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吴庭儒举行记者招待会庆祝平定佛教徒事件之中有一个插曲：外交部长武广牡象和尚一样剃光头，手持经过吴庭儒授意拟定的讲稿，宣布他从即日起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以表示强烈的抗议。
8月27日，我作为特种部队训练班顾问参加了吴庭儒夫妇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那天到会有越南政府和军队的官员，各国大使及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全体成员。当杨文明中将走过来与理查森先生握手的时候，我听到他低声用法语对理查森先生说：“你知道吗？
特种部队使用你们送来的武器杀了人。”
显然，杨文明中将对吴庭儒盗用陆军的名义进行搜捕非常恼火。这种情绪在其他军官的身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于是，又一个军事政变的阴谋在暗中进行了。
10月2日，中央情报局的科奈恩上校与杨文明中将在芽庄会晤的时候，又有一名佛教徒在市中心的广场自焚了，这给会谈增添了一种沉闷的气氛。他们的这次会谈用了七十分钟，而且使用法语（杨文明中将非常熟悉这种语言）进行了磋商。杨文明中将说，他不希望美国对政变有“任何具体的支持”，然而确实需要美国对他们作出不阻扰政变实施的具体保证。
在越南人当中，杨文明中将的身材魁伟，所以人们都称他“大明将军”。他出任总统府的军事顾问，是一位有才能的作战指挥官而且在军官团中极孚威望。
当杨文明中将说出参与政变人员的名单时，科奈恩上校大吃一惊，因为第一个人就是与他相交多年的朋友，越南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
整个的名单是这样写的：
⑴计划参加者：总统府军事顾问杨文明中将国防部长阮廷淳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黎文金少将联合总参谋部总长陈善谦准将⑵计划支持者：第一军区司令阮正诗少将第二军区司令阮庆少将⑶计划同情者：第三军区兼西贡军事长官孙室订少将这样一个几乎包括所有越南共和国武装部队高级军官的名单，的确使科奈恩上校非常震惊。
杨文明中将告诉科奈恩上校，他们的政变准备通过三种方式进行：⑴暗杀吴庭懦和吴庭谨，保留吴庭艳总统继续任职；⑵由各军事部队，特别是驻边和的部队，包围西贡；⑶政变部队与效忠吴庭艳总统的部队直接交火，把西贡分成若干区域，逐个加以肃清。
杨文明中将认为西贡城内的五千五百名士兵可能会效忠吴庭艳总统而与政变部队发生战斗。
“最危险的人物是吴庭儒、吴庭谨和吴重孝。”杨文明中将说：“吴重孝曾经是共产党人，现在仍同情共产党，他正在谋求与胡志明达成停火协议。”
他告诉科奈恩上校，他本人没有任何野心，其他将领也没有。“不过，”他笑着说，“孙室订将军是个例外，而阮善谦准将可能会扮演两面派的角色。”
洛奇大使给予杨文明中将的答复是：⑴美国保证不会阻扰他们的计划；⑵愿意研究他提出的除暗杀计划以外的其它计划；⑶保证继续对越南进行援助，只要他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在对北越的战争中获胜。
洛奇大使说，如果未来的政府中有占相当比例的、有资格的文职领导人担任关键性的职务，它就非常可能成为上述那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
杨文明和陈文敦将军都是十足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一切靠外来势力支撑的力量感到不满，尤其厌恶象吴庭儒夫妇那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亲信。他们向洛奇大使表示，改变政局是越南人自己的事务，举行民主选举，不做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仆从”。
洛奇大使对他们的设想表示支持，但是有保留地怀疑在越南当时的情况下，民主选举是否符合客观现实。
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把政变的阴谋转达给吴庭艳总统的合法政府，这样无疑会制止政变的发生。但是从实际考虑，这次政变的确是越南人自己的事务（他们已经友好地通知了我们），而美国人又并非昔日的法国总督；吴庭艳总统的政府虽然在许多地方对美国十分有利，但是它已经引起了人民的愤慨，极力维护这样一个不被人民支持的政府，将会有损于美国的形象。
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法国人和北越的共产党人突然发起了一场趁火打劫的“外交进攻”。
