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评传-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忝侨プ隽说谖遄荻樱捎谀忝怯字晌拗懊祭吧滤溃呷肓颂匚衲嗫樱颐枪膊澄鼓阒匦伦魅耍昧丝泶笳摺�
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多种方
法促你觉悟。三个月来，我们既怕你们执迷不悟，又怕伤害了你们的面子；安慰你，怕你伤心；关照你，怕你自杀。请问一问，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在政治上关心过你？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人、朋友，有没有这样想到你的前途？当一个人向党坦白了，我们急急地将他的材料证据收起，从特务群里将他的名字除去，我们高兴他自己已经自觉了！共产党又救了一个人了！……“
“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的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已经坦白而未彻底的人
们，要重新反省，彻底的迅速的向党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后，我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有些人听到国民党要进攻边区，他们高兴了，他们想他的问题不要坦白了，蒋介石派兵来接他了。……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坚决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与非无产
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隐藏的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木不仁及对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现在，要提高你们的警惕性、责任心，学会与一切反革命斗争的本事，要发挥你们最大的积极性，帮助那些愿意向党坦白的人向党悔过，挽救他们离开敌人的第五纵队的陷饼，这是你们神圣的责任”。……
康生的讲演，又是诱骗，又是高压，一会儿象个狼外婆，慈善得很；一会儿象只老虎；口沫四溅，凶得要命。把满腔热情的革命青年，弄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串串的煽动家的辞藻，充满了数不清的阴谋家的废话！
在这个报告之后，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了“抢救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整个延安和边区，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任何机关和单位是纯洁的，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等。……康生所说的第五纵队已经打人了整个延安和边区。康生说得有名有姓，活人坦白，材料具体；讲的活灵活现，听的不知底细，真是草木皆兵，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之危机，人心之不安，使人感到严重的恐怖气氛。
所谓“坦白”。就是突然袭击，强逼着你说假话，承认自己是特务，承认到延安搞破坏。所谓“规劝”，就是逼供，诱供，指供，软的硬的一切手段都用上，把原来设想的意图，让抢救对象自己说出来。大会、小会、个别谈、小组帮，都是为了“挖掘”特务，挖得越多，成绩越大。所谓“坦白大会”和“控诉大会”，就是康生搞的“典型引路”，用逼供信的办法，让挖出来的假特务登台报告和控诉，用来推广这种经验。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是政治上靠不住的，是各种各样的特务和坏人！在他的领导下，按这个指标去抢救“失
足者“！有的单位除少数人以外，几乎都成了被抢救的对象，甚至把大部分人打成了”特务“。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一百七十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运动的八十八人，挖出六十二个”特务“，绥德师范挖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延安警卫团竟然挖出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时间，挖出了二百多人的”特务系统“！就是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了十多个”特务“。以挖特务多少来证实康生的成绩和情报的”正确“。
这些“特务”是怎样挖出来的呢？
康生从三十年代起，就和王明一起在干部队伍里专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借审干肃反，把同志诬陷为敌人，是他们的专长，颇有经验。他干这种行当，象蒋介石一样，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里通过康生在《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公开点名的几个“特务”看看康生的“杰作”吧！
许遇之同志自己说：“我一被关起来，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你的问题，康生早就知道，你是大特务，是汉奸，不承认是不行的‘。……“逼得受不住了，就承认了特务，按照康生的要求编自己的历史。最后，党给许平了反！
杜征远同志揭发：“一九四三年河南省委奉命由陕西马栏镇撤回延安。
当时我是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被调回延安中组部。调回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关进一个窑洞里，说我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威逼说，河南省委都有问题，就是你是好人？河南省委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你是交通科长，能没有问题吗？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党、是红皮萝卜，是国民党搞下的党。你家属是由敌占区来的，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么？“
肖煌（黄达生）同志揭发：“当时，我在延川县任银行办事处主任，正在开展工作之际，突然派来武装人员，把我押回到陕甘宁边区银行，要对我进行‘抢救’，责令我到大会上交代问题，接受批斗。经过几次批斗，我逐渐明确押我的理由；（1）因为我的生母是日本人。（2）我是从后方来的，关系复杂。（3）我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接触面广的目的何在？（4）延川银行办事处一起短款三千元事件，未予查清（后来查清系会计记错了帐）。
这就是他们怀疑我是“日本特务”的证据。转入小会对我进行围攻，软硬兼施，逼供、诱供，并以短款三千元要杀头来威胁。“
彭尔宁同志说：“我是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延安，改学农业于自然科学院。……运动开始，自愿的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家史、个人的一切交给党……就在此学习正浓，联系自己的阶段，就组织了一些人……将一些想不到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如问：”你同你的父亲是什么关系？‘’一二九运
