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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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一次到敌后执行任务时，被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认了出来，二流子跟我父亲要五块大洋，否则，就威胁说要向日本人告发。
父亲回到队伍，汇报了这个情况。组织上为除隐患，决定派老田去锄掉那个要向日本人告密的二流子。
文革一开始，二流子的家属就张贴大字报，揭发老田家是地主，搞阶级报复，杀了贫下中农。
结果，当地司法部门批捕老田，将他判了七年徒刑。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老田的妻子此时竟然宣布与他离婚。
听父亲说，老田的妻子当年也是部队的，长得五大三粗，行军时经常帮老田背行李，两人非常恩爱。
可怜老田，被关了三年多，老婆从来不去探监，真的是一刀两断了。只有最大的女儿，已经成年还比较懂事，去监狱看过老田几次。
老田平反出狱后，一些老战友想撮合两人和好，劝老田说：也许她离婚是不得已，是怕影响孩子政治前途呢。老田态度十分坚决：“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丈夫落难时就背叛的女人。”
那个年代，谁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你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吗？你能保证自己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不被犯错误的人处理吗？更何况我们是在边境线上，对岸陈兵百万，谁又能保证这里不发生战争，谁又能保证一旦发生战争自己的生命还会存在？
父亲老战友一家的妻离子散就是明证。
我希望在这些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属于俩人的忠诚爱情，无论有什么不测，只要还有爱情就还有幸福。如果连爱情这个人类最基本的依赖都不存在了，那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家庭，是社会的最大悲哀。
那晚，我没有向王晓晗讲这个妻离子散的故事，但我认为王晓晗听懂了我的问题，她回答我的只有轻轻两个字：“会的。”
我点点头，我相信这个单纯、直爽、来自上海棚户区的贫家长女。
那个年代，爱情是被严格压抑的，有些话是羞于启齿的，我对她说：“那好，早点休息吧。”然后各自散去。
真是个怪怪的开头，我们的话题都同爱情无关，但却同动荡的生活有关，彼此有点“丑话说在前头，不要将来后悔”的意思。
没有传说中的男女青年约会时两情相悦的美妙浪漫，也没有当下男女青年约会时互赠“红宝书”的革命激情。两个年轻人，还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却已经十分清楚将来生存的艰难，彼此小心翼翼地把纯真的爱情和未知的命运放在一起，带着点灰色的冷峻，掺着点低调的悲壮。
东北的夏夜，江边的风凉嗖嗖的，最初的约会，冷冷的问答，俩人就这么托付了终生。
第二天，7月1日，是建党55周年的纪念日。我从不担心自己的生日会被朋友忘记，因为这天也恰好是我23周岁的生日。
东北，进入了盛夏，延长的白昼，强烈的阳光，竞相开放的野花，整夜不息的虫鸣，大自然激情四射，将生命的活力张扬到了四季的顶峰。
159、择偶观点 ＇本章字数：151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1 10：24：29。0＇
“队长谈恋爱了。”
生产队这点大小的地方，谁家有点事，消息都会不胫而走。
晚上，生产队开一个庆祝建党55周年的晚会，会上有人起哄让王晓晗唱一首歌。
这是她的弱项，僵持了一会儿，她当着大家的面到我面前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既然大家让你唱，随便唱个什么吧？”
她唱得有点走调，不过还是赢得了一片掌声和笑声。
那掌声和笑声中有着一份对我们俩的亲昵、对我们俩恋爱的欣喜。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休息时，当地青年李小梅跟我开玩笑：“我看挺好的，郎才女貌。”
我说：“这话太俗了，千百年来，人们都用这四个字，也不管男的是不是有才，女的是不是有貌。”
李小梅嗔道：“俗什么俗呀？千百年能说到今天总有道理的，你们男的第一不就是看人家长得好看不好看吗？”
旁边一帮老乡大笑。
