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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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三是“固定受益”类型（defined benefit），即退休者可以领到固定的退休金；四是“固定供款”类型（defined contribution），即每期存入固定金额到退休金账户。
四种形式混合，就有了以投资为基础的固定受益类，以投资为基础的固定供款类，现收现付制的固定受益类，和现收现付制的固定供款类。
以前的退休金大多是“固定受益”类，管理投资的风险由企业承担，无论投资效果如何，职工的退休金是固定的。现在的退休金大多是“固定供款”类，职工每年每月向退休金的存入是固定的，而退休以后的收入是不确定的，风险由职工个人承担。
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的计算方法，是在一个公司最后一年工资的2％乘以在这个公司的工龄。如果一个人总换工作，就会处于不利的位置，因此，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不适合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劳动力市场。
固定受益类与固定供款类还有一个主要区别：固定受益类的退休金中，个人的存入与退休后的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透明，没有明确的关系。而固定供款类的退休金则有明确的存入和收益关系，因此更加鼓励人们储蓄。
固定受益的退休金机制使公司倾向于现在少付工资，多承诺以后的退休待遇。越是经济实力差的公司，就越是这样。如果公司破产了，它承诺的退休金怎么办呢？所以，美国还有一个国家主办的退休金保险公司（Pension Benefits Guarantee Corporation）。每个公司都要向这个保险公司上税，这个公司随即担保员工的退休金。
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属于现收现付、固定受益类型的基金。每年的剩余没有用于投资，而是和政府的其他税收合并到一起了。即使如此，社会保障基金仍然能有年均3％的真实增长（real return）。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美国的人口长期平均年增长率是1％，真实工资的平均年增长率大约是2％，所以即使工资税的税率不变，社会保障基金也会平均每年增长3％。
OASDI的税率一直在升高，从1980年的8％到1990年以后的12。4％。再加上医疗保险（hospital insurance，这是Medicare的第一部分）的税率2。9％，工资税的总共税率是15。3％。
为什么有社保基金？
为什么罗斯福总统在1935年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基金呢？上世纪30年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还很小，只有在企业有负的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或其他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政府才会介入进来。
当时，没有每年真实回报率是3％的长期投资产品。1997年以后，人们可以通过买“保护通胀”的长期国债（即保护投资者除通胀以外的实际收益； 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或TIPS）来达到这个目的。但上世纪30年代没有这种投资渠道。
费尔德斯坦认为，罗斯福总统推出社会保障体系，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大多数人是短视的，他们过一天算一天，不为长期着想，不想退休以后的收入从哪里来；而我们这个社会又是和蔼的有人情味的社会（a kind humanesociety），所以政府决定保障每个人都是老有所养的：每一个人只要到了65岁，无论收入高低，都会有一份养老金。费尔德斯坦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允许人们更加短视，甚至那些原本有责任心，为长期打算的人也会因为有社会保障基金而不精打细算为将来着想。
经济影响
社会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是针对老年、遗属、和残疾人的保险（old age；survivor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2008年，社会保障基金对所有10。2万美元以下的工资收入征收12。4％的工资税：其中包括1。8％的残疾人保险。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摊12。4％的税，各付6。2％。
2007年，美国人的收入中位数（median ine）是40307美元。退休以后可以从社保基金收到16846美元，即他的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或PIA）是退休前工资的42％。高收入90737美元的人可以收到26220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29％。低收入18138美元的人可以收到10224美元，即退休前收入的56％。
每人每月交纳的社会保障金是根据平均月收入（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s或AIME）的公式算出来的。每人至少工作40个季度，也就是总共工作10年，才有资格领取退休金。
表面上看，社保基金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redistribution），也就是高收入的人在弥补低收入人退休后的生活。其实并非如此。高收入的人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参加工作晚，上缴工资税的时间晚，缴税的年数比低收入的人少。而且，高收入人的平均寿命比低收入人的平均寿命要长，65岁以后享受社保基金福利待遇的年数要长。
高收入者的配偶，一般来说是妻子（也可以是丈夫），工作多年65岁退休以后，可以选择她自己的primary insurance amount（PIA，基础保险金额），也可以选择领取她丈夫的PIA的50％，但不能两者兼有，因为社保的意义在于，保障每个人退休后的最低生活水准，而不是使你富有。
一般来说，高收入家庭里丈夫的年收入是妻子年收入的很多倍，丈夫PIA的50％也比妻子自己挣的PIA要多，所以她会选择丈夫PIA的50％。这个待遇和她本人从不参加工作的待遇是一样的。所以，高收入家庭的妻子如果从领取社保基金的角度说，她会选择不工作。低收入家庭一般都是双职工家庭。
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高。如果她活得比她丈夫长，她可以领取她丈夫100％的PIA。如果丈夫比妻子活得长，他可以从妻子的PIA和他自己的PIA当中选择最高的。
如果有人选择62岁退休，提前3年，那么他领取的PIA，就比他如果在65岁退休领取全额退休金少。如果有人选择在65岁到72岁之间退休，那么他的PIA每年仍然增长。如果有人72岁还没有退休，他的PIA不再增长。社保基金不鼓励人们在72岁后继续工作。
社会保障基金对劳动力的供给有什么影响呢？一般来说，它对年富力强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界人群，体制如何的设计会很有影响力，比如，那些已婚妇女、濒临退休年龄的人、那些进入青春期但还没有成熟的人，他们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
费尔德斯坦认为，社保基金很“奇怪”，因为它不鼓励已婚妇女工作，除非丈夫的收入很低，妻子不得不工作。而且，社保基金的存在减少了储蓄的必要性，取代了一部分储蓄。
