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五大公知-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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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旧的封建宗法体系虽然明显没落，残余力量也还可观，尤其是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恐怕还要更加持久。另外，旧体系崩坏新制度幼弱，又忙着互咬，很多事顾不上，结果社会上自由化泛滥，好多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日子，也折腾出不小的动静。这新旧杂陈的形形色色，是第二类大坏蛋。
体制内的坏蛋
第一大类活跃在朝堂之上，后宫之内。包括国君的妈（她希望你永远别长大让她掌权），国君的女人孩子（他们希望你早点死掉自己好升级成太后和新国君），国内得势的大臣（他们希望进一步专权），国内失势的大臣（他们喜欢里通外国），国君宠爱的近臣优伶（他们只希望从你身上捞好处）等等。
由于他们和国君接近，所以都很容易分享、窃取到国君的势。更糟糕的是，这些坏蛋还喜欢彼此串联，互通声气，结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把君主蒙蔽、束缚在其中。于是产生了韩非最痛恨的一种人物——“重臣”。
韩非非常强调，把重臣和贵臣区分开来。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八说》）
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无非是做交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臣下用能力来交换君主的爵禄，但也只能是爵禄。爵禄的经营权，也就是刑赏二柄，君主是绝对不能放手的。所谓贵臣，就是拿到很多爵禄的人；所谓重臣，则是拿到爵禄经营权的人，这样的人爵禄倒未必高。——点明这层分别，是韩非的洞见。韩非的时代，贵臣和重臣的区别只算刚萌芽，而之后整部帝制时代的制度史都被这个问题贯穿着。
体制外的坏蛋
韩非子的《六反篇》《八说篇》《五蠹篇》，一篇又一篇，都在强调一点：这个社会的荣辱观出了问题。
因为社会和国家的价值判断不一致，很多被国家视为蠹虫的人却为社会所推崇。
【儒家】
这些人里，首先要批倒批臭的，就是儒家。儒家有几个大毛病。
一是提倡道高于君。
这意味着，在真正的儒生心目中，不管如何鼓吹尊君，君永远都不会是至高无上的，总有些大原则压在君头上，君不能为所欲为。
所谓儒家主张复古，法家则愿意直面当下，其实都是伪命题。儒家想的，也是怎么解决当下的问题，之所以打起复古的旗号，不过是为了压倒当今的统治者，抬出“先王”这尊大菩萨而已。韩非早就正确地指出，先王到底是啥样，还不是照着儒生的意图说？
更可恶的是，这些拎不清的儒生们还往往觉得自己才是道的代表，则“道高于君”就落实为“我高于君”了。所以他们跟君主说话，姿态是相当嚣张的，孟子就是典型。儒家所塑造的古代理想大臣（关龙逄、王子比干之类）往往会——
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则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说疑》）
用激烈强硬的言辞来压倒君主。我说你就得听，就好像老师教徒弟一样。一句话没听进去，一件事没顺着他来，他们就言语威胁，以死相逼。砍头腰斩，剁手断脚，他们根本不在乎。用这种人，君主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二是认为家高于国。
宗族作为一种当时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对君主权力的运用，一直是一种很大的妨害。即使大宗族已经被拆分成了小家庭，私人感情的存在仍然不利于你全心全意地为国奉献。
儒家把父子关系看作君臣关系的基础，前者当然比后者重要。在君臣就是父子的时代还好说，尊了父自然也就尊了君。可是现在君臣已经无父子之亲，君与父不同利，忠与孝难两全，“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的问题有很多。儒家仍然坚持父高于君，自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楚国有个正直的人，他爹做小偷，他去告发。执法官员一听，告发父亲的不孝子可不能留，于是判了这个正直的人死刑。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楚国官方再也不能从民间听到各种不法行径的消息了。
鲁国有个人，打仗总是当逃兵。孔子去调查情况，这人回答：“家有老父，我死了就没人奉养。”孔子一听，这可是孝子，我得保举他！——可以想象，树了这么一榜样，以后鲁国人打仗，怕是会抢着扭头就跑，没准还会百步笑五十步，“你怎么跑这么慢啊？明显没有我孝顺！”
即使对君主本人的要求，也是你首先要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由此天子之位相形之下微不足道。照孟轲老师的观点，爸妈健康长寿，兄弟没病没灾是“君子三乐”的头一乐，称王于天下甚至不够三乐之一。（参见《孟子。尽心上》，下同。）
还有这么一段——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某学生问孟子，要是舜的老爸瞽叟杀了人，大法官皋陶要将之依法逮捕，舜应该怎么办？
孟子说：皋陶要抓，那就让他抓呗。
学生接着问：“舜不拦着？”
孟子说：“没法拦啊，皋陶是依法办事。”——从这句看，舜虽然贵为天子，但还是要归法律管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说到法律的神奇功效，法家的论述连篇累牍，但对君主要不要受法律约束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敢面对。
于是学生又问：“那舜应该怎么办？”由着父亲被法办吗？
孟子说，舜可以逃啊。“舜抛弃天子之位，就像扔掉一只破鞋，他背起父亲逃到海滨住下来。”——荒无人烟的地方，法律管不到，从此父子两个就可以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孟老师的大多数方案一样，实践起来铁定要走形（晚明文人吕天成，就据此写了一出叫《齐东绝倒》的滑稽戏）。不过法高于君，孝重于忠这两个基本立场，在这段对话里算是都表现得很突出。
像这么搞，人民群众顾小家，伟大领袖撂挑子；国家的凝聚力，还从何谈起？
三是“以文乱法”。
这其实是说，儒家都是煽动派。
