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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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住桂上尉，劝水把一切都说出来，就会得到释放。我还讲了两年来为她们的担心，希望她不要为那些她那个年龄还不懂的事情触犯政府的法律。
“Xin dung ep uong toi nua！”（请你不要再逼我了！）水喊道，仍然坚持说她是无辜的，根本没有参与什么越共的恐怖活动。桂上尉大骂着挥起木棒击中了水的头部。
水尖叫了一声抱着头蹲了下去，血从她的手指间流了下来。她呜咽地抱怨警察，说他们抓不到越共，反而要打人。还有几句显然是越共传单上对越南政府指责的话。
桂上尉强迫她站了起来，用绳子把她双手捆到身后，然后把长绳的另一端抛向空中，绕过木梁垂下。两个警察用力扯动绳子，水立刻被吊得只有脚趾支撑着地面。她大声地骂叫着，开始咒骂桂上尉。于是，她被吊得更高了，脚完全离开地面。警察把绳子缚牢在柱子上，然后，每人拿起一根木棒，轮流抽打她的臀部。不久，水的额角淌下汗水，裤子上浸出血迹。这时，桂上尉走过去，扯下她的裤子，命令警察继续抽打她。水赤裸的屁股上已经布满隆起的抽打伤痕，几处还浸出血来。她的头部渐渐垂到胸前，身子也不再扭动了。
警察解开缚在柱子的绳索，水便从空中落到地下，头重重地磕碰出沉闷的响声。大约十分钟以后，水渐渐地苏醒过来，她呻吟着试图翻过身子，但是被警察踩住了腰部。
桂上尉吩咐两个警察：“Khai diem！”（动手！）然后叫我同他一起走出审讯室。
我懂得越南警官所说的“Dhai diem”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执刑的警察都不会理解错。这个词是专门对女犯人说的，大多指除了一般拷打之外的刑法，如强奸、刺乳房、向阴道里灌辣椒水、用火烧烫或将木棍插入肛门等令女犯人痛苦不堪的折磨。许多女犯人经过这样的酷刑都供认了自己的“罪状”（不管她们是否确实有罪），而被判处了徒刑或死刑。在越文中，查询、查问、拷打、肉刑都是同样一个词“tra tan”。
两年前，西贡警察在马查斯蒂饭店内发现流传着印有胡志明头像的邮票，逮捕了一名女侍。由于得不到口供，警察用上述各种残酷的刑法逼使那名女侍指控了许多人，又把她自己说成是越共潜伏在西贡的干部，还有负责某些活动等编造的内容，将她判处死刑。事情过后很久，警察在偶然的机会发现散布印有胡志明头像邮票的人竟是国际监督委员会中的一名波兰代表。那件事过后，在西贡引起了服务业和一些其他行业的罢工。
但是警察却在继续使用着那种古老的、不人道的审讯方法对待犯人，以致后来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受到感染，为越南警察提供了一批新式电刑工具。
当天晚上，执刑的警察向桂上尉报告说，水已经坦白了她参加爆炸边和美军基地行动的经过，并且提供了其他逃亡越共分子的藏身地址。警察按照她提供的线索去逮捕了几个人，在那些人的家里搜出了武器和炸药。
我在边和市警察局看守所一间关押现行犯的单人囚见到了水。她坐在没有蚊帐的木床上，左脚包着纱布。
见到我走进囚室，水伤心地哭了。她告诉我，警察把她的两个手指和左腿都打断了，而她把一切讲出来之后，警察并没有象许诺的那样释放，甚至不给她治疗。我向她保证一定马上通知警察送她去医院，并竭力说服警察局释放她；另外，我问她们从今井先生住所逃跑以后的事件。她说，她们搭乘一条渔船到了边和省的务乐乡，不久在一个收养她们的农民家里分娩，婴儿送给了那个农民。几个月以前，那个农民带领她们参加了越共恐怖小组，杀死过一名警察。她们姐妹主要负责各农村之间的联络并散发传单。里在警察逮捕她们之前跟随另一个恐怖小组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因而漏网。水保证道，如果她再见到里，一定不让她进行恐怖活动了。
我们对水的合作态度非常高兴，马上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几个月后，她的伤势痊愈了，开始为警察局作密探工作。我们发现水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她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特工人员，并且很快提供了刚成立的新恐怖组织“南方解放阵线”的大量可靠情报。
