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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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王不愿意亲自来，忽必烈的怒气始终难消，按他自己的话说，“此事犹痒在心，岂诸人爬搔所及”。至元三十年（1293年），已经在病榻上的忽必烈任命湖广行省右丞刘国杰为湖广安南行省平章政事，与宗王亦吉里带、江西行省枢密院副使彻里蛮调集五万六千大军准备四征安南。可老皇帝已经风烛残年，没等到大军出发便驾崩于大都。元成宗铁穆耳继位，下诏罢征安南，两国关系终于由战争走向和平。
战争可以加速文化交流，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和平交往虽然交流速度放缓，却往往更为持久，影响更为深远。元成宗之后，元朝和安南使节往来不绝，商旅互通有无，僧人、儒者相互学习。元朝的杂剧传入安南，从而形成了安南独特的歌剧艺术。
征讨安南之役，与征讨日本之役一样，是史学家，特别是战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安南人以贫弱小国竟然能够顶住元朝三次大军侵袭，有人将之归结为热带雨林的恶劣气候导致元军疾疫横行，不战自乱；有人则说是因为安南人丛林战、袭扰战运用巧妙，使得元军如饿虎扑蚊，有力使不上；而越南人自己则说：“我国人民三次抗战获得伟大胜利。陈朝抗战已达到了一场人民战争的水平； 天才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陈国峻。”
以笔者所见，将失败归结为气候，就如归结为“神风”属于荒诞，而说“人民战争”云云，则更是有些可笑。安南之胜利，其一在于坚决的抵抗意志；其二在于气候确实不适合元军；其三则是陈国峻高明的战略。这三点缺一不可，少了哪一个，安南的下场都有不会美妙。
就如另一个有着热带雨林保护的国家——缅甸蒲甘王朝，其国王那罗提鈳波帝也和安南陈朝一样坚决抵抗，但是因为缺少陈国峻这样的军事天才，只知道排阵迎敌，据城固守，而不能充分发挥地理和环境优势。最后王京陷落，国家分裂，蒲甘王朝成为一个个小割据政权，终于灭亡。陈国峻在越南是世代敬仰的民族英雄，如同中国的关羽、岳飞一般享受香火，他确实当得这样的殊荣。
越南这个国家让人不得不钦佩，从北宋开始，到元朝、明朝、清朝以及后面的法国、美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或排名较前的强国，竟没有一个能真正使之屈服，在亚洲诸国中，其骨子里的桀骜和悍勇，恐怕即使是以“武士道”为标榜的日本也无法相比。然而，其国刚则有余，巧则不足，能够艰苦卓绝的维护独立和尊严，却不知该如何让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于是屡屡抗战胜利，而又屡屡遭受侵略，时至今日，在亚洲仍然是二流国家。所谓成也刚性，败也刚性。
若说以史为鉴，越南的历史倒值得人们反复推敲，深深思索的。
【正文】
功过参半的“龙颈”——元成宗铁穆耳
朝代的第二代君主，被称为“龙颈”。所谓“龙颈”，也就标志着既不可能如龙头——开国君主一般那么声名显赫，也不如龙尾——末代君主一般让人记忆深刻，他们往往被前辈的光辉和后辈的黑暗所掩盖，很少被人注意。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太宗李世民，隋炀帝杨广。不过前者是名为龙颈实为龙头的代表，而后者则是王朝二世而亡的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没有完全发挥龙颈应有的作用，更多的做了龙头和龙尾该做的事。
很么是龙颈该起的作用呢？就如脖子是联通大脑和身体的重要器官，脖子情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运转。所以，承上启下，变乱为治，便是龙颈的责任。因为第一代君主戎马倥偬，将动乱的天下初步整合起来，但要完成一个帝国大厦却往往或因天不假年或因力有未逮而不能如愿，那么一个合格的第二代君主就需要平息没能彻底平息的动乱，完备没有完备的制度，启用没有发现的人才，完聚散漫的百姓。可以说，第一代君主是要打好地基，而第二代君主则是要打牢地基。
我们发现，凡是第二代君主担当好了龙颈的角色，一个“盛世”便会应运而生，如“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等。
