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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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内斯堡，西苏鲁、曼德拉、非国大秘书长杜马·诺克韦以及乔·斯洛沃整夜整夜地开会讨论，考虑非国大应作出怎样的反应。3月26日，诺克韦向卢图利酋长提交了他们的紧急建议，此时的卢图利正在比勒陀利亚，为叛国罪审判做证。卢图利酋长同意这一建议并于当晚当众烧了他的通行证，号召其他人仿效他。刚好政府这时宣布暂停实行《通行证法》。卢图利接着又呼吁全国为死难者默哀一天。这一次罢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圆满成功。
由于罢工连续不断，大规模的葬礼、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警察在兰加的暴行，激起3万非洲人的不满，他们游行示威，决心向开普敦警察局提出抗议。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泛非洲人大会领导层的年轻组织者菲利普·科萨纳被一名白人高级警官所欺骗，他悄悄地遣散了人群；后来他本人也未免牢狱之灾。
与此同时，南非白人感到其繁荣受到严重威胁。冲击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受到大规模抛售的浪潮，司法部长呼吁人们冷静；财政部长呼吁向南非移民；土著事务部部长则宣称种族隔离制度是全世界的典范；一个白人甚至试图暗杀维沃尔德总理。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干预南非事务：她以九票对零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政府向群众开枪射击，英国和法国弃权。这时已有83名非洲人平民和3名非洲人警察被杀，白人只有60人受伤。
4月7日，政府重新实行《通行证法》。已经飞往伦敦和纽约的南非资本家巨头们又开始在南非大规模投资。
根据《紧急状态法》，曼德拉和其他29名以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以及卢图利和其他辩方证人都在比勒陀利亚遭到囚禁。他们与人民分开了，不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进一步采取行动。总共有大约2000名积极分子遭到拘禁，成千上万名所谓游民被捕。
4月8日，政府取缔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议会以128票对16票（4名土著代表和新成立的进步党）宣布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国大和泛非大为非法组织；继续推行这两个组织宗旨的人将面临10年以下徒刑（从此以后，报纸称那些被指控为非国大或泛非大成员的人为“赤色分子”）。非国大最后一次“合法”行动是呼吁建立一个“全国大会”，为新的全南非人民联盟打下基础。奥利弗·坦博已离开南非前往英国和坦桑尼亚，建立流亡中的非国大的办事处。
“叛国罪审判”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体现。被告方辩护律师组已退出审判，他们抗议说，在紧急状态期间他们对政治审判无法发挥作用。他们同意曼德拉和杜马·诺克韦律师兼任被告方辩护律师。
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条件糟糕透顶：非洲人被告们五个人挤在一间小牢房里，牢房只有6英尺宽，12英尺长；一个有盖的便桶权当厕所，旁边便是饮水桶；毛毯上和草席上虱子猖獗；被告们吃的是玉米和玉米粥，偶尔能见到几片肉。他们每10天可以洗一次澡，每天可以到院子里“放风”10分钟。监狱犯人选举曼德拉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有一次，他向一个特别挑剔的看守抱怨监狱条件太差，看守马上威胁要按《紧急状态法》对他进行惩罚。曼德拉引用监狱条文规定反驳他，看守顿时恼羞成怒，“撒谎！”他大喊着，“政府法律规定你们犯人不能读书！”这一次曼德拉再也抑制不住怒火，他怒目圆睁，紧盯着那个看守，强烈要求见监狱高级官员。在法庭审判中，他也向审判官提出意见：“阁下，出于尊敬，可以用最最婉转和毫不夸张的话来说，监狱提供给我们的饭菜根本不适合于人类食用。”不久，监狱总监走访了犯人们，随后的条件有所改善。
几周后，曼德拉又受到新的刁难，他愤怒地向法庭提出正式抗议。按照有关规定，他和诺克韦有权会见其他被告和将为被告们作证的Z·K·马修斯教授。他们会面时，监狱方面提供的是一间小牢房，除了一只装满脏物的便桶，里面一无所有。
由于学习时间较多，曼德拉认为他应该学习阿非利卡语，西苏鲁学习速记，诺克韦学习法语；然后他们开始一起玩拼字游戏。
这时曼德拉有了第二次婚姻。他很惦念温妮和刚出世的女儿泽妮。她们到底怎么样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他还经常地鼓励同志们打起精神战斗到底。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政府“邀请”非国大成员“每天在法庭上介绍其组织的政策和活动”。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是在“继续从事”“非法组织”的活动。
审讯到最后仍一无所获，政府只好转而寻找能证明非国大推行暴力政策的证据，但这一企图也失败了。于是当局退而求其次，想证明被告们事先已经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与政府发生暴力冲突，并导致进一步的颠覆活动。
烧毁通行证后，卢图利遭到逮捕；长期囚禁生活的折磨使他积劳成疾。在审判中，政府问了他另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旨在颠覆那些剥夺人民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的政府。卢图利回答说，在谈到“东方”或“西方”这个问题时，非国大倾向于根据各国在联合国对待种族隔离政策的态度来进行判断。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厚厚的411页长的官方档案中，记录了他作为主要辩护律师所作的发言以及后来的质问和答辩。温妮也到法庭旁听了审判。
四年前审判刚刚开始时，曼德拉给观察家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能干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律师。现在，显而易见他已经在政治上成熟了——正像辩方律师组的一名成员讲的那样，他为被告进行的辩护行文有条不紊，一针见血。但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他在挑战中成长起来了。他的能力反映了非国大最高层的领导水平。
被告辩护律师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发现了另一种力量，那就是非国大的连续性和它容纳了持各种政治观点的非洲人，其中包括农民领导人，他们非常理解人民的苦衷。这些农民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型领导人，如马修斯教授和曼德拉，都在政治上步入成熟。有一点像谜一样令人困惑！有些情况下非国大看起来已经死气沉沉奄奄一息了，然而不知怎么的它又恢复了活力与生机，成百上千的人又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非国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日常组织与分支机构间的交流、收集会员费、保证政令畅通等方面做得不够好。正像非国大自己说的那样，它没有实行“枯燥的挨家挨户的工作”，因为人们更愿意走“捷径”比如“街区集会、群众集会和召开会议”。