水总是化装成卖货的姑娘去进行侦察活动。1961年4月的一天，她去边和锯木厂的工人那里得知恐怖分子计划在7月4日那天炸毁新渊大戏院，因为那一天许多政府官员和美国顾问要到那里去参加纪念活动。警察根据这一情报作了严密的布置，当恐怖分子把炸药放在座位下面的时候，立即把他们当场抓获了。
由于水的一系列活动在边和引起了越共的注意，我们在1961年旬把她调到嘉定民卫团反恐怖分队。那时，保安团已经划归国防部管辖，而各地的民卫团也合并到保安团。
这样保安团就成为相当于正规军队的兵种。在组织方面，省会拥有保安团兵力一个营，各郡拥有一至两个连，每个乡为十至十五名士兵。至少在营级设有美国顾问，在训练和装备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
吴庭艳总统增强武装部队的决定是在1960年11月5日作出的，当时北越已经在过去的两年中派潜了大批经过训练的南方恐怖活动分子潜入南方各省从事暗杀和爆炸行动，引起了平民的惶恐和不安。
经过一名自首的北越派潜的恐怖组织成员的帮助，水打入了他们的内部，并掌握了大量活动在嘉定省西部地区的恐怖活动的情况。为了能命名水获得越共分子的重用，我们有选择地让她将一些情报透露给恐怖分子。
1962年越历春节以后，恐怖分子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袭击。这时，水捎回一个口信说，她的孪生姐姐里已经来到嘉定省的新贵上村，她正在想办法将里争取到政府一边来。然后，几天之后，水就被越共发现了，他们把水当作可恶的内奸，用绳子把那名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勒死，剥光衣服悬挂在嘉定市心北那条镇警察所的门前。
我们后来从被捕的恐怖分子那里得知，当水试图争取里为政府工作的时候暴露了自己，而里马上把这件事透露给越共干部。那时越共恐怖组织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对自首或叛变的成员一律处死。那个被捕的越共分子还说，水在被处死之前曾经哀求饶恕，但是越共干部说她因为出卖过很多同志，没有同意。
在美国人的心中，越南战争真正爆发的时间应该是1960年旱季以后，美国军事人员开始参与反恐怖活动的战斗。1962年2月8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美国训练越南军队的工作有时是在战斗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不时有袭击美国人员的射击和爆炸事件发生，在他们也曾为自卫向袭击者开火还击。”
面对北越日渐频繁的大规模武装袭击和他们来去无踪的游击行动，受到称赞的和美国官方对之感到有信心的是越南共和国国防部制定出作为在越南农村（越共恐怖分子游击队活动的场所）中包罗万象的反游击战略的“战略村”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这种战略是把广大农民重新集结在设防村庄里的计划，政府将在这些村庄里采取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措施，旨在通过改善地方服务和增加安全的办法，以肃清越共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同时又使人民忠于政府。
越南政府国民议会4月通过了这个计划，并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形式采用了这个战略，并于8月间把这一战略推广到全国。吴庭艳总统的胞弟、政府顾问吴庭儒先生出任了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公民事务部长、治安局长、必理作战局长在内的战略村特别委员会主任，并且在中部和南部设立了战略村事务委员会。
使农民进入战略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美国每年需要为此增加五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直接交给各省政府使用。在一次公开场合，吴庭艳总统欣慰地说：“战略村严重打击了共产党的战术，它由村落和村落群组成一道连绵不断的火力线，因而使共产党得不到便利条件，推动传统的前线，不能再发动他们不久前还能非常容易地用分散突袭战术进行的那种袭击了。”