那么，大元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元成宗铁穆耳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龙颈呢？可以说他既是又不是。说他是，是因为由于他的垂拱而治，善于守成，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延续了六十一年；而也正是因为他不思变革，抱残守缺，使得元王朝在他之后只延续了六十一年。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既是蒙古帝国继承者，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元世祖、“薛禅汗”忽必烈驾崩于大都紫檀殿，庞大帝国的心脏一时间停止了跳动。国不可一日无君，对于集权国家来说，最高统治者的死亡或变更，是天崩地裂的事情。
所幸，老皇帝虽然享寿近八十岁，但在暮年并没有糊涂，早就在物色继承者的人选。当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仁慈孝友的真金太子先他而去后，他已经把眼光放在了第三代皇孙们的身上。
忽必烈有十二个儿子，大皇后察必所生的嫡子有四人，长子朵儿只，次子真金，三子忙哥剌，四子那木罕。朵儿只早逝，因此真金才为太子，可是因为忽必烈的寿命实在太长了，儿子们一个个都没能熬过父亲，真金、忙哥剌、那木罕都先于父亲离开人世。八个庶子中，也只有宁远王阔阔出、镇南王脱欢死在父亲后面，然而首先他们或才能平庸或有过过失不可能被考虑，另一方面接受了礼法制度的忽必烈也会选择庶子继承皇位。第二代既然无法指望，也就只好寄希望于第三代了。
在伯颜一章中介绍过，第三代中只有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有资格入选。可甘麻剌才能平平，且在与窝阔台汗国交战时吃过败仗，对以军功为立身之本的蒙古贵族来说这是大忌。铁穆耳倒是在镇戎漠北之时颇有战功，马可&；#8226；波罗称赞他“生性善良，智勇双全，曾在几次大战中表现了自己的勇敢。” 而且，真金太子的太子妃，铁穆耳的母亲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和察必这对老夫妻的喜爱，公公婆婆疼儿媳妇，便会爱屋及乌对儿媳妇所喜爱的孩子也另眼看待。甘麻剌虽然也是阔阔真所生，但自幼被忽必烈夫妇抚养，和母亲感情比较淡漠，远不如铁穆耳。阔阔真对铁穆耳的偏袒，自然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
本来铁穆耳已经胜出自己的二哥了，可他却也有一个要命的缺点——酗酒，“铁穆耳合罕是一个酒鬼。无论合罕（忽必烈）怎样规劝和责备他，都没有用。以至于合罕用棍子打过他三次并派一些护卫盯着他，让他们不给他酒喝的地步。”
正是因为这样的毛病，铁穆耳虽然比哥哥强过很多，已经处于无竞争对手的地位，可“皇太孙”的名分却迟迟定不下来。直到至元三十年，忽必烈才把原本真金太子的“皇太子宝”印授予铁穆耳，但也没有正式颁诏确定他的地位。
于是，在忽必烈驾崩之后，宗王、贵族、重臣不得不在上都举行“库里台大会”来选定皇位继承人，晋王甘麻剌趁机想要和弟弟一争高下，多亏托孤之臣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鼎力支持，铁穆耳才顺利的成为大元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元成宗、完泽笃汗，改年号元贞，以明年为元贞元年。
因为爱喝酒而让十拿九稳的事出现变数，铁穆耳痛下决心戒了酒，“现今当他做了合罕之后，他自动的戒了酒，喝的稀少了，从前忽必烈合罕无论怎样要求和强制，都不能阻止他饮酒。当他成为最高权力的主宰之后，至高无上的神就从他心中把对酒的嗜好给驱逐出去了。”
“至高无上的神”云云自是没有，但能够戒掉酒瘾却是需要极强毅力，要知道，除了毒瘾，酒瘾可说是最难戒除的。
做了皇帝，自然要诏告天下，既要对上一任皇帝做一个大概的评价，也要对自己今后的施政方针做一下说明，在颁布的即位诏中，成宗除了对祖父做一些“临御三十五年，薄海内外，罔不臣属，宏规远略，厚泽深仁，有以衍皇元万世无疆之祚”之类的颂扬，还要对自己的合法性作出明确，指出父亲“德盛功隆，天不假年”，所以自己才会“仰荷先皇帝殊眷”，得以“ 亲授皇太子宝，付以抚军之任”，祖父去世后，自己受到“宗藩昆弟之贤，戚畹官僚之旧”的推举，才名正言顺的继位——我当皇帝是绝对没有任何法律和传统的问题的。
继位之后，要怎么干呢？成宗提出“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更赖祖亲勋戚，左右忠良，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远迩，咸使闻知。”也就是说，先帝的制度、规矩自己要奉行不悖，先帝重用的臣子自己要继续倚为干成。