为什么储蓄对整体经济来说很重要呢？在费尔德斯坦的思维框架下，只有年轻人的储蓄（savings）大于老年人的支出（dissavings），富余的部分用于有效的投资，一个经济体才能增长，否则经济就不能增长。
另外一位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曾经撰文，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思维框架。首先这种思维框架是建立在封闭经济体系上的（closed economy），不适合今天的开放经济体系。
在开放经济体系里，一个国家如果储蓄小于支出，还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借贷”。描述同一个现象的另一种说法（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是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愿意在这个国家投资，使得这个国家的投资不受低储蓄的影响，经济继续增长。
其次，库珀教授认为，21世纪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17世纪和18世纪有根本的不同。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与其说是储蓄以及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不如说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一个激励人们发明创造，改进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制。如果他的世界观更确切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事不是提高储蓄，而是维护好这个机制和那些外国投资者看好这个国家的理由，包括产权明晰、法律健全、市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等等。
目前，由借贷过剩，金融衍生品复杂混乱导致的美国经济危机，是否说明库珀教授的见解不再成立了呢？
五十八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下）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带来了巨大挑战。费尔德斯坦教授讲解应对之道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带来了巨大挑战。1950年，16。5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现在，三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30年以后，两个工作的人就必须养一个退休的人。
如果现行的法律不变，即老年人的福利不减少，工作人群交纳的工资税税率不增加，美国社会退休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的总资产预计在2017年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八年以后，社保基金的支出会大于收入，使总资产逐年减少。预计在2041年，社保基金总资产会成为负数。届时，政府只能用其他税收填补这个无底洞，加剧财政赤字。
现在是三人养一人，每个人的工资税是12。4％，如果将来两个人养一人，相应地每个人就要上缴19。6％。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税率要增长58％（＝（19。6％－12。4％）/12。4％），引起巨大的福利损失。让工作的人多缴税，加重他们的负担不得人心。税率越高，福利损失越大，越低效。
减少老年人退休金也不得人心，哪一波人赶上了，哪一波人倒霉，而且这样做也不符合社会公德。目前，基本保险金（primary insurance amount或PIA）的中间值（median）是每年1。8万美元。如果减少三分之一，就变成了1。2万美元。每个月1000美元的养老金可以保障基本生活质量吗？
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隐秘的做法。一个是取消“通胀代数”（indexed to inflation）。目前，社会退休金随每年的通胀而自动增长。如果停止随通胀增长而自动增长，虽然退休金数目不减少，但真实退休福利减少了。这种做法和减少退休金一样不得人心，不可行。
另一个办法是延长退休年龄。以前，凡是65岁以上的人就可以享受社保福利，现在不行了。只有那些出生在1937年和1937年以前的人可以如此，以后每晚一年出生的人就要多工作两个月，才能享受这个待遇。例如你出生于1940年，你要到65岁零个6月才有资格；出生在1943年到1954年的人要到66岁才有资格。所有出生在1960年和这之后的人都要工作到67岁才有资格享受社会退休金。
经济学家普遍支持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社保基金的长期萎缩趋势。但是几乎每次社会普查都显示，大多数人反对这种办法，也许是大多数人没有经济学家那样有意思的工作，都希望早退休，早享受晚年。国会也只能悄悄地缓慢地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到67岁。国会还能继续延长退休年龄吗？谁也不知道。
采取适当的解决办法迫在眉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不采取行动就意味着以后的选择更加困难，负面影响更大。如何既不继续延长退休年龄，又不取消退休金随通胀而增长的规定，又不减少退休人员社会福利，又不增加年轻人的税务负担，还能保障社会退休保障基金不进入负数，这可真是一个难题？
社保基金的出路
费尔德斯坦和他的学生Andrew Samwick（现在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系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并在2002年的《税收政策和经济》（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共同发表论文《社会保障改革的可能途径》（“Potential Paths of Social Security Reform”）。
现收现付制的社会退休保障基金长期每年平均真实回报率是3％，投资性质的基金长期平均每年真实回报率是6％－7％。费尔德斯坦的基本思路是把社会保障基金转变成真正投资性质的基金，通过高回报率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难题。他和Samwick合写的论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如何设置社保基金的转变过程；2）长期投资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他们的建议是，每年从社会退休保障基金的来源，即12。4％的工资税中拿出1。5％，另外每个人从自己的工资中再拿出1。5％，这样每个人就有3％的工资用于真正的投资（investment based personal retirement account），享受资本市场长期每年的平均回报率6％。其中60％的资金投资于代表整个股市的股指基金（例如，S&P500或Russell5000），40％投资于债券。
虽然，社会退休保障基金每年的流入就剩下10。9％（＝12。4％1。5％），但流出也在减少，因为退休人员享有的从社会退休保障基金发出来的退休金也在减少，缺少的部分由个人退休投资账户补上。经过演算，90％以上的可能性，退休人员的总收入（社保基金加上个人退休投资账户）都比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