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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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
作者： 班布尔汗
因“大”而兴也因“大”而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无论如何，元王朝作为一个绚丽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黑暗、停滞所能囊括，其功业和失误都值得人们思索。中国历史走向在元朝有着决定性变化，之后的明、清可说都在元朝身上找到自己的立国之本、治国之术。只可惜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同时并未发扬元朝的优点，明朝制度严明，崇尚集权，吸收了元朝的教训，可除了成祖朱棣之外，所有的皇帝都趋于保守，失去了海纳百川的胸怀。清承明制，在集权上更进一步，而且也乐衷与开疆扩土，将明朝放弃的元朝所能管辖的领土收归囊中。但在文化上比明朝更为保守，成了“关起门来的天朝”，社会活力大衰。
引子
中国是喜欢“大”的，“大”字之后跟着的总是吉祥、体面，生了儿子，要说得了“大胖小子”；结婚了，要说“大喜”；家里人丁兴旺，便是“大户”；当了官，便是“大人”；统治者丰功伟绩，称为“大帝”……，虽也有“大难”、“大祸”之类不吉利的说法，但相对于褒义词，还是要少得多。
历朝历代的国号尤其如此，都要在前面加个“大”以示威严雄壮：大汉、大唐、大明、大清等等，且不说确实算得上大的汉唐，即使偏安一隅或割据一地的政权，也要在国号上加个“大”字。如前段时间火爆的《大宋提刑官》，宋慈其实是南宋人，那时的宋丢了半壁江山，连首都都不叫“京师”而叫“行在所”，皇帝除了孝宗有恢复之志，其余都萎靡不振，气概上也小的很，委实算不得“大”， 可要是实事求是的说“小宋”，就毫无气势，不要说当时的宋人绝不会自认为“小”，恐怕片子也火不起来了。
相对而言，灭亡南宋的元倒是真的很大，这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从其前身蒙古帝国开始便处处要体现其“大”。成吉思汗的汗号虽有多种解释，但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如海洋一般广大的汗”。从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到蒙哥汗，祖孙四代马不歇鞍东征西讨，灭国无数，为的就是要实现一句豪言——“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直到1259年，蒙哥汗在攻打南宋时，暴死于重庆钓鱼城，蒙古的征服巨浪才开始退潮，蒙古帝国也随之崩溃。
忽必烈在打败弟弟阿里不哥后，正式成为帝国的第五任大汗。但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分为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和忽必烈所统治的蒙古本部、中原汉地、云南及西藏五大部分，忽必烈将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地重新整合，建立了大元王朝。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大元朝脱胎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等四个大汗也被忽必烈追封了皇帝庙号，但若将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算起则不符合实际。就如拜占庭帝国可算是罗马帝国的延续，但说起拜占庭帝国史无论如何也不能从罗马建城算起。何况从制度上、文化上罗马与拜占庭已经大不相同。元与蒙古也是如此，随着灭亡南宋，元王朝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内敛型王朝，与蒙古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外侵型帝国已是霄壤之别。
以笔者观点，元王朝的历史应从1260年中统建元开始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放弃大都北遁为结束，共享祚108年。
虽然不能等同而论，但作为蒙古帝国遗产最大的继承者，元王朝也很讲究对“大”的追求。其国号“元”意思便是“大”，史书曰：“昔之为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以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这么一看元朝的国号翻译成白话文可称为“大极大”，再加上首都也名为“大都”，可说把“大”推到极致。
且不说元朝直接统治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可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而极盛时期，伊朗高原的伊儿汗国，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东亚的缅甸、安南、占城、暹罗、罗斛、高丽、爪哇及南海诸国甚至印度的马八儿、俱蓝等国均是元的臣属，再加上伊儿汗国有亚美尼亚、安条克等属国，金帐汗国有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等属国，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土地向元朝人敞开着大门，元朝皇帝敕旨所到之处，都会得到或真心或假意的尊敬，这样“天下共主”的威势，可说空前绝后。散曲大家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唱诵：“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马致远一生仕途不顺，最大不过任工部主事，晚年归隐林泉，自称“闲身跳出红尘外”，哀叹“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算不得“既得利益阶层”，这样带有自豪感的咏唱，应是发自肺腑。
