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 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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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2002年5月，司法部一反几十年的官方哲学，在最高法院争辩说《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而非各州组织民兵的集体权利。＇1＇全国已经有几十个人引用这一针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来挑战对他们持有枪支的定罪。“9·11”事件之后，阿什克罗夫特采取的两项政策使人吃惊不已——他不仅试图销毁联邦数据库里的枪支销售记录，还试图禁止联邦调查局在对恐怖主义的调查中使用这些记录，他还拒绝支持重新授权攻击性武器的禁令，这使他从听证会的支持立场上后退了。
自由公园
我们已经对那些披着不同外衣组成小布什支持大军的团体做过评论，如美国步枪协会。但这种封建式的影响力还可以继续延伸。美国步枪协会不仅把自己的军队带到小布什的旗帜下，还带来了一个全国各地松散的亲属集合体。
“自由公园”是西雅图郊区繁荣的贝尔维尤市（Bellevue）的许多小型办公区之一。该区拥有微软公司的几个副产品，沿路走十分钟即可到达。在停车场停靠时，目光敏锐的人会看到那些汽车保险杠的招贴广告上写着“枪支越多，犯罪越少”的字样。但只有当你真正进入“自由公园”那些办公室的时候，才会明白“自由公园”是怎么回事。在保留和拥有武器权力公民委员会（Citizens mittee of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的一间办公室里，志愿者们组织人们群发邮件，抨击赞成持枪权需要经过烦琐的程序，还有更多的汽车保险杠招贴广告（广告上面的文字有“《宪法第二修正案》就是国土安全”“别烦我：我在填补弹药”等）。该委员会是“第二修正案基金会”（the Second Amendment Foundation）的产物，但在“自由公园”里面，还有“捍卫自由企业中心”（Center for the defense of Free Enterprise）以及各种自由意志论和保守派事业的服务机构——他们组织直邮竞选，通过电话进行销售，还做广告。
“自由公园”基本上是艾伦·戈特利布（Alan Gottlieb）的作品。他的帝国还包括一个与100多家电台保持联系的全国性脱口秀电台网，各种各样的书籍出版说明，和位于萨克拉门托、纽约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几个赞成枪支持有的游说集团。这些组织的年预算超过1000万美元。戈特利布也是主办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的美国保守派联盟理事会成员。
坐在乱糟糟的办公室里，戈特利布承认，自己过去不太可能是一个枪支爱好者。他的办公室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奇特装置下面——这个装置的一部分是把扫帚，另一部分是把枪，两者组成了一把“进攻的扫帚”。他是生于洛杉矶、长于纽约的犹太人，1965年，他为共和党人约翰·林赛（John Lindsay）竞选纽约市长效力而使身为民主党的父母感到不快，不过他很快为没有支持威廉·F．巴克利堂吉诃德式的保守主义挑战而感到后悔，并积极投身巴克利的“为了自由的美国人”组织。他对枪支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出于自由意志论者的观点。1974年，由于对尼克松引入工资控制感到愤怒，对美国步枪协会的扬扬自得感到不满，戈特利布用属于自己的500美元在西雅图一间摇摇欲坠的办公室里创办了“第二修正案基金会”，该机构拥有65万成员，自我定位为教育和捍卫法律的组织，但它的路线比美国步枪协会更加咄咄逼人，是提出直接邮寄枪支的先驱。
“自由公园”也显示了右派的另外一个特点：其基层战士愿意在几种不同的目标下立即投入战斗。许多枪支持有的热情支持者对税收问题不以为然，但他们也支持西部大牧场主的地产权（就像多数大牧场主支持枪支游说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与戈特利布比邻的会是罗恩·阿诺德（Ron Arnold）和“捍卫自由企业中心”。戈特利布于20世纪70年代创办了地产权团体，但据他自己承认，1984年阿诺德参与进来后，该组织才真的运转起来了。阿诺德是波音公司的前管理人员，他说，在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还是一个“资源保护”组织的时候，他就是该组织积极的活动分子，但当20世纪70年代塞拉俱乐部变成一个他所定义的致力于仇视资本主义的“环保主义”运动机构时，他转向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与各方势力角力：分区法、《濒危物种保护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清水法案》（CleanWater Act）、美国森林局以及联邦地产拥有者促使政府对大牧场主使用更大权力的努力。
