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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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在做，十分辛苦。

雷震拜访了孙科、王新衡等国民党大佬，事实上这些人是请不动的。雷震打听到在香港真有一个第三势力，正在招兵买马，亟思“反攻大陆”；而且认为国民党、蒋系人马都是败类，所以他们只想独力“反攻”。当然美国方面已经介入其中。

青年党主席左舜生向雷震提出，“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希望国民党退出军队，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等。这些重要问题，雷震当然不敢擅自作主，只是承诺回台后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勃然大怒，认为这种意见应该当面就拒绝，不必报告。从此，雷震就被蒋氏父子逐出门墙了。

雷震在日记中曾经记载这段往事：3月29日，在圆山忠烈祠公祭时，巧遇蒋经国，彼即约余谈话，开口就说：“你们有个提案，要撤销军队党部是不是？”余答以“不错”，并云：“军队今日有政工人员，何必再来另一组织之党部。”彼云：“你们是受了共产党之唆使，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余正拟申辩间，彼又谓：“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你们这批人，本党不知吃了多少亏，今日你们仍不觉悟，想来危害本党？……”其态度如此无礼貌，出言如此不择词句，令人非常难过，回思余在港时，不知替他们辩了多少……余不辞舌劳，多方为之辩护。不料今日以同一方法来对付我了！岂应以怨报德欤？





雷震对此深感伤心遗憾，也觉得委屈窝囊，甚至使他整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消极的生活哲学——“能忍自安”。蒋经国对雷震的蛮横态度，已如前述；更可怕的是，刚刚复行视事的蒋介石也向雷震开骂了，而且骂得更狠、更凶。

雷震在日记中记载：

“闻今日上午军队党部改造委员，在圆山就职，并举行纪念周，雪艇、少谷、正纲诸先生均在座。总裁致词时，对余及兰友转述港方人士之建议，请废止军队党部，而以政工人员代行军队政治教育及宣传三民主义之机构，予以痛切申斥，并责骂谓我等此等行动与匪谍及汉奸无异，为一种寡廉鲜耻之行为，内容大都是责骂之词！





从以上蒋氏父子对雷震的公然侮辱，以及雷震的自我觉醒，可以看出雷震与蒋氏父子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雷震又把军方得罪了。

在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上，由编辑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台湾当局金融管制引起的情治人员贪污案件，提出相当严厉的批判，因为这篇社论，军方断然停掉部队里所订的《自由中国》，禁止再订阅。

雷震为了把《自由中国》杂志办好，少了这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说是逢人便求。见到工商界有钱的朋友，就请他们帮“钱”忙；见到文教界能写文章的朋友，就请他们帮“文”忙。以雷先生过去在政界的地位，一下子转而要他放下身段，到处低声下气地求人，其尴尬无奈的情境，可想而知。

然则，因为《自由中国》的言论批评时政甚为激烈，所以文教界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不敢为之撰文，甚至敬而远之。雷先生曾为此事于1952年2月写信向胡适先生诉苦：

《自由中国》出版已两年有余了，经费困难与日俱增，台湾方面门路日窄，香港商人亦日渐穷困，实难筹得款项，以维持于久远。兹托纪五（王世杰的长子。——作者注）弟询问，可否由先生在美募集基金，顷得纪五函，已蒙首肯……如果先生登高一呼，则响应者必有多数。若能募得美金一万元以上，则今后的《自由中国》，再不会有经济困难了。

在两蒋独裁的时代，无论何人，一旦背起“政治黑锅”，莫不感到“痛心”，或“心痛”，甚至“痛不欲生”！这也是当年雷震的亲身经历。

至于雷震先生，因为当年《自由中国》杂志的言论，抨击时政甚力，要求台湾当局施行民主政治等，自然引起台湾当局的不快，以致迭遭群小侮辱，例如当时就有人造谣“雷震扛着胡适的招牌，乱喊自由民主”云云。

此外，雷先生也曾为了编辑问题，写信向胡先生诉苦，所谓“好稿子难求，坏稿子难退”：





弟对此刊，不仅编辑、拉稿，即校对、发行，亦躬与其事，故常感办刊物之苦也。其中最苦者为退稿子，尤其退“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许多知友之来稿，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就先生所知者举例言之，如“监委”萧一山、郝遇林、曹德宣，“立委”杨幼炯、张九如、王德徽、侯绍文等，还有“国大”代表及改造委员会人员等都退过稿。凡是退过稿的朋友，以后就不来往了……

然而好稿难求，求到后却是麻烦的开始。

1955年元月12卷1期的《自由中国》，有一篇读者投稿《抢救教育危机》，指责救国团的体制是非法的，进而检讨国民党的党纪。此文刊出之后，雷震和国民党的关系更加恶化。最后，国民党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最终将雷震开除党籍。





2　“祝寿专号”事件


1956年，《自由中国》有一期祝寿专号，影响了很多人，但也是祸事的肇因。

雷、蒋关系益趋恶化，最显著的迹象，应该是从“祝寿专号”事件开始的。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大寿，各界莫不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举办各种祝寿活动。而蒋个人则以正值台湾步履维艰之际，寿人不如寿台，因此表示要“婉辞祝寿，提出问题，虚怀纳言”。