在调到越南特种部队任训练顾问之前，我到过嘉定省许多战略村，每一个战略村的人数大都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而从前的越南村落通常为一百到五百人之间样子。为了增进安全，战略村都设有三道屏障与外界隔离：⒈最外层是由竹签和铁钉埋在土中作为防范，路中有两名民兵守卫；⒉带刺的铁丝网，埋有铁钉和自动地雷的地带，并在围障之前10米左右设有宽二米、深一米五的壕堑，沟底也埋有铁钉；最后一层防线是高一米五左右的土墙，设有相隔很密的地堡和了望塔。
为了避免村民与越共接触的方式是，每一个十岁以上的村民必须具备按有自己指纹的塑料身份证，当外出的时候在村口关卡把黄色身份证换为绿色通行卡。当时美国人认为越南政府的这个策略能够使越共恐怖分子日益孤立，从而使南语词局势趋于平稳。
然而，这种方法首先引起了广大越南农民的愤慨，他们不愿意从传统的村庄搬到这种受到限制的地方来。于是许多农民开始了消极反抗，拒不从他们的土地和祖先的农园迁移到别处。那些已经迁入战略村的人也积极配合越共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战略村的活动。
里就是在一次袭击战略村的行动中被捕的。
1963年雨季到来之前的一个中午，里和另外两外越共分子闯入守德郡安平战略村的了望塔，企图杀死守卫的士兵。但是因为其他了望塔士兵发现了他们的企图而发出警报，同她一起进入战略村的越共分子迅速逃走了，而她却被士兵和村里的农民抓住了。
3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守德警察分局犯人的名单上见到了里的名字。据守德警察分局局长介绍，里的态度十分顽固，从被捕起的一个月以来什么也不肯坦白，甚至乘警察不备的时候，企图抢过枪枝后越狱逃走。
那天下午我正准备动身返回嘉定市的时候，一队警察押着里游街之后回到警察局。
她两侧的头发已经被警察剪不凶，只剩下头顶上一缕长发，脸上被各种颜料涂得看不出她的样子。围观的人一直跟到警察局的门口，这时，她转过身子对着人群，然后张开嘴呜呜地叫了起来。随同我到守德去的保安团士兵告诉我，她的舌头已经被割去了。我当时并没有任何对里同情的相当。她杀死过许多人，包括她自己的妹妹，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来看，她都是有罪的。对于像她这样的恐怖分子，采取任何严酷的方式都并不过分。
当然，在实行战略村计划的，军队伤害过许多无辜的平民，因为越共惯于混迹在他们中间，使士兵难以辨别。有磁这种预料之外的情况，白宫高级助手迈克尔·德雷斯特在1963年2月11日给肯尼迪总统的报告中说：“谁也不知道去年被打死的两万名越共中有多少人是完全无辜的，或至少是能加以说服的村民；战略村计划正提供政府服务是否足以弥补它要求作出的牺牲；默不作声的广大村民对于有人向吴庭艳总统提出的关于独裁和重用亲属的指责有什么反应。”
这种使大多数受到伤害而顽固地推行的强硬政策，是吴庭艳总统在他任职最后一年多的期间里最为糟糕的失败。事实证明，吴庭艳总统的高压政策和战略村计划并没有把越共同农民隔离开，反而把农民和政府隔离开了，结果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安全。
作为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传统的官僚统治阶级家庭的产物，吴庭艳总统既独裁又古板，既僵硬又坚持官僚作风，并且疑心重重地看待每一个人。他的心理状态是一个“西班牙天主教法官”一样。
他的政治机器是人员经过挑选和过分集中的家族寡头政治。他只信任他的家族，特别是他的兄弟吴庭儒和吴庭懦组织的妹妹个半秘密的“勤劳党”。他保持代议制政府的门面，但事实上他的政府实质却是独裁。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对，以至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中，连续发生了数次未遂的军事政变。
四、尼僧自焚内幕
1963年6月22日，西贡的空气异常沉闷压抑。将近午夜时分，一辆装甲车停在距离西贡高级法院不远的首榜勋街的一栋戒备森严的楼房前面。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特别警察从车上卸下四个沉甸甸的麻袋，迅速抬进楼房。在他们搬运的过程中，麻袋里什么东西在剧烈扭动，并发出唔唔的声音。
一个月前顺化市两成名佛教徒与警察的冲突，几天前西贡—堤岸七十万人参加广德法师的葬礼，以及出租汽车、水电、纺织工人此起彼伏的罢工，使人们对吴庭艳政权的抗议发展成为暴力行动。在对抗变成对吴庭艳政权和他的弟弟吴庭儒在政治上普遍不满的焦点时，危机越来越严重。吴庭儒和他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