阿诺德的“捍卫自由企业中心”现有1。5万名成员，是右派反制政府的另一股力量。地产权运动汇集了各种利益：大牧场主和农场（尤其是在西部）的利益，把车开进国家公园从而远离都市喧嚣者的利益，大伐木公司的利益，还有渔民和矿工的利益。这些人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痛恨政府在西部拥有太多的土地。他们都害怕那些身在远处的官僚会听从生活在城市里的环保主义者的指令，践踏他们的权利。有些地产权团体的人要求使公地私有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要求增加进入公地的机会，给予那些因环境法规而不能开发自己地产的人更慷慨的补偿，并且撤回政府的管制——尤其是对采矿和伐木的禁令。勤劳的美国乡村人民与关心猫头鹰胜于乡村工人的城市环保主义者之间难解难分的生死斗争，使得共和党在西部成为选票的大赢家。
就像枪支拥有者一样，支持地产权的人不仅有自己的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五修正案》（8）既保证保持沉默的权利，又限制政府的征用权），还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网络和活动分子。因为都是大牧场的管理者，因此这些人的利益被结合到了一起。山地州法律基金会（the Mountain States Legal Foundation）为他们提供律师。竞争企业研究所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能够发出很大的声音。蒙大拿州博兹曼（Bozeman）的政治经济研究中心（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er），即广为人知的PERC，提供抨击的弹药，以证明自由市场的环保主义的正当性。而自由意志论的右派并未完全团结在地产权的主题上。阿诺德依然在嘲弄卡托研究所，该研究所觉得把太多的关注放在了大牧场主的“补贴”水问题上。对于西部地产权运动来说，个人在公地上拥有私人地产的想法，是不可剥夺的原则。
环保人士认为，地产权运动是大企业的工具。一些先前的案例的确是为了保护大伐木公司和矿业公司的利益，但就大部分案例而言，大多数活动分子是由于受到这样或那样不公正对待的刺激而采取行动的，因此这一运动确实是自下而上的。运动中最著名的活动分子是查克·库什曼（Chuck Cushman）。1978年，美国国家公园局企图强行购买他在约塞米蒂（Yosemite）国家森林公园的小木屋，之后他成立了美国土地权协会（American Land Rights Association），该团体现有2。6万名会员。该运动现在的急先锋是内华达州的牧场主韦恩·黑格（Wayne Hage），他在为争取补偿而战，20年前联邦政府从他手中夺走了古老的水权。（有一次黑格在放牧牛群时碰上了森林局的两个代理商，他问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两个无地自容的森林局仆佣回答道：“因为我们有上级命令。”）
小布什在第一个任期里拿捏得恰到好处，使西部的地产权运动站在他那边。他并没有使法律发生任何大的变化，但内政部长盖尔·诺顿（Gale Norton）、众议院资源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理查德·庞勃（Richard Pombo）和第二任环保署署长迈克·莱维特（Mike Leavitt）［他接替托德·惠特曼（Todd Whitman）担任这一职务］，都对这一运动持同情态度。小布什减少兴建新国家公园，允许摩托雪橇进入黄石公园，努力开放北极圈保护地的石油钻探，鼓励五角大楼免受《濒危物种保护法》的限制（使武装力量的射程更自由），他对“克林顿的环保主义彩车”踩下了刹车。准确地说，这些并不是地产权者的胜利，但却是绿色环保事业的失败，对许多西部人来说，效果是一样的。
上帝与我同在
对小布什和罗夫来说，与聚集在“自由公园”里那些反制政府保守派打交道的一大优势就是，尽管这些保守派说话刺耳，但他们都明白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他们中许多人是商人，而商人的天性就是做交易。例如，很难说戈特利布和阿诺德狂热地支持小布什担任总统。“9·11”事件后，戈特利布忧心政府的膨胀，他倒宁愿看到新的政府实体的“末日”，迫使国会考虑取消它们。他也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随意刺探人们的生活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他明白小布什面临将共和党黏合在一起的压力，就像阿诺德清楚需要确保得到美国另一端的温和派环保人士的选票一样。在2004年的选举中，来自“自由公园”的基层战士与美国步枪协会一道，在小布什的营垒中快乐地并肩战斗。