忽必烈称帝之时，指出要“祖述变通”，因为他要开创新的帝国框架，名为继承实则创业。而成宗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要守成，保住爷爷留下的遗产，因此必须要对成规“罔敢失坠”，这是所有守成之君的必修课。
【正文】
为政首在用人，想要“恪守成宪”，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官僚系统便要尽可能的与前朝保持一致。同时，针对党争之类的情况，新皇帝也要有所调整，成宗一朝，所用宰辅重臣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基本上较为持平。而以施政理念而言，则也是汉法派、理财派平分秋色。
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中，理财、汉法派的血腥争斗已经归于沉寂，忽必烈重用的完泽、不忽木、伯颜、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等虽都不是汉人，却基本上是儒臣和倾向汉法者。对于这些人，成宗继续委以重任。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拜宣徽使兼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这三位重臣便成为朝臣中最尊贵的“三公”。完泽仍为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
可就如前文所言，伯颜、玉昔帖木儿两位重臣都在成宗即位第一年便相继去世，月赤察儿又在大德五年前往漠北辅助成宗的大哥晋王甘麻剌对付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因此成宗一朝执掌朝政时间最长的却是政坛“小字辈”完泽。
成宗一朝先后有四位丞相，均是蒙古人，但却大半为汉法儒臣，完泽秉政时间最长，最受信任。伯颜、玉昔帖木儿去世后，完泽被拜为太傅，成为三公之一。既是右丞相，又是太傅，施政理念几乎贯穿了成宗执政期。其人是坚定的“平和主义者”，讲究“恪守成宪”，于朝政能少动便少动，而且喜欢“与儒臣论定朝仪”，时人称“ 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 完泽去世后继任为右丞相的哈剌哈孙虽为功勋贵族，却也坚持用儒家理念治国，“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倒是与哈剌哈孙并列朝堂的左丞相阿忽台是位伊斯兰教徒，颇有理财之臣的风范，可元朝以右为尊，左丞相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日后这位阿忽台在成宗去世后欲图协助安西王阿难答夺位，却被哈剌哈孙轻易击败。
宰相领袖群臣，而平章政事作为“副宰相”，则更关乎朝政施行。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先后有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8226；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九人。不忽木是世祖朝末期汉法派领军人物，被称为“纯儒”。阿鲁浑萨理是畏兀儿人，受业于国师八思巴，原本精通佛学，后“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从而成为以“治天下必用儒术” 为根本理念的儒臣。与他相反，梁德珪虽为汉人，却信奉伊斯兰教，回回名叫做“暗都剌”，意思为“真主的仆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七人均属于色目人。这样看来，似乎副宰相中“理财派”较为占优，但赛典赤&；#8226；伯颜（名臣赛典赤&；#8226；瞻思丁之孙）、梁德珪、八都马辛等人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等人不同，不但理财能力超群，而且并不擅权谋私，没有另立尚书省，在中书省内与完泽、哈剌哈孙共事并无抵牾，清理户籍，整顿税课等卓有成效，乃至“大德间颁赐倍于至元而赋不略加”。
以赛典赤&；#8226；伯颜为例，他是元代“三伯颜”之一：有元一代有三位著名的伯颜，一位便是开国第一功臣伯颜，一位是元末大权臣伯颜，还有便是这位有着著名的爷爷，而自己也以理财闻名天下的赛典赤&；#8226；伯颜。其人在中枢十年之久（至元三十年到大德七年），主要的功绩便是提倡节约开支、清理江南户籍和整顿选官之法，对于成宗一朝的政治和经济的平稳很有贡献。唯一的“污点”，便是请旨启用了“阿合马党人”阿里。不过阿里其人只是当年依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