老乡都说好，但知青对我们的恋爱却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这并不奇怪，因为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个人的私事，你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会影响到你与其他终生朋友的交往。平时谈得来的知青并不忌讳和我直接交流自己的看法。
晚上回到宿舍，刘金鹏对我说：“现在你幸福了，王晓晗刚刚来把你一麻袋衣服拿去洗。嘿嘿，我的脏衣服没人管，光棍好苦呀！”
见我笑而不言，刘金鹏说：“王晓晗人不错，为人单纯，干活吃苦，不过在事业和性格上你们俩还是有不小差异的。”
我知道，这并不是刘金鹏一个人的看法，张春芳也向我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完全赞同的知青实际上并不多，蔡景行算是一个，他说：“赞同的理由不多，只有一条，因为你太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了，而王晓晗恰恰是一个很能操持家务的女人。”
说实在的，知青说的都有些道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观，我不能说自己的择偶观就很正确，只是在那个年代里，我真不愿意找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性为伴侣，开口政治学习，闭口思想交锋，实在太累人了。我喜欢的是对外能与普普通通人沟通的伴侣，对内是善良和会生活的女人，而不一定要在学业、事业上有多么突出。
远离政治，有一个温馨的港湾，我想的就这么简单。
一眨眼，又到了小麦收获的季节。
那晚，大队党支部支委值班轮到我，王晓晗要我趁值班无聊的时间，给仲志红回一封信。
仲志红两年前转点去浙江老家插队，她一直与王晓晗保持着通讯联系。王晓晗前不久写信告诉她我俩谈恋爱了。仲志红就给我们回了一封信，表示高兴和支持。
这是知青中为数不多的表示赞成的人之一。王晓晗看后高兴了好几天，一直催我给仲志红回信。
我同仲志红毕竟已经两年不联系了，这两年，无论是我个人的变化还是知青点的变化，都很难在信上能写得清楚。我在大队部的桌子上熬了半宿，不知道写什么好，干脆还是略写吧，简单写了一页，就结束了。
结尾我把自己的择偶观点写了进去：“关于我与晓晗的事，她已经给你去信，这样我就可以少啰嗦几句了。对这件事，我可能与一般人想的不同，有人喜欢伴侣是与自己门当户对、有政治文化水平的，而我则希望她是一个善良和会生活的伴侣。”
早晨，我醒来，发觉放在枕边的信不见了，肯定是心急的王晓晗拿去邮走了。
也就是说，王晓晗看了我写的回信，不知她对我结尾的几句话有什么想法？
一个多月来，我们平时谈的都是工作，很少交流这种对彼此要求的想法，似乎好像俩人心中都很清楚，不好意思谈，但实际上是俩人都有些担心：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会引起对方的不适？
就在昨天夜里，她还给我看了其妹的一封来信，她妹妹在信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特别注明“不要让别人看”：“只要人老实，只要他真正的爱你，就是你心中最大的幸福。”
这是她们姐妹间私下里的密语，其中的“爱你”触发了情感的甜味。这么多人和我探讨择偶的观点，都很冷静理智地在分析什么性格、事业、生活……但就是回避了“爱”，而可怜的我们，确认恋爱关系一个多月来，彼此之间也竟然都没有一次使用过“爱”这个字眼。
160、国家调查 ＇本章字数：1909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2 09：13：37。0＇
蔡景行说我谈恋爱后人变了，变得平静和实在了。
我笑笑：“也许吧，两个脑袋考虑问题，会比较平衡一点。”
王晓晗的人生经历和环境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在与她的接触中，我发觉了另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促使我对自己有了更全面清醒的认识：
我尽管工作热情、学习刻苦、不惧压力、充满自信，但也存在待人清高、僵化原则、过分自尊、容易骄傲的缺点。
平时在与王晓晗谈论生产队发生的一些事情时，她会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百折不回，是从群众身上获得了力量；自己的成绩，是靠群众浑汗洒血完成；自己的一切，说穿了不过是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滴。
