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宰相-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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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留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一心求和，希冀划江而治，再成立联合政府，以保持住一位政治人物最低的尊严局面。可是共产党胜券在握，分寸不让，坚持共军一定渡江，国军只能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作了最大的让步，几经往返，终于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周恩来并另派李宗仁的心腹黄君汉返回南京，向李宗仁秘密传话，要求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并保护好自己。只要李先生摆脱了蒋介石，那怕无一兵一卒，中共都是愿意与之合作的。
四月十五日，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最后一次和谈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下了「最后通知」：南京政府还有五天时间去接受这份〈和平协定〉，五天之后的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即是人民解放军向长江南岸发起总攻击之时。
这最后的〈和平协定〉由黄绍宏带回南京，连李宗仁的桂系心腹白崇禧都没法接受，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更是拍桌大怒。二十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尚在北平的张治中并各位代表，拒绝接受该协定。张治中立即将南京的答复通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当天子夜，部署在长江北岸五百公里战线上的中共大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一举击溃了国军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于二十三日占领了南京。李宗仁没有留在南京，去了广州，随后脱离了国民党政府，经由香港赴美国当了「寓公」。忠诚于国民党的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则先后撤退去了台湾。
和谈破裂了，周恩来却要替中共取得最后的一批「果实」，给气息奄奄的国民党政权政治上致命的一击：力劝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人员全部留下，归顺中共新政权，为新政府、新国家服务，并允诺五位谈判代表及其顾问屈武、柳亚子等人参加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且看周恩来是如何强行留置国府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四月二十二日，张治中向中共方面提出，和谈既已结束，他和代表团成员应返回南京「复命」。国民党政府亦已决定派专机来将代表团接回。
张治中将军毕竟算个「儒将」，党国元老，他需要保持自己的名节。他说，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安得不返？况且家小都在南京，亲生骨肉，安得不顾？别人回不回去，那是各人的选择，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自古两军交战，不留难来使，相信中共方面会有雅量，会讲信义放行的。
周恩来得知张治中要求回南京复命的决心后，立即报告了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按原计划行事。当晚，周恩来放下别的事务，赶到六国饭店拜望张治中，与张紧紧握手之后，说：「文白先生，谈判席上，你我是对手，唇枪舌战、脸红脖子粗都曾经有过；谈判席下，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在黄埔军校，我是政治部主任，你是学生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老同事了嘛。抗战时期我长住重庆，你是党国重臣，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我兼副部长，你给了我多少关照。特别是四五年重庆谈判，你为了毛泽东主席的安全，竭尽心力。毛主席至今感念不已，称你为他家乡的父母官哪①。他还记得当年在中统、军统的严密监视下，你向他出示你写在自己手心上的那个「走」字。是毛主席委托我，恳请你留下来，与我们合作共事。」
周恩来强调的是毛、周与张治中先生之间的私谊，张治中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国之重臣，各事其主，区区个人私谊，岂可代替国家政治？何况，当年在重庆，如果蒋先生不讲信义，撕破脸皮，把你周恩来和毛泽东统统强行扣下，不放虎归山，你们共产党未必这幺快就可以形成今日的气候。
周恩来目光深邃，仿佛看到了张治中先生的内心深处。他拉着张治中的手在沙发上坐下，对症下药地说：「这次二十天的和谈虽然以破裂告终，但活动安排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是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和谈失败的责任不在我们，也不在你们几位谈判代表身上。内战的责任，仍在国民党政府身上。战火因此重燃，你、我只有感到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迅猛，国民党四分五裂，已成全面崩溃之势。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下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我以为，你、我的努力并没有前功尽弃。」
张治中仍然不为所动，再次严肃地说明他要回南京复命的理由。
周恩来耐着性子听完张治中先生的「理由」之后，语气尖锐地问：「文白先生，你为什幺不相信毛主席和我本人挽留你的诚意呢？为什幺一定要去追随蒋介石一条黑道走到底？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光明与黑暗两条出路：你为什幺要选择黑暗的路？」
张治中说：「我自投身国民革命那天起，追随的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忠诚的也是三民主义。至于我跟蒋先生的关系，我不说，你们也是清楚的。」
周恩来没想到张治中的态度这样固执。但他要比张治中更固执，一定要完成毛主席交下的「挽留住南京谈判代表」的指示。张治中是首席，留住了张治中，其它代表本为亲共人士，就不成问题了。于是，周恩来情辞恳切地继续劝导说：「南京你们是回不去了，根据刚收到的我军前线战报，昨天我大军突破长江天险，完成对南京的包围，并占领了锺山、紫金山一带，我前锋部队今晨突进到了雨花台。南京已无险可守。我还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南京城防司令，蒋介石警卫团团长，陈诚警卫团团长等将领，均已向我投诚……。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率领南京政府机构，已撤离南京，去了广州。上海也指日可下。」
