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匪王-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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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蛋、穆三胖、季风、刘英等人，大伙的眼圈都红红的，见了我爷爷，都不吭气。我爷爷一看这气氛，已经猜到了什么：“怎么了，是不是人不行了……”
“嗯，王奶奶她……”
就这样，我奶奶饿死了！死的时候62岁。我奶奶是1899年生人，比我爷爷大一岁！
丧事当然是只能简单办了，因为大伙都饿得没力气抬人了。我爷爷从5斤高粱面中拿了一部分，掺上些地瓜秧和甜草根，给大伙蒸了两锅窝窝头，大队里又挤出20张煎饼，算是给送丧的人填了肚子。
我奶奶的坟就在我三奶奶与我小姑的坟旁边。这是按她生前的愿望办的，她生前还说，若是我爷爷老了（即去世的意思），也要和她们埋在一起。她说，活是一家人，死是一家鬼。
村里人说，我爷爷在我奶奶的坟头坐了整整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睡。村里人都说，三爷爷又发神了，吃阳吸阴喝露水，这样能待七天七夜（当然是夸张）。我爷爷在想什么呢？他也许在想我奶奶当年骑着毛驴第二次上山找他的情景；也许在想她养育我爸爸及我叔叔的艰辛；也许在想她充当月老为我爷爷和三奶奶当媒人的美事；也许在想她日常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平淡无奇。但就是这些抹不掉的记忆，却是俩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40余年的历史见证。生活原来很平凡，但又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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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第51章
我奶奶饿死啦……（2）
1960年的麦季终于来到了，饥饿的恶魔开始退却。
在小麦麦粒还在发育的时候，饥饿的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偷夏”。人们什么也不顾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天一黑就拥进麦地里，贪婪地捋着麦穗，然后放到手心里拼命地搓一搓，吹一吹，不等麦芒全部搓掉就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大口地咀嚼着，没等吃出麦香，半半拉拉的麦粒早已下了肚。
当然，面子上是不允许偷的。集体的财产嘛，哪能随便偷呢？于是，已经有了经验的穆三胖依旧背着他的那杆苏式步枪，带着几个基干民兵去“巡夜”。他们往往站在地头高喊：
“不要偷麦哟……”
“不要偷麦哟……”
但这种干喊很容易让人理解成：
“都来偷麦哟……”
“都来偷麦哟……”
往往是他们绕着麦地喊上一圈，然后也躲到一边搓了起来。
谢谢大自然，谢谢苍生。人们终于熬过了1960年的大饥饿。
但悲从喜来。在人们有了食物的时候，反而又出了人命！这回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撑死的？你有没有搞错……肯定，读者都会这么问。告诉你，我没搞错！
还记得那个因为私藏铁锅而被游了街的王中农吧。这回故事就出在他身上。那天，王中农实在是饿极了，就偷得特别多。而吃了麦粒是很渴的，渴了就喝水呀。这一喝不要紧，胃一涨，本来就有胃溃疡的王中农竟一命呜呼，给活活撑死了。
人命关天，一死人是要上报的。而公社正好要抓“偷夏”的典型，活该王中农又是中农成分。蒋大喇叭一声令下，让公社的民兵，押着王家的儿女，由其儿女将王中农的尸体抬到了公社大会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大会开了一整天，全公社所有大队的代表都发了言。蒋大喇叭意图很明确，想以王中农为典型，切实刹住遍布全乡的“偷夏”活动。
大家都知道，割麦的时候气候就已经很热了。王中农的尸体经过一天的暴晒，本来就鼓胀的肚子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大皮球，肚皮被胀得薄薄的，上边布满了粗粗的青筋，甚至隐约可见一粒粒没有消化的麦粒。那种惨景是很多人不曾见过的。
天傍黑时大会才开完，蒋大喇叭也许太忙了，竟忘了说句话，散会后，王中农的尸体就躺在台子上没人管了。王中农的两个儿子干巴巴地等在台下，也不敢去搬抬。这样，又给晾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太阳一晒，肚子终于爆炸了。臭烘烘的、血淋淋的肠子、肚皮炸开了一地，引来了三四条狗。消息传到蒋大喇叭那儿，他才发话可以埋人。王中农的两个儿子这才急急忙忙将老父亲的尸体埋了。