当局对曼德拉的审讯大多是根据他的演讲和所写的文章。三位审判官不时打断他的辩护。曼德拉阐述了“青年联盟”成立的过程和所奉行的政策：“我们觉得非国大考虑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时机已经成熟。”他还表述了自己对“蔑视运动”所取得成就的看法。
“你们的自由对欧洲人来说难道不是一种直接威胁吗？”一位法官质问他。
曼德拉答辩道：“我们并不反对白人，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而且，在反对白人至上的斗争中我们得到欧洲人某些阶层的支持……很清楚，非国大一直主张实行种族和睦政策，不论谁宣扬种族主义，我们都会进行谴责。”
当问及他在文章中写的“人民民主”能否在“统治阶级”做出一系列让步之后实现时，曼德拉说，非国大还没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求实现成年人普选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会单独或同时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蔑视法律和‘待在家里’所造成的严重事态，我们已经不能听之任之了，我们谈谈吧。’如果是我本人，我会说：‘好的，就让我们谈谈吧。’”
当时，曼德拉准备让政府做出让步：在议会中给非洲人60个席位；他认为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将是非国大的胜利，就意味着向全民普选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后非国大将在双方商定时间内暂停抗议活动，同时政府教育白人选民使他们“认识到变革可以实现……国家各种族之间相互理解和种族和睦也是可以实现的”。他补充说，他们当然不会放弃普选权要求，最终将实现“人民民主”的目标。
从种种迹象看来，政府的态度并没有松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又有什么打算呢？
他回答说：“非国大并不指望在推动政府改变政策方面一蹴而就。”他说，经过一段时间，在一次一次的推动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政府是会松动的。即使政府仍用铁血手腕统治非洲人，政府目前使用的正是这种手段，非洲人也会想尽办法去实现其奋斗目标。
在暴力问题方面，检查官对曼德拉说，非国大一直在宣传这样一种观点——为了打击报复非国大，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装部队。曼德拉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保证暴力不会出自我们之手。”如果非国大力量更加强大怎么办？政府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是不是也随之增大呢？“噢，是的。我们觉得为了恐吓非洲人不再反对其反动政策，政府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成百上千的非洲人。”
在法庭上，曼德拉的出色表现使检察官黯然失色，他确实觉得自己是一名“法庭官员”。
他的演讲“自由之路无坦途”受到详细的盘问。例如，他提到非洲其他地区“爆发革命”，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为民主变革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战斗性的斗争。”
原告不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非国大的文件中提及非洲其他国家的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进行谴责。曼德拉解释说：“让我们看看肯尼亚的例子吧！我们很关心那里发生的殖民主义战争。我们谴责英国人，把他们视为侵略者。我们从没听说吉库尤人入侵英国，轰炸他们的城市，掠夺良田，摧毁政治组织，而使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而英国人在肯尼亚做的正是这种事情，我们关心的是英国人必须撤出肯尼亚，我们不在乎吉库尤人采取什么办法。”
“这些办法与非国大毫无关系吗？”检察官问道。
“对我们来说毫不相干。”曼德拉回答说，“我们在南非采用非暴力的方法；他们采用什么办法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这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一党制政府怎么样？”一位法官问道。
“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民主问题”，曼德拉回答说，“如果一党制能最好地体现民主，那我就会仔细研究这一制度：但如果多党制更好地体现了民主，我就会仔细研究多党制。比如说，在南非现在实行的是多党制，但是就非欧洲人而言，这种多党制是人们所见过的最恶毒的专制统治”。
“无阶级社会的想法对你很有吸引力吗？”
“是的，阁下，非常吸引”，他回答说，“我认为阶级的存在有很多弊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非国大还没有制定任何形式的政策措施”。
在审判中，只有一次他勃然大怒。审判长怀疑全民具有普选权是否是明智之举。难道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曼德拉说，每个人都有权投下他的一票。但是，法官反问道，“无知的人”参加政府有什么意义吗？难道他们不会“像小孩那样”受竞选领袖们的影响吗？
“不”，曼德拉答道，他提高了声音，“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如果某地有个人站出来，想竞选议员席位；他起草了一份竞选提纲，说‘这是我所赞成的观点’。如果是在农村，那他会说‘我反对对牲畜数量的限制’。你听了他对自己政策的介绍，然后决定如果你选择这个人进入议会，他能不能促进你的利益。在此基础上，你投票决定你的选择。这与教育毫不相关”。
“他会不会只顾自己利益？”法官问。
“不”，曼德拉说，“实际点说，一个人寻找能够代表他的观点的人，然后才会投他的票”。
被告方辩护律师西德尼·肯特里基在质询时问曼德拉，他的父亲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怎么能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曼德拉说，如果他有这种权利，他会有能力、尽职尽责地作出理性的选择。
被告辩护律师继续提问，问曼德拉为什么早期敌视共产主义，准备把共产主义分子从非国大开除出去，1950年他又首次与他们合作呢？是不是他们那时看起来忠于非国大的政策？“对，是这样。”曼德拉回答说。
“你变成共产主义分子了吗？”
“嗯”，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的确成了共产主义分子。如果你们所说的共产主义者是指共产党党员及信仰马克思恩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