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全二册-出书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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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人的领地，万万动不得，就算动，也是要付出相应代价。比如德川家康，秀吉费尽心思把他从老根据地三河撵走，却不得不把更为富庶的关东地区给他，整个德川家的领土，比丰臣家本身还辽阔。
所以秀吉的所谓“天下一统”，是一个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和蒋介石在“东北易帜”后的处境差不多，只是个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他所能直接控制的领土并没多少，许多大名根本是听调不听宣。
而追随秀吉鞍前马后的那一批文臣武将，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逐渐崛起成为新兴势力。秀吉把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一一论功行赏，分配给了他们。可这点土地，不足以满足这些人的胃口。
这下可麻烦了。新人要积极上位，老人却不肯让贤——日本六十六国，已经不够这些新旧势力瓜分。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危及到丰臣家的和谐统治。
小兄弟不能不管，老东西不能不防。为了皆大欢喜，丰臣政权唯一的出路，只能走出去，向海外去夺取土地。
对日本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入侵朝鲜，甚至还有更远处的大明。
很多学者认为，秀吉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为了打通中日、中朝因宁波之乱、三浦之乱而断绝的贸易线路。秀吉时代虽然町人已经有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了许多豪商集团。他们积极扶植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迫切地寻求对外贸易。
但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或者说是一个附带好处。从全国格局来看，可日本毕竟还不是成熟的商业社会，主要的商业区只是集中在博多、界、长崎等几个港口，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后世象英国那种商业帝国为了贸易开战的情景，在日本还不具备条件。最直接的例证，是当时的日本连货币都无法完善地制造，那会金子、银子、大明朝的铜钱，才是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日本自己铸造的铜钱因为质量太差，动不动就尸骨无存，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谁也不愿意自己挣来的钱一不小心就碎成一地铜渣不是？所以早在明嘉靖时期，亚洲海上走私者们的一大常规贸易项目，就是把大明铜钱贩运去日本，在那里兑换回远高于明朝比价的银两。
因此对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人，有了钱，有了可以传承百代的资本。秀吉的一位老部下加藤光泰，曾经跟秀吉抱怨说他在甲府的封地太小，养活不了家族。秀吉大怒，说现在日本就这么点地方，你想拿地，就是想造反。等咱们打下大明，再给你解决不迟。
再仔细看一下日军先发九大军团的指挥官名单：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泓、福岛正则、小早川隆景、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丰臣秀胜。在这份名单里，要么是秀吉的亲信，如小西、加藤、黑田、福岛等；要么是秀吉的亲戚，如秀家和秀胜；要么是失地的大名，如毛利、小早川（这两个其实算是一家）岛津等。
向海外开疆拓土犒赏功臣的意图，昭然若揭。
果然，当秀吉把入侵朝鲜和大明作为解决方案公布之后，乐坏了一大群人。他的一群亲信纷纷响应，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美好的未来。加藤清正腆着肚子，说打下明朝以后，要至少分二十个县城给他；龟井兹炬是海贼出身，一直很向往浙江台州，说自己做个台州守也就知足了；锅岛直茂更直接，表示只要是封到中国大陆，哪里都不错（田中义成 《丰臣时代史》）。
日后在朝鲜战场上，这几位个个都如狼似虎，都是被这个美妙前景给刺激的。
秀吉看着这一群猴崽子兴高采烈，老心大慰。
这些人不知道的是，他选择对朝鲜、大明开战，除了开疆拓土以外，还有一个难以宣诸于口的原因。
这个才是他最深层次的战争动机。
他太自卑了。
日本人的门第观念，有甚于中国魏晋。尽管经历了“下克上”的战国时代，旧有秩序趋于崩溃。可有些传统根深蒂固，即便是用卓绝的武力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象秀吉这种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他可以布武天下，可有些事情却没法随心所欲——比如混入贵族阶层。在日本史上，这也叫公家和武家的矛盾，也就是传统贵族和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
日本有四大姓氏：源、平、橘、藤原，各地守护大名或多或少都是这四系的源流子嗣。如织田信长，就是平氏之后；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是源氏苗裔；上杉谦信则是藤原族胤。两边来往，必得先对一遍家谱，比一比祖上的风光。
象一些重要职位，比如象征武家最高权柄的征夷大将军，必须要源氏之后才能担任，别家再有能耐也不行。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了许多年的传统，根深蒂固，无人能去撼动。
秀吉出身太低，家庭成分不好，屡次被人鄙视。为此他削尖了脑袋，拼命也要挤进这四大姓的系谱里。他不得不挖空心思，编出一整套说法，把自己打扮成平氏的后裔，在中国和朝鲜的史书里，提到秀吉时会称其为“平秀吉”，其实是上了这个爱慕虚荣的农民的大当——可惜在日本，没人会相信他的话。
于是秀吉又认了属于藤原系的近卫前久为干爹，勉强挤进藤原氏，这才有资格被授予关白之位。
可这样还不够，秀吉又说自己母亲曾经得到过天皇的临幸，血统不凡，因此要在四大姓之外，原创一个姓氏，这就是“丰臣”姓氏的由来。
这种种行为，无不昭示秀吉潜藏在心理的自卑和羡慕，他渴望得到别人真心的认同。
可惜的是，事与愿违。秀吉苦心孤诣为自己帖了这么多金，没人敢公开反对，但也没人叫好。大家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那些贵胄表面上对这个乡下人恭敬有加，转过身去便会厌恶地抽动鼻子，低声骂上一句猴子。茶人们和公卿们也会在日记里偷偷地嘲笑他的种种粗鄙，说他附庸风雅——事实上这位太阁大人也确实有那么点不风雅，譬如现在日本的国宝，一把楠木五郎入道正宗锻造的太刀，就是因为落入他手之后，他觉得不怎么符合自己矮小的身材，生生截短了刀茎来了个“大磨上”，以至原本十分优雅的古太刀姿看上去很是不伦不类。
秀吉对这个问题，一直相当烦恼。
他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每个人都畏惧他，却没有人尊敬他。自卑一直折磨着这个老人，他必须要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给所有的日本人一个尊重他的理由。