多少年来，关家桥的老百姓只要一提起这事，一个个仍是不寒而栗。麦收一过，虽然离着秋收还有段日子，但半生不熟的棒子、地瓜以及柿子、核桃、梨、苹果却能接上茬了。老百姓终于可以饿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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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秋收是个平年，但在老百姓的眼里却是一个最大的丰收年！
还有件高兴的事从天而降。这天一大早，县里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来到后就到处的找季风。最后，在后山的山坡上找到了他。当时，他刚要解开羊圈去放羊。
“你是季风吗？”同行的两个人表情严肃。
“是呀……”
“我们是县委的。奉上级指示，从即刻起，给你摘去‘右派’帽子，立即返回原单位。”
“你们说什么？”季风以为是在做梦。
“从即刻起……”县委的两位干部又重复了一遍。
季风呆呆地站在原地足有一两分钟：“是……是真的吗？”
两位干部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干吗要开玩笑。瞧，这是上头的文件。”
不错，是份红头文件，季风记得当年打成他“右派”的也是份红头文件。
用“喜从天降”来形容季风是丝毫不夸张的。如果这时的当事人有心脏病的话，绝对是要犯病的。
“那……那我去和乡亲们告别一下。”
“恐怕来不及了，还是请季风同志抓紧收拾一下行李，立刻上路。”没想到县委的两个同志毫不通融，“我们将负责把你直接送到益都火车站。”
“为什么？”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反正这是上级的安排。行啊，摘帽了，好事呀，你就快点吧。”
就这样，季风几乎是被十分突然地押离了沂蒙。这种突然性丝毫不亚于当年被打成右派时。真是成罪也匆匆，平反也匆匆。
以后季风才了解到这是上级有关部门为了怕平反时“右派”闹事，采取的“突然平反，即刻回家”的办法。像季风等单独改造的“右派”还好说，而那些集中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就是防范的重点了。
季风很快给村里和我爷爷写了一封信，对此事作了解释。别的什么没说。那时的人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我爷爷很快回了信，信上说：“此乃好事，应感谢这个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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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1961年初，形势又有所好转。当时由刘少奇出面主持全面工作。很快，务实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班人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政策。在农村，政事更是大踏步“后退”，实行“三自一包”，社员可分得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村，可以开出小片荒。
崮下村没别的，就是有荒地。所以，多年来，崮下村老百姓自己的荒地一直比别的村多。这时，原支书穆蛋又重新担任了支部书记，穆三胖又去扛他的苏式步枪啦。
最倒霉的是公社蒋书记蒋大喇叭，他于1961年4月被抓，罪名是“领导不利，饿死人太多”，两个月后被枪毙。整个审判程序很快，甚至说没有经过司法程序。
蒋大喇叭终于哑巴了，但关家桥公社的老百姓却对他恨不起来。那些平日里骂他的人，反而在他死后，常去他家看看，送米送面。其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才能体会到……
第六部分
第52章
成长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1）
稀里糊涂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至今，我在填各类表格的“籍贯”时还是犯愁，是填沂蒙呢，还是填枣庄呢。填沂蒙吧，我既没在那儿生也没在那儿长；填枣庄吧，那儿确实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家。
我生于1957年元旦。按阳历算，是属鸡，但按阴历算，却是十一月，就是属猴。