早在8月29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就越南问题发表了一篇故意闪烁其辞的公开声明。他追述了那个1954年以前属于法属印度支那地方的历史，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法国对越南所报的希望是，让它的人民，也仅仅是它的人民，在不受外国影响的情况下选择，决定自己命运的方式。”他同时派出了外交官在北越与南越之间进行接触，试图乘虚而入恢复法国的形象。
法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罗歇·拉卢埃特先生几次对吴庭儒暗示，美国正在计划干掉他的哥哥。
从河内返回西贡的雅克·德比宗带来了胡志明那个自相矛盾的惊人的讲话。德比宗与越共领袖胡志明在河内会晤中，胡志明竟然声称对吴庭艳这个曾经被他斥为“封建主义者”、“美国的傀儡”的看法“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胡志明说：“吴庭艳是个善良的越南人，是个爱国者，他身上的许多品质是非常可贵的。”
但是，吴庭艳总统和吴庭儒并不理睬这些讨好的表示，事实上，他们正在密切注视着军队内部的变化。
早在8月份，他已经接到军官准备于31日进行政变的确切情报，但是当时的军官们没有得到西贡军事长官孙室订将军的支持而搁浅。《西贡时报》把那场没有爆发的政变指责为美国的干涉。然而，吴庭儒并未就此罢休，他决定尽快清洗掉军队中那些可疑分子。
这时候，关键性的人物就是西贡军事长官兼第三军区司令孙室订少将，因为陆军最强大的正规部队都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位年青将领是在陈文敦少将利用他的虚荣心而促使他同吴庭儒发生了矛盾之后，将他拉到政变将领一边的。在此之前，为了防止万一，政变策划者已经争取到了他手下的军事指挥官。
孙室订少将的妻子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法国姑娘，当时西贡流传起好色的吴庭儒曾经在一次舞会上当孙室订少将不在时图谋不轨的消息。这使孙室订少将感到莫大的侮辱，直到吴庭儒夫妇亲自出面解释才告结束。
陈文敦少将重新提起了此事并加以证实，孙室订少将终于相信了那个传闻。此后不久，吴庭儒获悉了军官们的政变阴谋，并把这个消息放在这位他自认为效忠于他的年青军官面前，请孙室订少将协助他给其他军官设置一个圈套。吴庭儒的计划是搞一场假政变，诱使反对吴庭艳总统的人公开暴露，然后利用孙室订少将的军队来镇压那场真正的政变阴谋。
但是，孙室订少将马上把吴庭儒的反阴谋计划告诉了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
11月1日上午十点钟洛奇大使陪同在西贡访问的哈里·费尔特海军上将到总统府作礼节性的访问。就在前一夜，政变部队已经秘密地部署在西贡市区及其周围的地区。中午时分，费尔特上将去机场时也一点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平静。
下午1时45分，陈文敦少将打电话给美军总部说政变已经开始。下午2时，政变部队占领了电台、机尝警察总部和其他重要设施；下午4时，政变部队开始攻打总统府和特种部队兵营；4时30分，军官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要求吴庭艳和吴庭懦辞职。
事实上，效忠政府的军官早就发现政变活动的迹象，提醒吴庭儒加以注意，但是吴庭儒却认为那是他同孙室订将军搞的假政变圈套之中的一个部分，并告诉效忠他的军队指挥军官们不可干预。后来政变军队向总统府发动了进攻，吴庭儒才打电话给孙室订将军，要他下令反击，然而他被告知孙室订将军不在。
三个小时以内，除了总统府之外，所有的抵抗都被击溃了。面对辞职的呼吁，吴庭艳总统让将领们到总统府进行磋商——这是1960年采用过的策略，当时把政变拖延了很久，使效忠吴庭艳总统政府的军队有足够的时间开进城里，但是此时将领们拒绝进入总统府。
时隔不久，吴庭艳总统便拨通了美国驻西贡大使亨利·尤伯特·洛奇的电话，以弄清美国政府对于在他的总统府窗外进行的军事政变行动的态度。
洛奇大使不愿表现态度。他说，听到了枪声，但是不了解所有的情况。“而且，华盛顿现在是凌晨4时30分，美国政府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马上表示意见。”
吴庭艳对此感到不满，他不同意地说：“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些大致的看法，因为我毕竟是国家元首，我一直在努力尽我自己的职责。我正在设法按照职责和良知的要求行事，我尤其相信后者。”
洛奇回答，吴庭艳总统当然已经尽了他的职责，而且是英勇地尽到职责的，他因对他的国家作出贡献而立下的功劳是谁也抹不掉的。这位大使接着说：“现在，我担心的是你的人身安全。”至于洛奇大使问到吴庭艳总统有没有听到过如果他同意辞职就可以让他安全地离开人的国家的建议时，这位已被政变部队包围但是仍然非常倔强的越南共和国总统坚决地说：“没有。”
