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匪王-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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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山下乱了起来，麦场上一辆鬼子的汽车着起了火，小鬼子一阵慌乱，一部分鬼子开始下山增援。
。。。。。。
后来据六指他们说，他们很容易地摸到了麦场边上，麦场上一共有两个鬼子放哨，六指他们一齐放枪，放倒了一个，另一个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了前边。九斤刀把大刀一抡说：“快，我来对付这狗日的，你们快去捣鼓汽车，别忘了捣眼……”
第三部分
第26章
老鹰崮保卫战（3）
那小鬼子一看九斤刀手里提着刀，一下来了劲，三下五除二，退掉了枪膛里的所有子弹，呀呀地吼叫着冲了上来。九斤刀先是让退子弹给退蒙了，这不傻吗？有枪不开（以后时间长了，才知道了小鬼子的这个臭毛病）。那好老子陪你玩玩！小鬼子的劈刺绝对是训练有素，几个很标准的突刺，还着实让抡着大刀的九斤刀慌了手脚。因为他的刀太短。不行，不能让小鬼子这么耗着，我得来点花花招。当小鬼子再次向他的前胸刺来时，九斤刀没再后跳，而是敏捷地往右边一躲，接着左臂一使劲，夹住了鬼子的枪管。几乎同时，右手刀片一飘，噌的一声，小鬼子的脑袋就飞到了一辆汽车的轮下。那个没了头的小鬼子还端着枪站在那儿，半天才倒下。
这时，六指他们已撤了过来：“九斤刀，快撤，全捣鼓瞎了，都砸瞎了。”原来，他们把四辆汽车的车灯全砸破了。
跟在最后的牛蛋说：“那你们都过瘾了，我也得过过，干脆赏他两个手榴弹。”牛蛋随手把两颗手榴弹扔进了一辆汽车的驾驶室里。这歪打正着的手榴弹才真正起到了破坏作用。这辆汽车被炸起火。一下子吸引住了鬼子。
（这辆被炸的汽车最后烧得只剩下了个铁架子。就这么一直放到了1942年，当时，太平洋战争正激烈进行。日本的整个国力资源现出疲态，遂派人把它拉到了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回炉化铁，做成了迫击炮弹。）
汽车起火的当儿，一匹鬼子的大洋马在村里狂奔起来，仔细一瞅，才看到那大马的屁眼里捅了一把刺刀，那大洋马疼得嗷嗷乱叫，撞翻了好几个拦它的鬼子兵。这当然是六指干的，他捅了这匹马的同时，还偷走了一匹大洋马。他说到做到了。遗憾的是我爷爷镇不住这日本马，只好让给了来顺。来顺训了半个月才算把它驯服。而我的三奶奶就死在这匹马上！
汽车着火，洋马被盗，鬼子们乱成了一锅粥，快傍黑的时候，鬼子们吹了一阵号。山上的人不懂，也不知是什么意思，也不敢贸然下山。原来，这是鬼子们撤退的信号。小鬼子攻了一天，没捞到半点便宜。只好灰溜溜地撤走了。
临撤前，他们干了件任何人也没想到的事，几个给他们烧水的老头，全让他们用刺刀挑了。在这以前，他们已糟蹋了马家婆媳。马家的那个还没满月的孙子，让小鬼子给捅了五刀！
自此，老鹰崮的人们与小日本的仇恨越结越深。
麻田少佐这一仗没打好，受到了驻潍县的联队长的狠狠训斥，整个脸都让扇肿了。不久，他就南调武汉战区，去参加武汉大会战，并在那里一命呜呼。
这次战斗打得很痛快，高兴得老百姓欢欣鼓舞。一些唱拉魂腔的艺人就编了一首歌，很快传唱开来：
地瓜糊涂喷喷儿香，
扒上10碗才抗枪，
二锅（哥）你抗枪干什么？
二锅（哥）我抗枪打东洋。
五百里沂蒙石头硬，
小鬼子皮靴跨跨响。
枣木的炕桌最结实，
沂蒙山的爷们是顶门杠！
高粱煎饼卷大葱，
硬是撑得上不去炕。
睡不着来去骂炮楼，
气得小鬼子直骂娘。
春分的露水立秋的雾，
石碾子滚在碾盘上，
齐心协力打鬼子，
老百姓就是那神兵天将。
这首歌一唱唱了40年，1985年，县里召开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大会，
有好事者又给填了一段新词：
沂河流水不起浪，
两岸全是俊姑娘。
大柿子黄来山楂红，
哪里也比不上俺家乡。
沂蒙山那72崮，
个个的故事千年长。
人生百年就像是撒泡尿，
活一天就该活得气昂昂……
这位好事者就是我爷爷！
第三部分
第27章
不打不相识
1939年底到1940年初，沂蒙的抗战形式变得复杂起来。首先是中共领导的各地武装力量统称：“八路军山东纵队”，公开打出了八路军的旗号。关庆民的义勇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沂蒙独立团，下辖三个大队，约1000多号人马。这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官兵终于穿上了军装，军装为草灰色的，是用草木灰和槐树叶子染的，洗上三水就得再染一次。