因为生在元旦，我的名字最终被定为“新年”。这是在我快满月时才定下的。因为我出生后，爸爸非常高兴，便专门给老家的我爷爷写信报喜，并请他为我这个长孙起名子。不料我爷爷回信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一定要那么讲究。名字嘛，就是个记号，是个称呼。既是元旦生人，干脆就叫新年吧。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这段时间，是我爸爸妈妈工作、生活最为顺心的日子。那时我爸爸已在枣西煤矿担任了矿行政办公室主任，这为他在后来担任分管行政和后勤的副矿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枣西煤矿是枣庄矿务局较大的一个煤矿，位于枣庄以西、薛城以东（即小说《铁道游击队》里的临城）。以生产肥煤著称（有点近似无烟煤，上海的钢铁厂最喜欢要，再则是支持越南，当然，这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我妈妈那时在矿工会工作，矿上没有专门的妇联，就在工会设了这么个位置。矿上的女工不多，所以我妈妈的工作不是很累。
我妈妈比我爸爸小九岁，根本就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我爸爸就给我爷爷奶奶写信，想让他们俩来枣庄帮着带带孩子。我爷爷很快回了信，说一时来不了，主要是队里正搞高级社，社员们都不想参加，并且在偷偷地杀猪宰牛，想着在入社前吃光喝光。现在，他要配合队里做工作。另外，还对我爸爸说的“不舍得放矿托儿所”的想法作出批评。说孩子从小不能过分溺爱，该历练就历练，并说自己打生下来，就由奶妈带着，一岁半就被强迫断了奶（为的是让孩子吃饭）。三岁就开始自己单独睡，五岁摸毛笔杆，8岁练打拳。一句话，孩子不能惯。
以后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了，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我的爷爷奶奶就更顾不及来看我了。所以，我奶奶直到去世，都没有看上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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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上小学了。我背上妈妈为我买的大花书包，一蹦三跳地上了矿小（枣西煤矿职工子弟小学）。
就在这个时候，我爷爷来到了我们家。
这个时候，正是我六岁、我弟弟四岁、我妹妹一岁半的时候。于是，矿上的人们就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我爷爷怀里抱着我一岁半的妹妹，右手领着我，我再领着我弟弟，一块去矿门口的铁路桥上散步。那时，枣西矿的干部家属宿舍是在矿里，矿工家属宿舍是在铁道西。这甚至成了“文革”中矿领导挨斗的原因，说他们住在矿里是搞特殊化。
我爷爷这次来枣庄，也是我爸爸动员来的。因为我奶奶不在了，他也早在1962年7月退了休（工资当然照发。1983年以后，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竟又让他进了县政协）。我爸爸怕他一人在老家寂寞，就三番五次地给他写信让来枣庄。
当然，我爸爸掩盖了他的另一个打算：给他在矿上找个老伴，以便彻底死了他再回老鹰崮的心。
为了消除我爷爷的寂寞感，我爸爸专门给他找了几位当年铁道游击队的老队员，来跟他聊天。这样一来，我们就免费听了不少打鬼子的好故事。
最常来我们家摆龙门阵的是住我们后排房的（那时的宿舍多为平房）洪大爷。洪大爷似乎岁数比我爷爷大，他是从通风区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洪大爷是铁道游击队的副中队长，参加过扒火车和夜袭临城，会使双枪，还会说几句简单的日语。如“噢以噢以，你洪脑，核以达散以，即噢达散以，考老拿散以（日本人，缴枪不杀你）”。但我只学会了两句：“八格牙鲁是混蛋，米西米西是吃饭。”
洪大爷是典型的枣庄矿工出身，为人豪爽耿直，说话一口一个“姐”字，就连到我们学校去作报告也是这样：“姐——，那个小鬼子刚要跑，我照他的腚就是一枪，一枪就把他打趴下了，姐——”
“你是哪一部分的？”洪大爷第一次见我爷爷时，问的是句老行话。
我爷爷说：“鲁中军区独立团的。”
“鲁中……姐——那是沂蒙山区腹地，我最多到过费县、沂南，是1943年底，让小鬼子撵得没地方去了。姐——咱都是115师的。”这一句话拉近了他与我爷爷的距离。
洪大爷很能喝酒，他爱喝那种高粱和地瓜干酿造出来的枣庄白干。喝的时候可以不就菜，只须几个鲜红的大辣椒即可。一开始，他要同我爷爷拼酒，我爷爷说不会喝酒，他还有点不高兴。
“王矿长能喝，你不能喝？”
“爹是爹，儿是儿。”我爷爷正色说道，“我随我父亲，他随他奶奶。”
洪大爷琢磨了半天，才搞明白：“姐——那我自己喝了。”
我爷爷就给他斟酒。过了一段时间，他知道我爷爷是团长时，曾连连向他敬礼：“原来你是团长，姐——厉害。我这人好扛上，到头来只闹了个中队副。姐——”
但我爷爷仍给他斟酒：“老洪哥，看你喝酒我也痛快……”
“姐——那我喝……”洪大爷就抓起大茶杯喝下半杯。
他们在一起讲打鬼子的故事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围在他俩周围听。这些孩子中最大的是洪大爷家的大儿子，我们都叫他洪亮哥，他比我大6岁，后来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那一年他才1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