利？
4月中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Robert Lawrence）前来讲了两堂课，内容是“美国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经济政策”课程的一部分。
劳伦斯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知名专家，兼任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他出生于南非，1971年大学毕业后移民美国，1978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1999年到2001年，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三个主要成员之一。
听得出来，劳伦斯的英语不是纯正的美国口音，但他和许多其他教授一样，讲课出口成章，逻辑丝丝入扣，内容直指当前贸易政策辩论的核心问题。
贸易与制造业就业
劳伦斯从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和制造业就业萎缩开始讲起。许多人把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归因于自由贸易。
制造业就业在2000年以前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在2000年以后却直线下降，从1730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1410万人，减少了320万人。
同期，美国从发展中国家的非石油进口增长迅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4％上升到了2006年的6％。此后，由于经济危机，储蓄增加，经常项目赤字减少，估计2009年会低于3％。
此外，美国的真实GDP连年增长，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median household ine）却一直停滞不前，保持在5万美元左右。
美国的国际贸易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吗？大多数人在各种普查中都认为是这样的，而经济学家却一再坚持国际贸易利大于弊。
早在19世纪初期，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就奠定了“交换出价值”的理论基础：没有两个人（国家）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国家）都有特殊之处，即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有相对优势（parative advantage），交换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使双方更加富裕。
而且，在知识、技能、资源等方面越不相同，交换所得出的利益就越大。在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里，没有强迫，只有互利。
但是，“比较优势”的理论经常被政治家忽略。今年5月初，奥巴马政府在与克莱斯勒（Chrysler）的债权人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后，未能达成协议，克莱斯勒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奥巴马恨铁不成钢，说“我不是汽车工程师……但我知道如果日本人能够制造出经济实惠、设计精良的汽车，美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出同样的事。”
这句话违背了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于是被经济学家在报纸上大加谴责：如果日本人在这方面强，我们在其他方面强，我们就应该顺其自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贸易互通有无。
当然，这种想法带有经济学家思维的死板和教条，政治家是不会这样想的，更不会束手待毙，他们会想方设法改变现状。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状况越不相同，就越有理由和动力进行贸易交换。但是后来的现代经济学家发现，比较优势类似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相比，更加活跃，数量更大，频率更高。经济学家的解释是跨国境的贸易交换可以更好地发掘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的好处，增强竞争，促进创新，提高消费者在类似产品中的选择余地（例如，消费者可以选择丰田汽车也可以选择福特汽车）。2008年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尤其突出。
经济学家普遍反对贸易壁垒，尤其是人为提高价格的关税和配额。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严肃而冷峻的挑战：贸易好处在逐渐减少；收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贸易导致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开放经济通过开放贸易和资本市场束缚了一个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本国经济的效力；校正“不公平”的贸易规则逐渐侵蚀国家主权等等一系列问题。
外国的经济发展对本国是否有利？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谬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表文章，论述外国经济发展对本国利益的影响。萨谬尔森被认为是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学贡献最大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自然备受关注。
他根据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由于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在我们的强项方面（我们的出口产业）提高生产效率（exportbiased productivity catchup），那么互补互利的贸易就会变成头顶头的竞争（headtohead petition），侵蚀我们的相对优势。
萨默斯也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2008年4月27日）说，我们承认贸易壁垒对经济有害，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对我们有好处。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及成功对我们来说有两个影响：（1）它对我们的出口商有好处——贸易伙伴更有能力购买更多我们的产品；（2）它也更有能力挑战我们的出口产品和相对优势。这两方面的影响哪个更大还很难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因为现在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和联合国组织的世纪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都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假设之上的。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么这些国际构架就要被重新考虑。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与和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本走向。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即一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比。这个比例越高，也就是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贸易条件对这个国家就越有利，贸易对这个国家就越划算。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它的出口产业，即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自然而然地发展最快。这是开放的第一个阶段（exportbiased phase）。在开放的过程中，这个国家从其他国家也学到了其他产业方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然后重新组织自己的资源，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里突飞猛进。当这种势头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量变就成了质变，不利的贸易条件变成了有利的贸易条件，这个国家就进入开放的第二个阶段（importbiased phase）。
在第二个阶段，这个国家能够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和那些昂贵的进口产品竞争，甚至取代进口产品，独占鳌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产品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赶超了美国，使美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现在美国制造业萎缩，就业下滑，平均家庭收入停滞不前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再次恶化了呢？劳伦斯用数据和图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