王达礼的保安团已被保安15旅改编。国民党方面想让王达礼干个副旅长，兼着保安团团长。但王达礼不干，他说老子抗日是为打鬼子，不是为升官，我还是干我的保安团，你只要及时给我补充给养和军饷就行。这时，他的队伍已达700多人。可谓兵虽不多，但个个能打。王达礼给自己的队伍定了个死规矩，想入保安团的必须有枪，有枪的编，无枪的遣。就这一点而言，他最瞧不起关庆民那帮共产党，只要想参军，拎把大刀片都行，这样的乌合之众能打鬼子吗？那岂不成了大刀会了。
沈鸿烈刚刚落脚，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也奉命率部队陆续入鲁。当时，沂蒙山区的老百姓对东北军的印象不是很好，觉着是他们丢了东北三省。放着老家的鬼子不打，跑到山东来争食吃。
我爷爷见过于学忠，对他印象不错，认为他说话和气，没有官架子，治军也严。我爷爷敬佩他的是，他始终喂着张学良的马，而且从不骑。他说是要等少帅回来时再骑。说这话时，眼里溢满了泪水。我爷爷说：“路遥知马力，板荡识忠臣。”就这一小件事，说明于学忠这人的忠诚与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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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爷爷与于总司令的相识，那就可有故事了。用中国的那句“不打不相识”的老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原来，于部的直属警卫营就驻在一个叫北小湾的村子里，一河之隔的南小湾就是我爷爷他们的地盘。有一天，警卫营的一位姓吴的班长喝多了，把在河边洗衣服的南小湾的一个叫三花的大闺女给强奸了。三花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此事一出，影响非同小可。驻北小湾的兄弟们火上了头：他娘的，“鸡巴采花，脑袋搬家”，这是咱们的老规矩。不行，非把那家伙“施山规”不可（挺厉害，先割蛋，一个时辰后再活埋）。
接着，在一个小头目的率领下，一伙兄弟们冲进了北小湾。还好，人家到底是正规军，居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不愿将那位吴班长交出来。连长说，我们定将军法从事：枪毙！
这帮弟兄怎么也不相信那位连长的话，一伙人硬是不走。吃饱了喝足了，还一泡屎拉到了人家的堂屋里（土匪就是土匪）。
那连长一见这样，知道是碰上了难缠的。立马快报军部。于学忠听说了，一边派人向我爷爷报告，一边策马亲赴北小湾村。那帮弟兄们一见于总司令到了，气焰才稍稍收敛。
于学忠说，请山上的弟兄们相信我，我于学忠历来治军严谨，我定会军法从事。那小头目还是有些不相信，嘴里叽叽咕咕的。于学忠啪的一下掏出了自己的佩枪：“如果诸位弟兄不相信的话，你们毙了我……”
就在这时，我爷爷策驴赶到了，老人家一看这架势，照头给了那小头目几鞋底（跟王达礼学的）：“简直是胡闹！”
那个小头目和他的一帮弟兄一个个吓得脸色铁青，话都说不清了。
我爷爷则向于学忠致歉，而于学忠则连连说对不起。接着下令：“立刻枪毙！”
“于司令呀，可别这样，可别这样……”三花的老母亲急三火四地闯了进来，“唉唉，年轻人血性高，这事难免呀，要不这样吧，让这孩子戴罪立功去杀小鬼子，若是战死也不算白死，也算是为三花的爹报仇了。”三花的老父亲赶集的时候，因在街上拐角撒了泡尿，被小鬼子给捅了一刺刀，抬回来没几天就死了。
看样子，于学忠有点为难，就转而征询我爷爷的意见，我爷爷说：“行，这事就这么办。死囚戴罪立功，自古有之……”
那位吴班长恍恍惚惚如在梦中，醒来后，急忙向三花的老母亲叩了个头：“大娘，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接着又给于学忠叩了一个：“于总司令，我丢了咱东北军的人，我不是玩意儿，我一定战死沙场，以洗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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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趣，这吴班长的话只兑现了一半：在一次战斗中，他只身一人捅死了三个小鬼子，还得了一幅日军的军用地图！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战死，不但没死，连块皮也没碰破。
“我的妈呀，这可咋整……”打完仗，这位吴班长急得团团转，最后只好让人把自己绑了来见于总司令。