蒋介石同时提出六项“婉辞”意见，交台湾行政当局所属的新闻主管部门转告各报章杂志等媒体，并向全台发布消息，公开征求各方意见，以期获致集思广益的效果。蒋介石假惺惺地希望人们“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分别缓急，采择实施”，尤其第六项意见曰：“并盼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于是，《自由中国》特别推出一期“祝寿专号”，除社论是以“寿‘总统’蒋公”为题外，另外还邀请胡适等十五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撰文，他们都是关心台湾事务的专家、在野党领袖以及蒋的知己。他们无论对台湾事务建言或对蒋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等，莫不忠实而毫无保留地“直率抒陈所见”。

蒋没想到在《自由中国》周围竟有一群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爱台之士，把数十年来藏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桩大快人心之事。

蒋介石七十大寿，他表示要察纳雅言，希望各界以进言代替祝寿，原本是做给外界，尤其是美国人看的；但是这群天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然信以为真，包括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和雷震等人都发表文章，出了这一期祝寿专号，社论是《寿“总统”蒋公》，建议要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并要求实施军队非党私有化。

胡适写了一篇《讲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要做到无能、无治、无为，不要个人独裁。徐复观的《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蒋介石的性格。这一期祝寿专号出刊之后，销了9版，十分畅销。此后，《由由中国》的敏感度节节上升，颇让蒋氏父子难堪，台湾当局渐渐难以容忍。

例如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确立责任“内阁制”、选拔继任人才，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等。如此一来，把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横，以及蒋的人格特质等，批评得几乎体无完肤，使得蒋感觉既窝囊又气愤，真正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于是军方、《“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单位一起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共产党统战铺路”攻击《自由中国》，《中华日报》当时的主持人曹圣芬甚至写文章表示《自由中国》这样的杂志社应该加以捣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建立自由教育、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

《自由中国》的言论不见容于当道，受到当局相当大的反扑，但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死心，更进一步从1957年开始，连续七个月以社论方式推出15期有关今日问题的讨论：

（1）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家都在讲假话，以“反攻大陆、台湾利益、基本政策、非常时期……”这些话妨碍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是什么就说什么”，尤其要把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分开。

（2）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说“反攻大陆”必须从公算，透过知识来检验，根据推论公算有“国际形势”和“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两个考虑，以这两个考虑来看，短期内似乎不可能“反攻大陆”。因此，他建议当局不要把该做的事以“等‘反攻大陆’以后再说”推拖，必须有长治久安的打算，否则台湾将会累积很多问题。这篇社论被国民党诬蔑为“散布‘反攻’无望论”，而成为后来雷震被捕的重要理由。

（3）检讨军队非党私有化、军队里的党务等问题。

（4）财政问题。

（5）经济问题。

（6）美援的运用问题，对美援的浪费提出批判。

（7）小地盘大机构问题，主张台湾当局所属各个机构应缩减裁并。

（8）台湾政制问题，呼吁要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台湾政治制度，发挥责任政治。

（9）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彻底实行地方自治。

（10）“立法院”问题，批评“立法院”成为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但是并没有明显提出全面改选。

（11）新闻自由问题，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

（12）青年救国团问题，认为救国团是非法的体制，破坏教育的正常运作。

（13）教育问题，要求学术自由，主张党化教育应该停止。

（14）对政风的败坏提出不客气的批评。

（15）呼吁台湾必须要有强而有力，能够制衡的真正反对党，才能解决以上的问题。

《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祝寿专号”出版后，一共再版了11次，是《自由中国》发行七年多来最大的销售量。但也因此激怒了蒋介石父子，认为“非整垮雷震不可”，否则不足以泄愤。于是下令所有官办的党、政、军方报刊，共同围剿《自由中国》，主题定为“防止共产党思想走私”或攻击“共产党同路人”。只要是提倡“自由民主”者，就会被戴上一顶“红帽子”。尤其是身为自由中国社社长的雷震自然成为官方的众矢之的。





3　“孙元锦之死”案


在此危难之际，却出了一个关于“孙元锦之死”的案子，让事情变得雪上加霜。

1957年9月16日出版的第17卷第6期《自由中国》，刊登两篇被官方认为“不妥”的文章。其一是题名为《关于孙元锦之死》的读者投书，主旨是在揭穿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私设公堂，并私刑求供，把“台湾毛绒厂”经理孙元锦逼得自杀之事。其二是该期社论《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谈有关阻碍华侨来台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这一期杂志发行到街头各处书报摊之后，台北市警察局立即勒令所有报摊均不得出售，并听候命令行事。隔日早晨警察局长刘国宪亲自来自由中国社拜访雷社长。当时雷先生尚未上班，故由担任自由中国社经理的马之骕出面代为接待。

刘局长很客气地说：“我是奉命前来的，听说贵刊这一期的内容有些不妥，上级指示我一定要来看看，千万不要发出去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的嘛！”刘局长留下一张名片给雷社长，并再三叮嘱“没有发出去卖的，千万不要再发了”，说完就走了。

刘局长走后，情治单位的便衣人员也来查看，同样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再发了，一切听候上级指示处理”等话。这次军、警、特方面，对于处理《自由中国》杂志所登载的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采取了比较文明的手段。

至于上级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国民党当局仍然采用既定模式，亦即透过高层干部，直接与雷先生进行沟通，不过这次换了人选，改由“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出面，请雷先生在其寓所吃饭，而雷先生当时仍然担任“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还请了另外两位陪客：老“立委”周兆棠和杨管北，都是雷先生的好朋友。

总之，他们出面的目的，是要求把原来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另外换上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雷先生以“这是经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