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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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对于中国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要么是没有过那种警觉，要么就是把那种警觉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当时唯一使美国即使在战争升级时也未对北越发动进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共产党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人不愿意与共产党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且担心战争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再拒绝激烈的阮庆将军要求对北越发起全面军事进攻的根本原因。
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渡海逃到中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6。096米——译者注）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海难民营。
“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茂对《新闻周刊》记者白里·卡密说：“所以这几天就象在我家里一样。”
中国人把周荫茂和另外十九名逃难的渔民编成了一个“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四十英尺长（12。192米——译者注）的舢板，让他们在那里从事捕渔生产。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二十五元人民币，大致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国营农场普通工人的工资。
“工资并不多，”茂说：“但是我用七元钱就能买一口猪。不管怎么说，这比起我在越南挣得多了。”
然而，茂一家的遭遇是数十万出逃越南的难民中较为幸运的。中国云南省距离越南边境六十公里的甘庄林场一千五百多名难民中，三十九岁的郎粲安讲述了越共政府残酷迫害中国侨民的一个更为悲惨的故事。
安曾经是越共军队的一名军官，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否在中国。当他退役后回到了沿海的家乡，突然被越共警察逮捕，送往一个叫作“新经济区”的地方。那个“新经济区”位于越老边境的一片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
越南警察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安到达那个“新经济区”的一个月里，就有二十名男人和女人死去了。一天深夜，安逃出了那片原始森林，步行穿过边境逃到了中国云南省的甘庄林常“这使林场三年不会得到任何收益。”甘庄林场主任于志会说。“我们用所有的东西去安置难民了。”
然而无论如何，那些逃到中国和香港的难民的境遇要比至今仍停留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难民营里难民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8年5月，越共政府宣布已经将一百三十万城市居民迁移到森林地区居住，并且号召在以后的三十年中将有一千万居民到那里。这是越共政府在驱赶中国侨民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清扫运动，而这次运动主要开展在西贡、岘港、芹苴、美荻等南方城市，目的在于“消除各种资产阶级的势力”。
那个运动使许多越南人，尤其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各种组织，刚刚被“再教育营”释放的人员陷于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相继以各种方式逃离越南，虽然他们的命运充满着凶险。一名四十七岁逃到泰国的西贡数学教师阮厚卿说：“假如能够住进（泰国的）82号难民营，也许有一天我们将被登记而移民到其它国家。你如果曾在西贡住过，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南方市民要拼命逃跑。即使在82号难民营等上三年，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象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政府也并不象中国那样欢迎难民们的到来，而设在距离泰柬边境十六英里（25。744公里——译者注）、位于巴真府亚兰镇以北的82号难民营的情况是所有难民营中最为糟糕的一个。
那是一个象泥塘般的、比足球场还要小一些的难民居住地，最初的设计是容纳八百人，可是如今已经成为一千九百名难民们的家。那些没有登记造册的人，或是独自，或是一家人成群结队地越过了泰柬边境，然后便十分拥挤地聚集在二十七个被叫作“老虎洞”的帐棚里，使得每一个人几乎只剩下了立足的地方。
在难民营的周围，在能向难民营的路上，到处都有强盗进行抢劫和搔扰活动。他们或是就地抢劫、强奸甚至杀人，或是劫持妇女，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妇女往往强行驼在象背上拉走而无人敢管。古已有之的大象驼着古已有之的人民在古老的热带森林中缓缓地行走着。昏昏欲睡的太阳光照在溪水中，照在河滩上、草木上。在阳光下，大象的背上一边挂着一个全身赤裸的越南或柬埔寨女人，她们如同是悬垂在大象的身上睡着了，一动一动，只是机械地随着大象的身体摆动着双腿。她们将被手持斧子和绳索的强盗带到森林里去。
没有人知道，在这片仿佛荒无人烟的丛山峻岭之中，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进行着贩卖妇女的生意。
《时代周刊》驻曼谷局主任戴维·狄沃斯是第一个被泰国当局准许进入第82号难民营的外国记者，他对此做了大量的指导。在通往边境的山路上，他发现在灌木丛中有两具爬满苍蝇的尸体和一条女人的花裤子及印花背心。两具尸体显然已被野兽吃过，剩下的部分也腐臭不堪。经过长时间的辩认，那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十几岁男孩的尸体，而同他们在一起的亲人，想必是男孩的母亲或是姐姐，已被劫走了。他们一定做过反抗，而导致了死亡的结果。戴维·狄沃斯无法掩埋这两具尸体，因为腐烂的尸体所散发出的气味使他无法靠近。他只能凭借照相机的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观察和报导。