动中，别的同学都被捕，你为啥不被捕？‘’你大学毕业了，为啥还上学？‘如果答以真情，还须再问，直追到符合他们的目的为止。这样以逼供为手段审讯得你莫明其妙！“
这些具体做法，都是康生的“创造”。党中央一再指出，不要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而康生却公然说，要用一切办法弄到口供，“咱们逼供而不信”。当任粥时同志批评说：“不信，为何要逼供？”康生则向工作人员布置：“不管他，编假口供，也是犯人的心里有话想说，想说就让他说吧！”
在诱逼之下，得到了一些编造的口供之后，康生对干部说：“犯人供出这么多的问题，谁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怎么能不继续追查呢？”有的干部问康生：“交代好的，是否可以宽大释放？”经他一解释，完全变成了骗人的手段。他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代不清楚，交不了卷吗？”他还教给别人，“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他永远答不完！”
采取这么一套办法的结果怎样呢？
私设公堂，进行逼供信成风，追比例，达指标成风。一人被逼，顶不住，受不了，便相继株连。特别是康生让每人怀着敌情观念残酷斗争，又怀着菩萨心肠进行抢救，说真话按敌人对待，说假话，笑脸相迎。于是说假话、假坦自成了光荣。绥德师范的一个年仅十六岁的男学生叫马逢臣，手提一包石头，在“坦白大会”上交代：他是受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而且是石头队长，专门用石头杀人。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在坦白大会上说：她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腐蚀拉拢党员、干部。康生非常得意，他认为这次反奸工作“创造了新的路线”。劝说的方式，有大会劝、小会劝、硬劝、软劝、苦劝、集体劝、个人劝等；斗争的方式有硬的、软的、虚的、实的等。1劝不成，就完不成任务！有的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被逼疯者有之，被迫上吊、投井、跳河者有之。所谓“顽抗”而长期被关押者更多！“特务”如麻，草木皆兵。
没有一个机关纯洁，没有一片土地干净！象牛魔王祭起的妖风，一下子刮来了数不清的大批“特务”！康生庆幸着自己胜利的丰硕成果，而受害者的苦难和领导者的麻烦，都作为遗留问题摆在广大干部面前。
混乱和不安，捕人和自杀！跟延安的革命气氛极不相称。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广大干部都不能不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疑问。党中央对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正当康生兴致勃勃地推广他的“抢救经验”时，任提时同志了解了逼供信的严重问题，并听取了“坦白”者和关押者的意见，1 见康生1944年3 月29日《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一文。
及时地向毛泽东同志反映，提出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当周恩来同志听到关于所谓“红旗党”的反映时，郑重地说：“怎么能这样搞呢？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康生：“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作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
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
众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康生的一套“左”
的错误做法，并没有因为有了中央的决定而得到完全制止。康生却利用了决定中提出的，“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审查一切人员”等提法，而把审干发展成为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八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就说，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二千六百人参加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报道这个大会的情况说，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显然这是违背中央决定精神的。可是，康生却将绥德大会的方针、方法全面肯定，并指令将这一材料印发各个中央局，以推广绥德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批转这份材料时说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成了以后肃反工作的重要方针。这一政策和九条方针的贯彻，才制止了康生在审干肃反工作中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抢救运动”持续数月。扭转这一阶段错误的甄别工作，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的。
延安各地根据中央精神进行甄别，结果证明，按照康生部署的一套做法，所挖出的特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搞错的，是冤、假、错案，这些被诬陷受冤枉的同志，获得了平反，释放，恢复了名誉。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抢救运动”时，他说，抢救运动时期发生了过火的“左”的毛病，过火要不得，群众的逼供信不好，九条方针中的两条：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在那时没有实行。抢救或硬救，只有群众运动，缺乏区别对待。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在甄别平反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向受了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说他是发号施令的。可是，主持抢救运动的康生，始终未作半句自我批评。
一九四四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个被关押在延安保安处的犯人。这些犯人就是康生坚持的“钦定”的内奸、特务。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了延安，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撤离到黄河边时，经康生批准，秘密杀害了。这就是康生对“一个不杀”的具体态度。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抢救运动”犯了过火斗争的“左”的错误。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翻案，仍然认为他搞的逼供信是正确的，并把他的经验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