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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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忙得，我把这事都忘了。毕竟去山西大寨那么远参观学习，对生产队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总该表示一下重视，嘱托王晓晗一些什么吧？
可这是当天回瑷珲的最后一趟班车，我来不及去看王晓晗了，就写了一张纸条，让这些队长中我熟悉的一个人带给她。那家伙诡异地看了我一眼，哈哈笑着接下了纸条。
其实，纸条上面就一句话：“除了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外，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他们在科学种田方面的经验。祝你一路平安。”
156、恋爱话题 ＇本章字数：19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8 15：31：21。0＇
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人中，有一部分人尽管是少数，但却不可忘记，那就是插队干部。
尤其是第一批插队干部，在1969年春天第一批“一片红”下乡的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后，当年的秋天，上海就有一批出版系统和大学的干部也来到黑龙江，并同知青一样，分插到各个生产队。他们在大队或生产队兼任各种职务，同知青吃住劳动在一起。
我们生产队有两名插队干部，来自上海一家大学的叫老邵，来自上海一家出版社的叫老孙，都已经四十多岁。他们妻离子散的，虽然还拿着工资，但却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回上海，真的挺不容易。但正是在他们的关心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才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年。
1972年，这些插队干部撤走了一批，到1974年的春天，他们全部回沪了。
以后，上海继续有干部过来，但不再叫插队干部，而叫上海干部慰问团。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分插到各生产队，而是集中在县里，每两人一组，选几个生产队蹲点，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就回沪轮换。
记得先后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有来自铁道医学院的老马、上海市委机关事务局的老吴、上海市委办公室的老赵，还有上海外事办的老沈。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受到过大学教育，多才多艺。
就拿上海外事办的老沈来说吧，是来我们生产队几轮干部中唯一女的，又瘦又矮，体重顶多七八十斤，但却能讲六国外语，去过好多国家，是当时上海外事办有名的才女。老沈性格直爽，说话很快，喜欢和知青，特别是和女知青聊些生活上的贴心话。只要她一来到我们知青点，就能听到她的笑声和连珠炮式的说话声，十分热闹。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还十分能吃苦，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大田干活，不光上海知青，就连当地老乡都十分佩服她。
一天铲地收工回来，她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宿舍，见屋里没有他人，就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结婚的事？”
问得我一脸红红的，我对她说：“我才23岁，没考虑现在谈恋爱的事。”
她笑了，指了指我堆在炕头一麻袋的脏衣服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好互相帮助呀。你既然要在农村呆下去，总要考虑这个事的。”
我对她说：“我现在真的不考虑这个事。”
说心里话，就我当队长两年来，知青点有两个招工走的，还有两个转点的。最近，何雨琴也要转到其父亲所在的安徽上海小三线去。知青变动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知青都在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什么恋爱。
她说：“你要是不考虑，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就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说：“别人能挑走的，那一定不是我考虑的。”
话到这里，她见谈不下去，便说了一句：“你再想想。”自己走了。
大队党支部让我填写一份入党志愿书。
18岁时，我曾经填写过入党志愿书，没有被批准。五年后，才有了这第二次填写。
我并不是觉得这五年的时间太长，恰恰相反，由于发生了“醉闹秧歌”、“喂马安排”、“邵家搅局”、“酒后失言”、“稻田用人”等一系列有争议的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靠向技术性的生产干部，甚至有可能一辈子成为党外人士了。
公社武装部长后来告诉我：“吴隆洲县长在最近一次公社党委会上特地问起你的入党问题，要求我们积极帮助知青在政治上的进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让我有了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原因？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数字就“二”。尽管“二”在北方人的嘴里是个损人的数，但我好像无法避开这个数字。小学里加入少先队我是第二批，下乡插队后入团我也是第二批，包括插队，不也是第二次吗？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似乎也是最正常不过的。
我已经习惯了处在老二的位置，但我并不会因此而跟在老大后面混混，我对自己一向有严格的要求。就像两颗子弹，从同一枪膛射出、向同一方向前进时，谁先谁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定位的准确，只要在射出枪膛的那一瞬那，有了0。00000……1丝毫的误差，最终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一颗，会以火热的情绪，扑进敌人的胸膛，实现自己的战斗愿望；另一颗，却会发出怪叫，钻入泥土，绝望地在掩埋中发臭、腐朽。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对人生定位的丝毫误差，都会在以后生命经历中，随着时间的延续，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别，直至造成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