此后，洛奇大使关切地问：“请告诉我，我是否能为你的人身安全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
然而吴庭艳总统在他愿意对一个美国人所讲的最后的话里说：“我正在设法恢复秩序。”
在晚间还没有过去之前，吴庭艳总统和他的兄弟吴庭儒从暗道逃出了被围困的总统府。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在城里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堤岸被叛乱分子逮捕，在隆隆驶过西贡街道的装甲运兵车上遭到枪杀。
我后来得知，那份有关隆成营兵力部署和人员的情报于政变前十天就已由科奈恩上校转交给陈文敦将军。，从而那支强大的特种部队在那次军事政变当中丝毫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而黎光松上校则流亡到了国外。
五、暴虐与复仇
自从到了这个陌生的热带国家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一种邪恶的变态心理，尤其是那些在生死的环境中游荡的士兵们。
这并不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所犯下的过错都可以得到原谅，同时也不意味着在事过多年之后，我们的良知依然在沉睡。尽管当年在越南犯下这种过错的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青年，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反省的冲击并不能使那些曾经被扭曲的灵魂得到安宁。
到达越南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援助一个兄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反省过自己在那个国家里所实施的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们实施的暴虐行径。
当然，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年里，我们对平民的态度还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自从1965年以后，越共利用平民所进行的恐怖恐怖活动使得无数美国人丧生，这才激起了我们强烈的报复欲望。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1965年2月7日向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备忘录附件A《进行持续报复的政策》中说：“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少公开宣传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的报复政策。”同时他又说：“以后我们可以对他们暗杀一个省长进行报复，但是对杀害一个村庄负责人就不一定要报复，我们可以对他们在西贡的一家拥挤的咖啡店里扔手榴弹这样的事进行报复，但对于一个农村小店开枪的事就不一定进行报复。”
而威利和我的报复心理是从两个叫朱迪和斯苔拉的美国学生在西贡市南几公里的一个叫芽舨的小镇上被越共恐怖分子野蛮杀害开始产生的。
19岁的朱迪·布莱恩是美国休斯顿金融学院三年级的学生，1964年8月24日同宾西法尼亚大学、费城文理学院的六名大学生从新加坡来到西贡。她们一入境，泰勒大使就对她们进行过严肃的告诫，并要求她们即使在市内观光，也要有美军人员陪同。威利就是被指定作她们的向导兼保镖的人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第一天朱迪就同这位一丝不苟的黑人上尉激烈地争吵起来。朱迪骂威利上尉是个“大脑失控的黑鬼”。而威利警告她如果再私自离开就马上通知大使馆迫令她出境。这场激烈的争吵导致了在第二天参观完费塔和庆会庙之后，朱迪和另一名叫斯苔拉的姑娘悄然离开，坐上一辆早就盯在后面的出租汽车。
威利发现朱迪她们失踪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他立即把这件事打电话通知了大使馆。泰勒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通知了西贡警察总署的同时，他命令威利和我立即分头乘吉普车在西贡提岸沿线进行搜索。
然而，此时行动已经晚了，朱迪和斯苔拉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被恐怖分子用汽车运出了西贡市。这两名年轻的美国女学生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