元朝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各样的文化都包容囊括，胸襟也很广大，皇帝宣 称各种宗教是自己的五个手指，长短虽异，却都不可废，提倡信仰自由。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汉传佛教，西藏的藏传佛教，欧洲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和天主教），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都受保护，甚至连术忽教（犹太教）、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也有一席之地。皇帝的宫廷中，各种信仰、各种民族的官员齐聚一堂；社会上，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无所滞碍。这样的开放，中国历史上只有唐和民国方可比肩，而唐朝时，萨珊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后起的阿拉伯帝国都称雄一时，大唐天可汗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无法独领风骚；民国时虽然开放，却始终为内忧外患所困扰，国际地位偏低。如元朝这般以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强者地位掌控文化交流，二者均难以相比。
这种交流对于中国影响甚剧，直到现在仍然看得到。以现在来说，因为收藏热，在艺术品方面人们感受最深，收藏家马未都在谈到青花瓷时便提到：“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结合，青花是波斯文化，蓝色调是伊斯兰的主色调之一。在古代，蓝和绿是一个色，是主色调。在元之前，中国没有青花。波斯带来了这种蓝色的纹样，可以画在瓷器上。……青花瓷前面，无论中国陶瓷怎么更迭，都是各领风骚，可是青花瓷的突然出现，马上成了主流，七百年来没人撼动它的地位。从元以后，明清两代，民窑、官窑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时候，粉彩挑战过它的地位，最后也是败给了它。”还有景泰蓝，“元代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工艺品，还有就是景泰蓝。它是以蓝色基调为主的，元代始创，跟景泰（明代年号）没关系。……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景泰蓝是明朝景泰年间发明的，后来发现元朝就有很多景泰蓝，到了景泰年间，在元代器物上刻了“景泰年制”。其实景泰蓝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就是掐丝珐琅工艺，是中东阿拉伯人传来。明初《格古要论》中称其是从“大食”传来的工艺。大食，就是阿拉伯地区的古称。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再把中国纹饰套进去，发扬光大，变成中国独有的宫廷文化”。
当然，元朝留下的文化交流的遗产，并非近视让人陶冶情操的艺术品，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受惠于文化上的交流。
在天文学上，元政府主持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回回司天监”，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仪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郭守敬则吸收其中精华改进和制造了简仪、仰仪、圭表、候极仪、浑天象、立运仪、景符、窥几等仪器，并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而这部历法的编成，则得益于在全国各地设置的27个天文观测站。
同时，《授时历》的编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这比欧洲领先三百年。
在医学上，出现（金）元四大学派，综合了中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36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药方例如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等并非传自于扁鹊、华佗，倒是来自于阿拉伯医学带来的“海药”。
古代的文化交流往往都要因为战争才得以实现，元朝尤其如此，这必然会对文明本身造成极大伤害。蒙金战争、蒙宋战争以及最后的元宋战争都相当的残酷，使得中国尤其是北方受创极深，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结果难以抵消这种损失。可元朝建立后因为社会环境宽松，统治者对于文化几乎没有横暴的干涉，使得中国本土文明迅速恢复，总体上得到了进步而并非倒退。
钱穆先生就指出元朝“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于是也就产生了陈垣先生所说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的感慨，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临、吴澄、刘因、许谦、郑玉、蒙卿、柳贯、虞集等等学人，群星璀璨；
文学上，中国文学所称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前三者均产生于立国三百年左右的朝代，而元曲却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取得并称的地位，产生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大家。诗歌界产生四千多个诗人，存诗十三万余首，而殊为难得的是水平并未低于唐宋，更有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等色目诗人横空出世；
于农学，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
于科学技术，印刷术从毕昇的泥活字进步为金属活字。火炮技术上出现金属火铳，元末战争中，无论元军与义军交战还是义军自己战斗，火铳的使用都是海量，最典型的战例便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造船术和航海术的进步产生了汪大渊这样远航非洲的航海家，明朝初年的郑和大航海所依仗的很多便是元朝发展而出的航海技术。黄道婆更是因为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而名垂千古。
《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似乎处处体现“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不能确立国家根本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