我确实变了，不再啰嗦，不再喧哗，开始多谈问题多干实事，喜欢通情达理和注重数据。
我开始认准一个理儿：这世界上要做好任何事情，都必须是集体的配合，而不是靠一个人的天才。喜欢把别人都说成一无是处的人，接着而来的一定是他自己的不得人心。
我开始摒弃精英感觉，倾向平民意识，关注身边那些平时容易被疏忽的老实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平实的人，做一棵普通的野草，一个深深扎在泥土之中的野草。
恋爱，对我来说就像狭窄的河道被拓宽，原本那股跳跃的激流变成了宽阔的水面，流淌得平静而缓和了。
一个潮湿的夏晨，顶着浓雾，我们一个个头发上都沾满了细水珠。
我跟着收小麦的康拜因来到地头，在给拖拉机与车厢之间的牵引架拔销子时，牵引架滑落，砸在我的左脚脚趾上，大脚趾的指甲根翻露了出来。
我什么都也没说，挺着干了一天。
晚上收工回到宿舍，王晓晗来收拾我的脏衣服，见我脱下的袜子上有一滩血，便来看我的脚：破了的地方已经结痂，可大脚趾的指甲活动。
她倒吸了一口气说：“就这么撑了一天，不疼呀？”她让我坐着别动，到大队卫生站拿来药品，帮我在脚趾上涂红药水，再用胶布把活动的指甲固定好。
住在隔壁的云龙路过，从窗口往里张望了一下，迅速地闪了。
我大叫：“云龙！有事么！”可那小子一去不复返。
妈的，我想云龙误会了，以为我俩在亲密呢。其实，自谈恋爱这么长时间来，今天包扎脚趾头，算是我们第一次的肢体接触。
包扎完后，我穿着拖鞋跑到隔壁，见云龙正端着大水勺站在水缸边喝水。我说：“我叫你，你跑什么？”
云龙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我脚压坏了……”
云龙打断我的话：“别解释，理解，理解。”
我上去给了他一个后脑勺：“理解你个头呀，快说，什么事？”
云龙说：“刚才路过大队部，听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杨富珍明天要来知青点。”
杨富珍，上海无人不晓的五十年代全国劳模。
由于一些地方发生了迫害知青的事件，再加上“走后门”之风和扎根口号在知青中引起了反感和分歧，1976年5月，国务院成立知青领导小组。任全国妇联筹备小组副组长的杨富珍成为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知青领导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杨富珍要来我们知青点，就是这次调查中当地领导安排的一个行程。
第二天将近中午，杨富珍带领6名调查小组成员，在省知青办主任、地区知青办主任、县知青办主任共20来人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知青点。
杨富珍看到我们的宿舍沿着江边一字儿排开，十分感慨，她望着黑龙江说：“你们的知青点就像矗立在边境线上的岗哨，一推开窗，就能听见滔滔黑龙江的奔腾声，就能看见对岸苏联矗立的岗楼。”
知青围着她，听到她的感慨，都笑了。
她回过头来接着问：“你们谈朋友了吗？”
对这个话题，大家推来推去的不答，笑得却更起劲了。
当她了解到我们知青点从原先的53人，到现在还剩下8名女青年26名男青年时，说：“女青年太少了，将来婚姻问题有点困难。”
接着，她到我们新盖的两幢新房里转了一圈，对我说：“现在住单人，将来能成为一个家，这个房子设计得好，比那种大通铺房子好多了，你们看得远呀。”
可能是“大通铺”这几个字眼让她想到了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对大家说：“我已经在黑龙江走了一大圈，看到好多知青生活得比你们艰苦多了，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看到你们这样的知青点，我很高兴，但我主要是来调查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地方要去，今天就不能同你们多聊了。”
临走，她和知青一一握手，并对陪同的公社干部说：“你们要把这些知青带好，让毛主席放心，让知青的家长放心！”
从杨富珍的言语中，透露出她没有把当地领导安排的我们这个知青点作为考察对象，反而对知青现状有一种深深的焦虑。
有些事情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些分赴各地的国务院知青调查组回京后，梳理出招工、知青培养教育、纠正不正之风、知青生活、保护知青等五个专题，各组先分别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再集中进行汇报。但在集中汇报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