入党后不久，宣布我为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就如同以前我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一样，尽管不会是第一批，但总是会被吸纳进团队的核心。
王晓晗从山西大寨回来了。
在她去大寨的日子里，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来我们队，向我提出要把王晓晗借调到地区农科所。
我不知道“借调”是什么意思，临时性用人？不需要时再回生产队？或许，“借调”一阵后给个正式编制？然后在黑河嫁人过日子？
我经历过留还是不留在黑河的艰难选择，我不想让那些可能有更好机会的知青陷入到类似的艰难选择中，更不要讲令人心里不踏实的“借调”方式了。
我对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说：“正式调人，我没意见，但是借调就算了，不要耽误她别的机会。”
地区农科所的“借调”就这样被我拦下了。
157、闺密牵线 ＇本章字数：173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9 10：10：46。0＇
老沈这两天每天一下班，就到我宿舍来问我：“你想好了没有？”
她指的是谈女朋友的事。
我只有一句话：“现在不想谈恋爱。”
记得下乡初期，插队干部老孙每天要背着手电筒查夜，他一再关照我们：“不要让当地青年和上海知青谈恋爱，上海知青相互之间也不要谈恋爱。”
现在情形更是大变，生产队里那些和我们同龄的姑娘小伙，差不多已经都结婚，有的还当了爸爸妈妈。老孙当年最不愿意看到当地青年和上海知青谈恋爱，现在也不行了。这不，前些日子，大队干部――武装民兵排长林石海，和二队一个上海女知青举行了婚礼。
这里顺便插一段与此无关的话题：林石海当了“上海女婿”那天，上海知青都去捧场。我想起自从知青食堂失火后，我们从清真寺搬了出来，他当上公社基建连连长，想搬到清真寺去，老追着我要修房子的钱，这事现在还没完呢。
我开玩笑对他说：“你现在是我们上海人的女婿了，那修清真寺的2000元就别再跟知青要啦！”
他新婚大喜，满脸堆笑地回答我：“公社基建连最近就要撤了，我也不管这事了，我保证不会跟你要钱。”
那晚婚礼后，一帮知青无精打采地回来。
想想也是，十六七岁从大城市来到农村，不仅在身体上要承受繁重的劳力；而且，当到了二十四五岁，处于青春期时，却又要压抑心中爱情的萌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句话用在知青身上，应该也很合适。但大多数知青面对落后的现状、迷茫的前途失去了爱的能力。
我们队知青中也有三对谈恋爱的，不过谈了好多年，直到现在还不敢有结婚的打算。他们并不甘心就在这里成家，他们还在等待招工、上学、转点的机会。
知青点盖了三幢房子，在盖后来的两幢时，就已经想到要以结婚成家为前提，把它们设计成可以独立门户的小房型了，将来这些房子会成为知青结婚的洞房吗？谁都不知道。
我不想谈恋爱，并不是要遵循插队干部老孙留下来的紧箍咒。我对知青恋爱的事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反感。大概是下乡后的第二年吧，有人把谁和谁谈恋爱当作一个问题告诉我，我听了甚至表示：“这俩人挺好的，如果他们谈恋爱真不错呀。”
不过，我是个不善于与女性打交道的人。
五年前在水库工地时，大我们五岁的邵子昂恶作剧，想给我制造一个绯闻，这个绯闻让我后来更有意无意地避开与女知青的接触。倒不是我怕什么，而是怕这种绯闻伤害到她人。以至于在一次知青班子会上，张春芳责问我：“你在男知青中展开活动很多，为什么在女知青中活动就少？你以前与女知青还有点接触，后来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我当时用一句“因为我们长大了”的话应付了过去。
当然，我也不是绝对不与女知青接触，比如像文艺小分队的何雨琴，因为要创作一些歌曲，知道我懂音乐简谱，就经常来找我探讨。相互熟悉了，我们也会谈一些文艺作品和人生态度的话题，只是从不涉及男女感情的事。
何雨琴最近已经联系好转点到南方的事，正是她，在临走前向老沈透露了自己的闺密――王晓晗的私己话。
老沈连着几天试探我对谈恋爱的态度，见没有结果，这天终于把王晓晗对何雨琴说的私己话向我和盘托出。老沈说：“王晓晗说如果这辈子只能呆在农村，肯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省得别人背后乱说一气。”
老沈告诉我：“她说的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指你。”
我有些惊讶。
1976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套在知青双眼上的万花筒，已经失去了色彩，理想主义的激情开始淡去，实用主义的烦躁越来越大。
国家在这种时候对知青提出了“扎根农村”的要求，令很多知青感到，那种亲人团聚、回城安居、渴求知识的希望越来越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这种要求却越来越迫切。
国家的这种要求，也让一部分知青骨干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不表态“扎根”吧，可能走的机会就轮不到你；表态“扎根”吧，可能就当真的不再给你走的机会。
隔壁两个生产队的知青骨干，为了招工上学，明争暗斗、撕破脸皮甚至谩骂打架，弄得矛盾重重。
我们知青点此时倒还团结，相安无事。因为在招工上学上有很大决定权的队长，就是我这个知青，而我从黑河师范回队后，已与招工上学无缘，与知青无利害冲突。
我对此心里自有一本账，早已根据知青的读书欲望、年龄大小、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并按顺序作出了招工上学的计划，其中当然也包括王晓晗。
王晓晗想要和我谈恋爱，她不会不知道，这等于在宣布放弃所有走的机会！
我对老沈说：“这样吧，我明天自己去找她谈。”
158、江边约会 ＇本章字数：150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30 18：43：22。0＇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队部场院转一圈，回到知青点，约王晓晗出来，一起坐在黑龙江边。
已经是夏天，江边星空璀璨，江水泛着月光。
我们在一起插队6年，彼此的人品相互十分了解，只是涉及到爱情这个内心深处很柔软的部分，还是第一次，俩人显得有些拘束。
王晓晗一言不发，等我开口。
我劝她：“有机会的话，你还是走吧。”
她回答：“走到哪里都一样，但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我说：“也许你能回到上海，我回不去的。”
她不以为然：“大不了就是分居，将来还会在一起的。”
她的回答没有浪漫的字眼，却足以让我感受到无论天涯海角，俩人也要一同追随的情意。
我们沉默了，能听到黑龙江水的流淌声。
愣了半天，我终于把白天一直想着的那句话问了出来：“假如哪一天我被关在了监狱，你还会跟我吗？”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父母被造反派拘禁隔离过，也不是因为我自己蹲过县公安局的笆篱子，而是在1971年年底回上海探亲时，听父亲讲起过一个老战友在文革中妻离子散的遭遇。
父亲的老战友老田出身地主家庭，他自己是个学生，抗战时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
我父亲在一次到敌后执行任务时，被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认了出来，二流子跟我父亲要五块大洋，否则，就威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