于是，他想到了朝鲜。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不与任何国家接壤。如果有人要谋求向外扩张，摊开地图，会发现朝鲜半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两国最近处，对马岛距离釜山港只有五十公里，差不多可以隔海相望。其在地缘政治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朝鲜半岛就象是一把横亘在日本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尖刀，谁获得这把尖刀，谁就能刺穿对方的柔软腹部。朝鲜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就象是一把插在石中的宝剑。谁能够拔出它，谁就是日本的天命之主。
所以，征服朝鲜，成为每一个怀有野心的日本政权必然要选择的道路，这是阿瑟王的石中剑。只有得到它，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高贵的继承者。
早在公元200年，日本出现了一位武则天式的女皇，她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做“气长足姬尊”或者“息长带姬命”，历史上叫做神功女皇。这位女王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三度出征朝鲜，为日本在海外开疆拓土。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皇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传说她在凯旋归来之际，拿弓柄在巨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日本国之犬也”几个字，并且强迫他们在朝贡书里写明：“成日本之犬，备奉年贡事”，做派和中国的小学生差不多（《日本书纪》）。
神功皇后之后，日本无不以之为楷模。从早期大和国对朝鲜任那地区的反复争夺到甲午战争中吞并李朝的处心积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持续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显得撕心裂肺、义无反顾，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因此，征服朝鲜，将会极大地提高丰臣家在日本的威信。这种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弥补秀吉出身低微的羞耻，让日本真正承认他，承认丰臣这个姓氏的伟大。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研究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循着历史规律前行，但作为具体的一个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任性，也会犯错，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种心理因素对具体个人的影响，更甚于外势，更强于历史规律的压力。
有时候，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古怪抉择，当客观分析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时，试着探查心理状态，反而能独辟蹊径。比如王莽，他的复古改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从西汉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里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坚持这么干，几乎是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着干。他的动机，我们只有从心理角度入手，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谦恭背后的狂热复古主义者灵魂。
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通商也罢，领土分封也罢，这些都属于战争起源的外因。这些客观存在因素可以影响秀吉，但不会左右他。真正能够促使秀吉决心开战的，是他因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以及为了弥补自卑而对成功近乎偏执的渴求。这样的极端心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国家之间的纷争，说到底，也不过是这样的小心思作祟罢了。
比如他曾写给朝鲜国王一封国书，在里面秀吉说起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显佳名于三国而已。”可见这场战争在他心目中，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他个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这要比实在的利益更为重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秀吉恰好处于从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迁跃期。
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封给信长的书信里，他说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战略构想（日本外史）。
这个时候的秀吉，还只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在这封信里，他显得很清醒，语气也很平淡，象是在汇报一份工作计划。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秀吉已经当上了关白，地位高贵，这让他心理产生了变化。在秀吉写给一柳末安的信里，谈论起朝鲜、大明之事，口气已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天正十五年，兴福寺的和尚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写了一件奇事，他听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接下来就要去攻打朝鲜、大明，还有南蛮（东南亚）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为天子。这个构想，已经接近于后世大东亚共荣圈的规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
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善续邻国宝记》）。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 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萨摩旧记杂录》义久公御谱记）。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