相反，社会保守派则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团结在他们认为神圣的两大事业的旗帜下：“生命”（必须从堕胎者手中挽救生命）和“家庭”（必须从同性恋者手中拯救家庭）。如果你认为生命是神圣的，那么就算堕胎的是强奸受害者，你依然会把堕胎看成谋杀；如果你认为同性恋是罪恶的，你就不会同意让他们进行同性结合，却没有完整的婚姻。
对于小布什来说，更糟糕的是社会问题恰恰疏远了游离选民——尤其是郊区妇女。在美国，表现得太过于反制政府可能并不容易，尽管纽特·金里奇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表现得太过于保守则很容易，就像共和党20世纪9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的表现一样。这一切使得社会保守派成为小布什领导的白宫极难拉拢的一个团体。小布什与社会保守派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桩麻烦不断的婚姻，一会儿是怒火中烧和泪水涟涟的道歉，一会儿是连日闷闷不乐和激情迸发，一会儿又是试图分手和互相爱得死去活来。
怒火爆发于2003年4月，起因是白宫对著名的社会保守派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所做评论的反应。在一次访谈中，这位参议院共和党第三号人物把同性恋的性爱等同于重婚罪、一夫多妻制、乱伦和通奸，断言鸡奸是与健康家庭“背道而驰的”，并宣称：“我认为同性恋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同性恋行为。”桑托勒姆只不过表达了共和党正统派的观点，共和党党纲特地将同性结合排除在婚姻的定义之外。然而，当桑托勒姆被共和党所谓的自由派媒体狠狠挖苦时（这是意料之中的），白宫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撑腰。这激怒了社会保守派。菲利斯·施拉夫利将权力核心的保护描述为“软弱无力”，保罗·韦里奇称之为“半心半意”。
他们的部分怒火是日积月累的。社会保守派害怕共和党权力核心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出卖他们，就因为小布什需要吸引温和派选民。桑托勒姆开口说话之前，社会保守派就已经对2003年3月共和党主席马克·拉西科特（Marc Racicot）与同性恋游说集团“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之间的一次秘密会见感到愤怒。而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避孕套布什”（9）之子拒绝支持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制度。他不是不动声色地去除了2000年费城共和党大会上的反同性恋言辞吗？他不是在政府中任命了几位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吗？这些任命中包括一名大使和美国艾滋病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nal AIDS Policy）先后两任负责人。
桑托勒姆事件后，著名的社会保守派与拉西科特的会见使他们的不快有根有据了，他们使拉西科特承诺与“革新后的”前同性恋团体会面。但社会保守派事业的忠诚者还是感到紧张。加里·鲍尔（Gary Bauer）大声疾呼：“草根阶层再也不能忍受继续在这些道德问题上含混不清。”接替他担任“家庭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的肯尼思·康纳（Kenh Connor）说：“心不齐，事不成。”拥有近200家电台的唐·怀尔德芒（Don Wildmon）牧师宣称，如果共和党继续向同性恋者献殷勤，他们就走人。
当小布什最终要求修宪以禁止同性恋婚姻时，社会保守派松了一口气，并且在2004年的选举中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支持他。然而小布什的其他背叛行为并没有使社会保守派放下心来。例如，他为什么要把伊斯兰教称为一个和平的宗教？在小布什可能任命一位温和派（比如艾伯特·冈萨雷斯）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