这一来大伙为难了。我爷爷说，这只能说吴班长这人福大命大，他已从死人堆里滚过一回了，我看就免死吧。可于学忠不同意，这位总司令说，功是功，过是过。还得枪毙。
三花的娘更是着急，怎么着也不想让枪毙。她急得屋里屋外地乱跑，最后，她忽然想出个新主意，她一把拉住于学忠说：要不这样吧，于总司令，我去问问俺三花，她愿不愿意嫁给吴班长，若是愿嫁，这事就算完了，若不愿嫁，你再枪毙也不迟。
于总司令能统率千军万马，但对这事却没了主意。只好问我爷爷：“汉魁兄，这事能这么办吗？”
我爷爷说：“怎么不能？只要闺女愿意……”
结果当然是大喜。那三花早就听说了吴班长奋勇杀鬼子的故事，已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位大英雄。她满含羞涩地向着自己的母亲点点头……
于是，一场美好姻缘从此结成。婚礼就在于总司令的司令部办的。于总司令和我爷爷成了这对新人的证婚人，自此，东北军同我爷爷的队伍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得到了良好发展。
吴班长与三花婚后过得非常幸福，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名字是让于学忠起的。吴班长后升至排长，在1944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光荣负伤，后退伍到了南小湾村，因而没有参加内战，也因而躲过了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他们夫妻俩生活得一直清贫、平静而又幸福，生有三子三女，三代同堂。夫妻白头偕老，俩人于1984年同年同月去世，前后相差不到半个月。
第三部分
第28章
八路军将来能成事
我爷爷说，在当年五花八门的抗日武装中，他最佩服的就是八路军。八路军那叫真正的人穷志不穷。当时的于学忠，以及后来接替他的李仙洲（国民党二十八集团军，于1943年3月由皖北入鲁对日寇作战）都由重庆国民政府直接拨饷，王达礼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则由国民山东政府直接拨饷。我爷爷的民众护家军是老鹰崮的草头王，自然不愁吃喝。
苦就苦了关庆民的八路军，国民政府不承认他们，一分钱不给，一颗子弹不发，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全靠自己想办法。（据刚刚解密的资料表明，重庆国民政府于1940年10月正式拒发八路军的一切供给）而八路军还就是能“忽悠”——走到哪儿都是发动群众。老百姓还就信这“忽悠”，都跟着他们干。男青年参军的一个接一个。没参军的也组织了青抗会。妇女则组成识字班，白天纳军鞋，做军粮，晚上围在一起识字学文化（识字班由此得名，这是山东解放区的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一名称一直叫到知青下乡的时候）。短短的时间里，柿子崮的周围就连成了一片，成了可靠的根据地。
关庆民同王达礼的队伍水火不容，两支队伍常常闹磨擦（这一点，我后边还会提及）。但我爷爷同他们关系处得都不错。有时，他们两家闹磨擦，还要请我爷爷出面调停。
有一次，县里召开各抗日武装大会，王达礼公开向关庆民挑衅：“关老弟，你们既是八路军就应开到山西去，归第三战区阎司令长官指挥。你呆在咱沂蒙这地界儿上瞎捣鼓啥？”
关庆民不动声色地说：“不错，按战区划分算，我八路军是划归第三战区。但王县长您也别忘了，蒋委员长多次明示：如果战端一开，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有蒋委员长这句话在，我八路军为什么就不能在沂蒙打鬼子呢？”
王达礼气得浑身发抖。下意识地去摸鞋底：“你……你这是胡搅蛮……缠！哼哼，共产党……就会耍嘴皮子。”
事后，王达礼曾恶狠狠地说，悔不该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留下了关庆民的脑袋，以至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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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最佩服八路军的有两点：
第一点是官兵一致，当官的从不欺负当兵的。当时八路军的军饷是，当官的每月两块钱，当兵的每月两块钱。当时的一块钱买不了一只鸡。有一次，他们因为防务上的事请我爷爷到柿子崮去商谈。他们想请我爷爷吃顿饭。可整个部队的人硬是凑不齐买只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