在第82号难民营中，已经有许多人染上了疟疾或其他疾病，有的人一直待续了六至七个月还未痊愈。他们生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食品和环境卫生。
难民营中没有一间厕所，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整个难民营便成了一片肮脏和臭气熏天的烂泥塘。在闷热潮湿的小帐棚里，每家只有一面布帷帘相隔，妇女们也因此常遭到突然闯入的泰国人的强奸而无人过问。82号难民营的护卫任务是由一些难民松散组织起来的，当强奸或抢掠发生的时候，这些自卫队实际上是毫无作用的。
留着短发的三十四岁妇女嘉雯毫不隐讳地讲述了她亲身的悲惨遭遇。她丈夫曾经是一名越共游击队队员，三年前便意外地失踪了。她身边的两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十五岁和十二岁。在在这个孩子之前，据嘉雯讲，曾病死过一个女孩。她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在82号难民营里已经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她无法抵挡夜间出现在她的竹床上的男人们，她的表情告诉我们，现在她对那种事已经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只是她不愿意女儿也遭到同她一样的命运。然而，她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因为担心女儿出事，嘉雯总是让未成年的独生子陪伴着他的姐姐，姐弟俩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形影不离的。可是一天下午她的儿子一个人从外边跑回来，脸上的表情既害怕又羞愧。原来他的姐姐被两个强盗强奸了。
当嘉雯在儿子的带领下来到离难民营不远的溪边时，女儿还没有穿上衣服，双手抱着膝盖呆呆地坐在石头上，而两个男人早已不见了。儿子站在远处，她慢慢地走近了女儿的身边。女儿发现了她，便把头紧紧地垂在了两腿之间。
当嘉雯对记者讲话的时候，这种一时间所产生的憎恨仿佛更为牢固了。她把女儿带到溪水中，帮助洗净两腿间的血迹和污物。可是她当时万万没有预料到，她的女儿不久便会自己找泰国男人睡觉，出卖身子，换回一些钱、药品及食物。嘉雯告诉记者，她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她们都是女儿，“天生就是女人。”
嘉雯一家很少患上疾病，即使患上了疾病也会很快痊愈的，因为她们的身上可以换回足够的药品。嘉雯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没有药品，许多难民都长时间地被疟疾病折磨之后悲惨地死掉了。
嘉雯不知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她对以后既不担心也不害怕，只是本能地活着。到82号难民营前，她曾经在西贡开过一间杂货店，西贡陷落三年之后，个人的财产突然被越共政府强行没收了，并可能把他们送到“新经济区”去。人们便纷纷出逃，她最终也把被迫选择了这条出路。当记者问及她认为难民营比起她的杂货店如何时，她讲只要没有越共，只要能活着，哪儿都无所谓。
泰国政府对美国的移民措施非常恼火，因为美国把入境难民从1980年的168000人减少到1981年的1 0人，最后一批难民人数为73000人。泰国政府声称，他们之所以允许那些难民涌进泰国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曾许诺过要安置难民。然而，发达国家所能承受的难民数是有限的，如日本等国。因此，难民营中尚未被安置的难民便成了无人愿意接受的“垃圾”。
然而，绝大多数的难民仍然在每日每夜里期待着获得注册。嘉雯执着相信，既然已经有那么多批难民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很快的安置，她们也一定能和前面的人一样，终将有一天被某个西方国家所接受。
在脏乱不堪的第82号难民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许许多多的儿童，他们的脸上带着质朴，目光中流露出天真；他们虽然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和成年人一样生活在那所难民营之中了。
戴维·狄沃斯在第82号难民营中遇到了一个十四岁的越南男孩，那个男孩的左臂被整个锯掉了。他告诉记者说，他四岁时曾经注射过预防疟疾的疫苗，许多孩子都注射过美国医生的疫苗。可是当美国人走了以后，越共干部来到村里说，美国人给儿童注射的是灭绝人性的绝种药，强迫把所有打过针的儿童的胳臂锯掉。
据那个男孩子讲，被截掉的胳臂竟然堆成两座坟头大校现在人们知道原来是越共为了使人民仇恨美国人而做的卑鄙把戏之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虽然难民营中各种疾病流行，缺少必要的食物和药品。但是在边境上仍然有八百多人等待着进入第82号难民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认为才有逃生的希望。
1979年8月29日马尼拉时间8点30分，巡弋在南中国海的美国第七舰队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营救“船民”（乘渔船或舢板逃离越南的难民）的工作。
自从“希望”号台风夺去了无数越南船民的生命之后，美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海军作出了营救船民的许诺。以帕森斯号导弹驱逐舰领航的五艘美国军舰自8月6日起，就开始在南中国海的海域上往返巡弋，并在一周以内营救了22名遇难的越南船民。
“那些小船很难被发现，”《新闻周刊》记者詹姆斯·普林戈尔说。“因为在雷达屏幕上很难用肉眼看到它们。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条似乎遇到危险的小船，便立即前去营救，然而一位泰国渔民站在小船上，举起两条鱼来，表示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事情。”
假如一切真象那个泰国渔民表示的那样太平，我们的营救工作在一般的条件下就不具备很大的意义了，而如同被刻薄的越共政府指责那样“为了炫耀武力”；事实上我们不久发生，越南船民，遇到来自大自然的威胁远远低于来自人为的威胁，他们大都丧生在海盗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渔民的疯狂袭击之下，而不是在台风、触礁、船只相撞等意外的情况之下遇难。
二十六岁的美国飞行驾驶员丹·麦克唐纳少校驾着轻型“斯科尔斯基”式直升飞机在北纬6。75度、东经104。6度的海面上发现一条似乎遇难的白色渔船，立即向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作了报告，一小时之后，吉蒂·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