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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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裔为主的大学如纳塔尔大学等。（6）较开放的多种族大学，以英语教学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即为其中最著名者。各类大学风气各异，在南非社会演进中各有其角色形象。其中与黑人解放运动关系密切的主要是上述第（3）与（6）两类学校。非国大精英辈出的黑尔堡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学校坐落在东开普的艾利斯村，是1916年建成的。当时，它不仅为南非，也为东非和中非培养了许多未来的领导者，并因此享有崇高声誉。
奥利弗·坦博是纳尔逊在黑尔堡的同学，后来成了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年长1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却是庞多人聚居的比扎纳，位于滕布人地区的东北方。身为农民的儿子，奥利弗在一所地方教会学校毕业后成了约翰内斯堡圣彼得学校的高材生。这是由耶酥复活会兴办的中学，有“非洲的伊顿”之称。1938年他以优秀成绩通过了大学考试并获得了特兰斯凯“班加”授予的奖学金而进入黑尔堡大学读书。此时，他正在攻读理学学位。
当时，尽管在“全非洲人大会”的领导下来自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以及其他团体的联合抗议非常强烈，通往普通公民权的最后一道大门还是砰的一声在他们面前关上了。完全由白人组成的议会在开普敦以169票对11票通过决议，将黑人选民从选举名单上拿掉了。这样居住在开普的黑人（曾是这个国家唯一有选举权的黑人）现在也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他们的权利仅限于参加选举3名“地方代表”（全是白人）和4名参议员（全是白人）。他们也可以拥有一个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和市政委员会，不过这些都是纯粹的顾问机构。
《通行证法》在开普也和在德兰士瓦、纳塔尔和奥兰治自由邦一样适用了。从1910年开始，南非已经实行了36个种族歧视的法律，全都遭到所谓非欧洲人口的反对，其中最令人痛恨的就是《通行证法》，它控制着南非黑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黑人必须有通行证才能找到工作、旅行以及在宵禁之后外出活动。这个通行证可以由任何白人签发，甚至连孩子也可以。检查时拿不出通行证就意味着要被罚款或（更经常的是）坐牢。牧师、律师、医生以及其他一些黑人中产阶级也只能得到部分豁免，因为他们必须携带能证明自己豁免权的证书。警察在执行规定时蛮横无礼，这使人们对这个制度的愤怒憎恨更是强烈了。全国范围的骚乱也唤醒了学生。纳尔逊心中的民族主义萌芽在黑尔堡大学被进一步激发了。奥利弗发现，虽然纳尔逊对侮辱和奖励都很敏感并会迅速作出反应，但他脾气很好也很受欢迎。他们的友谊因纳尔逊的突然离校而中断了：作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一员，他参加了一次联合抵制行动，抗议有关当局削减了学代会的权利。因此他也在被学校开除之列。
回到姆克凯兹韦尼的家中，酋长命令纳尔逊接受学校的最后通牒，放弃抵制行动以完成学业。如果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使他免于妥协，也许他会服从酋长的命令，这将改变他一生的事业。正如他后来说的：“我的监护人认为我该结婚了。他非常爱我并像父亲那样努力地照顾我。但是他没有民主观念，并不认为给我娶妻时应征求我的意见。他选了一个姑娘，胖胖的也很高贵，聘礼已经给了女方，连婚礼的安排都已准备好了。”
纳尔逊决定逃走。在堂兄帮助下，他偷了头牛并用卖牛的钱买了火车票。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他曾说过：他反对这桩包办的婚姻有更深的意义。因为他那时已经知道人们想把自己培养为酋长，而他已经暗下决心永远也不统治受压迫的人民。
在22岁那年，纳尔逊赶往约翰内斯堡。年轻的曼德拉开始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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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菲尔”为阿非利卡语“野蛮人”之意。
＇2＇？奥利佛·施赖纳：《进一步联合》，法菲尔德，1909年。
第二章 指点江山
第二章 指点江山
我们耐心地、温和地、客气地但徒劳地
敲打着一扇紧闭着上了闩的大门。
——艾伯特·卢图利
第二章 指点江山
一、初露锋芒
在一篇演讲稿中曼德拉写道：
“从1912年开始，年复一年，在家里和乡里、在地方和全国性的集会上，在火车和汽车上，在工厂和农村，在城市、村庄、贫民区、学校和监狱，非洲人民一直在谈论着国家统治者们的无耻罪行。”
“年复一年，他们不断提高声音诅咒这难熬的贫困，可怜的工资，稀缺的土地，非人的剥削和白人统治者的全部政策。但是他们没得到更多的自由，却承受了更多、更深的压迫。”
在非洲的其他地区，殖民地、受保护国和托管地的人民为争取独立而奋斗着。而南非却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了，拥有自治权，凭借欧洲的资本、武器和技术，少数白人统治者经过几代入侵者的努力，积累了很大的权力，他们组织并控制着这个国家。一种被曼德拉称作是“可怕的暴力和压制的工具”已经牢固地建成了：这就是为征服占人口多数的黑人而精心构造的行政和经济统治的体系。
1948年，白人统治和分离法案被编典成册，构成了一种法制体系：种族隔离政策。阿非利卡人主持的国民党以微弱优势获得执政地位后就开始实行这一政策。他们声称自己是反对“红色威胁”的“西方基督文化的堡垒”，却故意轻描淡写自己亲纳粹、反犹太的倾向。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派来统治人民的，这种幻觉使他们反对自己身外的世界，反对自由、平等、正义这些思想。很快地，一个神秘社团——兄弟会，不仅渗入了政府，还控制了荷兰新教和大学、警察、军队以及公共部门。几年之内，他们不顾白人尤其是英语白人选民的强烈反对，粗暴践踏宪法，废除法定条款，以为这样做就没人能运用宪法的手段击败他们了。
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称其是“一个疯狂的政策”——完全违背了任何人权的概念。除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没有哪个国家存在这种“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为反对这种理论而进行的。在此之后的第二年，虽然增加了在南非的投资，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断表示了他们对这一政策的厌恶之情。