傲娇归傲娇，儒家骨子里是削尖脑袋要往体制内钻的。这种心态，韩非看得很清楚；儒家为体制出谋划策，提出的具体举措经常罔顾可行性，韩非分析得更透彻。韩非说：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八说》）
这明明就是在针对孟子。孟老师主张国家发放更多福利，建设更多公益，提倡减税，却反对各种提高生产力的措施……不准备美食，却劝饿肚子的人多吃两碗，这就是儒家作风。
但儒家墙里开花墙外香，混体制混成了失势者，体制外却很有号召力。上述孟老师那一套，虽然根本搞不成，但对着老百姓宣讲，却是那么悦耳动听。而且儒家讲究道德修养，又热衷办教育。有道德则得人信任，办教育则受人尊敬，他们要煽动民众对抗政府，往往效果就很好，所以儒家是一定要灭掉的。害死韩非却又崇拜韩非的李斯，后来在建议秦始皇焚书的奏章中把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
除儒家外，蛀虫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游侠】
《六反篇》说：“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这两种人是最普通的游侠。
早有学者指出，某些角度看，墨家也算游侠的一种。
和儒生一样，游侠也重视家族伦理，所以“兄弟被侵，必攻”；重视社会关系，所以“知友辱，随仇”，而对君主的法度不太当回事。韩非把“以武犯禁”的侠和“以文乱法”的儒相提并论。后世有些时代，儒与侠甚至无妨是一种人。比如东汉的士子，就是特别多侠气纵横的人物。
【隐士】
隐士的特点是“离世遁上”“畏死远难”，总之，就是对国家没有用。这样的人存在而且受推崇，会破坏人们从军的热情和作战的士气。
【智者】
主要指惠施、公孙龙这拨名家的人物。他们的言论神乎其神，不但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惑乱人心。这类人其实和法家关系很密切，详见下一节。
【纵横之党】
他们是大忽悠。
有的劝君主连横，也就是侍奉大国。侍奉大国将来未必能得好处，但首先要把自家的地图献出去。
有的劝君主合纵，也就是救援小国。救援小国人家未必感激，但已经先铁定把大国给得罪了。
总之，事情还没眉目，纵横家已经先捞到了封赏；等到事情失败，他们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食客】
战国时代，好多贵族都养门客。韩非分析其中的经济原因：当了门客，就可以不服兵役、徭役。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减少了国君的收入；而且使贵族坐大。
【工商之民】
他们投机倒把，占农民的便宜。做生意不但可以发财，有钱了之后更不会听话。
总之，体制外坏蛋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力量来自社会的支持甚或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利益和声望都不是国家赐予的。
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分君主的势，但他们的存在也都可能对官府权势产生对抗、稀释的影响，所以也在取缔之列。
以上各色人等，当时活得都挺个性，有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意思。韩非觉得那怎么成？都给我种地、打仗去，咱们要走国家的路。
综合起来看，打击体制外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国家之外无社会；打击体制内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君主之外无国家。
目标如此之大，坏蛋如此之多，可以想见做君主何其之难。但韩非坚持认为，做君主并不难，中等材质的君主就可以一边放纵享乐一边完成统治。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把势的运用，寄寓于法、术之中。
【段子为证】
《八奸篇》中，韩非概括了臣子勾结而扩张权力的八种手段。
同床：先讨好君主宠爱的女人，让她们吹枕头风，效果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
在旁：先讨好君主身边的倡优侏儒，亲信侍从。这些人生理残疾，但绝对高智商，抓君主的心理一抓一个准。
父兄：先讨好君主的庶兄弟，他们也是君主亲近的人，让他们提要求，传消息，效果也一样好。
养殃：想尽花招，让君主玩儿得尽兴。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君主一心想玩，就无心抓牢权势了；第二，修饰宫室台池，打扮倩女狗马，都要加重赋敛，这个过程里就可以夹杂私利。——专心娱乐是君主的灾殃，所以鼓动君主玩叫“养殃”。
民萌：给老百姓好处（往往是挪用公款），鼓动朝廷、民间都称颂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代言人的样子，这样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倒逼政府。
流行：悄悄豢养国内外的辩士，自己想说的话，让他们去跟国君说。国君获取信息的渠道本来比较少，难得见到这种云山雾罩的人，很容易被说动。
威强：聚集亡命之徒，暗杀反对自己的人，制造恐怖气氛，让群臣百姓都顺从自己，进而威逼君主。
四方：勾结外国势力。贪污本国的钱，然后用这些钱去讨好大国，再借助大国威势来反制自己的君主：轻则把外国使者招来，重则引诱外国军队压境。
法无许可即禁止
法治这个词，韩非很重视；今天的中国人，往往觉得本国的各种毛病都是吃了人治的亏，所以对法治很神往。
所幸，也有好多学者指出过，韩非所说的法治，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于，两者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
一、rule by law还是rule of law
林毓生先生主张，管韩非主张的那套叫“法制”。但事实上，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法治”。“法制”一词，本来另有内涵，我们还是干脆用英文讲比较清楚。
现代法治是rule of law，即寓规则于法律之中；
韩非主张的是rule by law，即运用法律来治理，则法律之上，必然还有一个运用之的某人或某集团，说到底还是人治。
二、法治与人治
弄清楚了前一个问题，自然可以明白中国古代所谓的法治与人治之争，其实是“君以人治”还是“君以法治”之争。
儒家主张君以人治，即君主应该信任道德和才能都很突出的贤人，充分给他放权，让他去把自己负责的领域治理好。
韩非反对这么做，因为放权意味着失势，贤人有了势，一旦造反威胁还特别大。君主的大患就是相信别人，所以要时刻牢记任何人都有可能捅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