张治中先生眼里溢出了泪花：一边是泰山压顶，势如破竹；一边是兵败如山，众叛亲离……。
周恩来进一步说：「我能理解文白先生对国民党的感情，毕竟是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大半生埃你和代表团一定要回去，也只能回到上海或广州。不管你们回到哪里，国民党的特务都随时可能对你们采取行动，甚至加以杀害。因为蒋介石、何应钦们已把你们视为降将、叛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文白先生正好也姓张。有消息说，张汉卿已被蒋介石送去台湾继续拘禁。当年，汉卿就是不肯听我一句话，凭着他一个正直军人的侠义心肠，上了那架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英雄失算，千古遗憾埃而我们的另一位好朋友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孩子加上秘书，至今被关押在贵州熄烽监狱，随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周恩来说着，眼睛也红了。这是他的政治撒手锏，刺中了张治中先生内心要害。只要想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遭遇，国民党内非蒋介石嫡系的军政大员，就没有不寒心的。张治中什幺都不怕，只怕去做屈死鬼。
张治中无话可说。沉吟了一会，他终于改了口：「毛主席有没有提过，我要是留在你们这里，还能做点什幺？」
周恩来心里一阵轻松的窃喜：原来是要官要位埃他不动声色，精神平和地说：「这个，文白先生完全可以放心。毛主席说了，只要文白先生留下来，他可以自己选择在军队里、政府里、全国政协里做事，可以在中央，也可以在地方做事。」
张治中释怀了，但面子上仍然有些疑虑：「我可以考虑留下，但代表团的其它成员，他俨愿不愿留下？」
周恩来笑了：「他们就等着首席代表的这句话了。现在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当初我们制订一对一个别交谈这种谈判方式时，就有了一旦和谈破裂把你们全部挽留下来的考虑。」
张治中将军久经沙尝政坛摔打，此时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冷噤：「周副主席乃今日中国第一谈判高手，谈判席上，国民党的任何一位人物都没有能斗得过你埃你是智勇双全，刚柔并济埃」
周恩来连忙晃了晃手：「过奖过奖。恩来才疏学浅，今后还盼文白先生多加指教，共同为建设新国家出力。文白先生还有什幺别的想法？恩来愿意效劳。」
张治中忽然紧了紧眉头，说：「有一点，我是万不肯做的，你和毛主席不必要求我们五位和谈代表发表通电声明吧？」
周恩来坦然地哈哈大笑：「文白先生过虑了。你们的行动本身已是最好的通电声明了，何必多此一举？我们为国家民族办事，这点气量还是有的！想想看，你们五位代表和顾问们还有什幺当务之急？只要能办到的，恩来一定竭尽全力。」
张治中见周恩来态度诚恳，于是提出一个潜伏于他心中的大问题：「我们的家室怎幺办？每家都有老有小，骨肉至情。他们可千万不要被蒋先生手下的人劫持去台湾当人质埃」
周恩来胸有成竹似地说：「难得文白先生一身正气，先公后私。放心，我们早已作了安排。我们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组织，最近采取了措施，乘国民党军队溃败逃走混乱之机，把诸位的家室统统保护起来了。
也是白崇禧先生通达人情，睁眼闭眼了。相信先生的家人很快就会来跟先生团聚。到时候给先生一个惊喜。」
就在周恩来找张治中先生作彻夜长谈之后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五日，白崇禧从上海派来的专机飞抵北平，名为接和谈代表团南归。专机上却下来张治中将军的夫人及亲属子女共九人，连同送〈和平协定〉回南京的代表黄绍宏也一起返抵北平。
张治中将军见到夫人及家人前来团聚，果然惊讶万分、欣喜万分：共产党厉害，周恩来神通广大埃可他心里，也难免有些五味杂陈：你们把我的家人保护起来并送来北平团聚，固然是件大好事，可事先也该跟我本人打声招呼啊！岂不也是一种变相的「劫持」？
和谈代表团顾问柳亚子先生，是为诗坛领袖，亦是毛泽东的词友，留置北平后最初被安排在颐和园内居祝可是「出无车，食无鱼」，养尊处优惯了的老先生一时适应不了中共的艰苦朴素。他写下一首七律，请来周恩来呈送毛泽东，实为发泄对生活待遇上的不满意：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瓘。
头颅旱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予陵滩。毛泽东接到柳亚子的七律，也写下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让周恩来把自己的和诗去转交柳亚子：「恩来，柳先生发牢骚、闹待遇了。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意思是他想回他的浙江富春江老家去隐居钓鱼，不想留在北平给我们捧常你看该怎幺办？」
周恩来说：「亚子先生未必真想回老家去。主席的诗里也写了，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嘛。新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柳亚子这样的国民党名流老前辈参加。他有牢骚，我有责任。筹备开国，千头万绪，没有及时照顾好一批知名人士，是我工作的疏忽。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的车马待遇等问题。宁愿我们自己的同志骑自行车或是步行，也要让他们「出有车、食有鱼」。」
毛泽东说：「既要给他们解决生活待遇，也要适当批评他们的臭架子。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今后跟这批元老名流、民主人士打交道，是要讲点我们的原则的，既团结利用，也思想改造。」
周恩来说：「那我就红脸白脸一起唱吧。当然最近几年，还是应以红脸主唱为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难得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事务的大能人。但对周恩来日益扩张、膨胀的权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所设限呢。
国民党的另一名谈判代表黄绍宏先生的遭遇就惨多了。黄绍宏先生后来去了浙江工作，挂名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七年因向中共鸣放，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后含冤去世。
张治中先生的待遇要好许多。他一直受到毛、周的青睐，曾与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中共上将军街，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虚职。一九六六年毛氏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