“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初称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于1912年1月8日，比欧洲后裔成立的国民党还早2年。四个年轻的律师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领导下在布隆方丹召开了一次会议。塞梅当时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法学协会学成归国。他们的目标是将人民联合起来。塞梅说，部落的分散是不正常的，它造成了灾难、落后和无知。他说：“我们必须从更广的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出席会议的有部落首领及其随从，有政治联盟的领导人，还有牧师、律师、记者和教师。虽然他们不仅来自英属贝专纳兰、巴苏托兰和斯威士兰，还来自南非各地，但是他们克服了部落和语言的不同、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教育家约翰·杜比牧师当选为大会主席，塞梅当上了司库，自学成材的报纸编辑和小说家索尔·T·索拉吉当选为总书记。这个组织模仿了美国议会的组织形式，也包含一些英国议会结构和程序的因素，如：它有一个议长和由部落首领组成的参议院，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在议会、教育、工业和政府中取消种族歧视。“我们梦想着这个变化”，半个世纪后一位代表回忆说，“我们梦想着有朝一日黑人也能坐在议会之中，也能买到土地”。
他们是地道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但并不仇视白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追求自己的权利，但也并不这么简单：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非国大从未偏离反对种族主义这个方向。
在这个首次举行的庄严的集会召开的时候，人们做了祈祷，唱着由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写的赞歌《上帝保佑非洲》。这首歌成了非国大和南非黑人的国歌（60年代，许多独立的非洲国家都把它定为国歌）。1925年，非国大有了自己的旗帜：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人们不断地为反对接踵而来的不公正的待遇而斗争。人们游行、集会、派代表团与政府谈判，递交请愿书，而他们这些非暴力反抗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更深的压迫和警察的暴行。到了30年代，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循规蹈矩的非国大已经堕落成一个清谈的场所了。就在这时，詹姆斯·卡拉塔，这个来自东开普地区克拉多克的圣公会神父，不顾自己的重病和贫困，开始对这个组织进行大胆的改革。他当时任总书记，而新任大会主席A·B·克苏马博士的加盟为这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证。克苏马交游广泛，处事老练，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生意不错的诊所，其他一些出色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克苏马的行列，Z·K·马修斯就是其中一员。他是黑尔堡大学的讲师，教授“社会人类学”，“土著法与行政管理”，并在国外的教育学界小有名气。1936年赫尔佐格的分离法案使马修斯在政治上觉醒了。他决定在非国大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像曼德拉和坦博这些参与了黑尔堡学生政治运动的能干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此时已崭露头角。
工业的巨大扩展引起外国投资的迅速增加，这些投资依靠廉价劳动力而获得了高额利润，但这一时期的社会却是动荡不安的。黑人工人的工资经常处于生存线以下，而且非洲人的工会也越来越好战了。然而当工人们反对这种制度时，雇主和国家联合起来向工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1942年，一股罢工的狂潮受到了史末资的“第145号战时法案”的反击，这一法案规定所有黑人举行的罢工都是非法的。但是，“非法”的罢工仍在继续。在亚历山大，人们反对公共汽车涨价，因为他们太穷了买不起车票。在草地高原寒冷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男女步行10公里上下班。九天之后，汽车公司屈服了。然而，一年之后的1944年，车票又一次涨价，于是抵制又重新开始了。这一次人们步行了七周，终于取得了胜利。
反对纳粹和法西斯的战争激发了人们要求自由和自治的思想。阿非利卡人的极端分子也许会赞同纳粹主义，但是南非的非洲领导人却感到自己是更广阔世界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人民为了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着。在克苏马和马修斯的领导下，非国大发表了一篇《非洲人的要求》，渴望看到“在所有国家一切形式的种族统治都被彻底摧毁”，而“殖民地人民自己的政府”能得以实现。除了要求取消证件法和工业歧视政策，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之外，他们还要求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包括选举权。
克苏马博士联合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领导人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共同发起了一场反对证件法的运动（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印度人大会是圣雄甘地于1894年创建的）。当时政府反对议会中取消证件法的运动，并下令大规模逮捕违犯证件法的群众，于是这次反抗运动就迅速发生了。一股反抗的狂潮席卷全国：一位圣公会主教发表声明说，证件法是“在一个所谓民主的国家中实行的希特勒式的手段”。但是，游行、请愿、派代表谈判这些宪法允许的各种抗议方式都没能取得任何效果。
然而这一时期人们的感觉是乐观的，因为纳粹投降了，而南非人和其他有色民族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难道变化不是必然的吗？非国大与其他组织合作，在1945年5月举行了庆祝胜利的大游行。这是约翰内斯堡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游行，2万名非洲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跟在鼓号队后面，举着非国大的黑、绿、黄三色旗帜，浩浩荡荡地前进。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结束这种工作！”但是这场战争使南非的工业化和国外投资水平进一步提高，扩大了白人的财富和权力。
1946年，又一个信号提醒人们，并不只有南非黑人受到压迫：印度人走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当德兰士瓦和纳塔尔的印度人大会发起了一场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少数民族”法案时，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个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发挥了作用。史末资的法案是想把印度人永久地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抵抗运动实际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完成的。
但是当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时候，曼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