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救药-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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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界各国中的心理卫生工作，皆人浮于事或因条件限制而进展不力。特别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直至1985年才成立心理卫生协会。可见起步之晚。因而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在二十世纪之末，估记不低于一千三百万人。至于各类心理障碍者，间歇性精神分裂，要超出精神病人的数倍。在1986年中中国卫生部长何界生向世界公布，当时中国已1058万重症精神病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尚欠根据。之后，中国官方一直未对此再作公布。另外，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1982年精神病人占人口数12。2‰，，这还是比例数较为小的。苏州――这个历史名城，精神病人比例数比上海要大得多。四川，连警官中心理障碍者达到5。07％。另外，据某大城市统计，各类心理障碍占总人口数的千分之二十二，这更是惊人之数。即使大学生中也不乏存在，马加爵杀人案，就是一例。中华精神科学学会委员世界精神病分类与诊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卫生部发言人陈教授在二十世纪末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在精神病预防和治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精神病患者的比例数有所下降，但形势仍不容乐观。
欧洲和南北美洲，精神病人的比例，比起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三个大洲，是毒品的主要产地和主要市场，有的地区，已经开始试用可卡因去招待客人，美国青年学生中，约有40％的人，吸食可卡因。因吸毒而引起的种种精神病人，天天都在暴增。吸毒和变态犯罪，已成为社会上两条相辅相成的毒蛇。这两条毒蛇已逐渐形成一股危害社会、危害人类的首患和公害。
奥丁格博士还提醒大家说，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有产生心理变态的可能，都能在理智混乱的一刹那间，做出反人格的行为，因此，社会必须加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防止每一个人在不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心理障碍，形成害人或害己的反社会行为。
奥丁格博士结束了他的学术性和针对性的发言。
会场上，不少国家的代表，对奥丁格博士的发言，表示了赞同意见，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很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刑事犯罪，是天经地义的受到法律的指控，而谈心心理犯罪，却在绝大范围之内，可以逃避法律的追究，不管哪一个法官，也不愿意将一个精神病人，因犯罪而严加惩处……
大家对于奥丁格博士的发言，兴趣还正浓时，一个阴测测的声音，冒了出来。这是位不怀好意，而又有所指向的发言者。他的发言语气和措词，不象参加重大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到象是一位尖刻的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信口开河，姿意诽谤。
“请问中国代表”，发言的是E国内政部长。“你们中国人口最多，精神病人也最多――刚才奥丁格博士在发言中说，中国真的有近一千万精神病患者吗？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中国政策已和国际接轨，还进行了有史以来的人口自由流动的开放政策――这实在太令人可怕了。因为这样无形中把一些各种类型的精神病人和心理障碍者，顺其自然地外流到世界各各国，这样既对别的国家的安全增加恶性因素，又把精神病扩散传播，造成世界上精神病发病率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医学理论上认为，精神病是不传染的。其实却不尽其然，精神病的意识传播力，比起艾滋病的液体为介质的传播，更具有广泛性。在这个方面，不乏其例。例如，有的人长期接精神病人，性情不知不觉地变得乖戾无常起来，甚至达到对正常的人看不惯，而对因为精神病的古怪行为习以为常。也有的人，开始是好奇性地模仿精神反常的人举动和胡言乱语，最后竟习以为常，形成自觉的反常化行动。也有的经常在舞台上扮演精神病人的演员，竟然把舞台化的形象，带到家中或社会上，不知觉地扮演了精神病的角色。
“尤其为甚的是，有一部分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以及研究心理变态的教授；这些人皆是理智超群拔萃的人物，但因多年长期接触、研究、观察精神病人，从心理上竟然渐渐受到精神病人的感染，逐渐改变了自我的性格，产生抑郁、迷乱、孤僻、焦虑，最后精神崩溃，形成精神职业病”，住进了自己工作的――精神病院！”
“由此情况，不知是否可这样设想――当世界上一半人成了疯子之后，剩下的一半人，离丧失理智的时间，为期是不会太长的。”
“因此，我建议，中国在对待人员出境的问题上，要慎重对待，不要让神智混沌者外流；各国在对待中国人自由入境的问题上更要慎重，最好要让入境者，携带无精神病史的书面证明。”
“我认为，我发表的提议，没有与我们的大会宗旨南辕北辙，毫不相关――它也是二十一世纪，人类安全大中的一大问题。”
“最后，我想听听在此大会中一直用耐性保持缄默的中国代表，对此大会的看法，我希望他们能为人类安全的千百年大计，提出行之有效的提案。”
会场随着E国内政部长的话结束，变得肃静起来――然而这种肃静的、无声的、无形的、针对性的锋芒人人皆可感觉到。跟中国关系亲善国的代表，替中国代表团捏一把汗；而中立国的代表，即屏住呼吸坐山观虎斗；与中国关系不睦的国家代表，虽不动声色，但却把令人难以忍受的目光，射向中国代表团的席位。
会场上的情况，的确是出现空前高涨的气氛。对于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开门见山般地挑衅，中国代表是反驳、抗议、辩解，还是予以回击呢？不同心情的――各国代表，都在进行各自为盼的期待……
在即将燃烧的气氛中，中国代表团特别代表普庆和教授，平静地开了言。
到会的各国代表，多数人皆认识和尊敬普庆和教授。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和副院长，是世界别竖一帜的医学气功大师，又是社会心理学教授和物理学家。他的很多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流传极广。很多国际上的知名人士，皆称誉他是东方的“弗洛伊德”！有一部分国际崇拜他的学者，正在提名他为国际特异功能研究会的名誉主席――而且，他本人就是世界科学界研究的对象。
――他就是这么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
――他的发言，语音虽不十分高亢，但却如同附着魔力一般，使会场上的所有人，竟然不知不觉地忘记了E国内政部长的刚才那通别用心的攻击性言论。
普教授的讲话，会使联想周恩来总理，在联大会议作报告的风度。他向一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那样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各位代表，各位先生，各位朋友。改良社会，治疗社会变病，是一件举世为难的大事――也是一件举世难违的义务。作为联合安理会成员国的中国人民及其政府，更义不容辞关心社会或者上进或者滑坡的头等大事。我代表我们的国家，拥护和赞成大会主席的报告。积极主张国家机器，成为称职的社会清洁机器……”
会场这时才结束令人难受的庄严，人们引起一阵阵骚动，大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三年前……
三年前，普庆和教授根据自己用气功治疗精神病的多年摸索经验，著作了《气功意识导性》和《气功与心理互动》两本书。书中阐述了气功与意识、思维、心理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两本书的问世之后，立即引进“国际心理研究会”和“国际特异功能研究会”极大兴趣和高度评价。
众人注视普教授时，某国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也在对普教授刮目相看。他眨了两下眼睛，就把普教授的形象偷偷拍摄下来。原来，他戴的“博士伦”隐形眼镜，其中一只是薄膜型照相机。这位对普教授兴趣很浓的人，就是国际恐怖、贩毒组织“艾滋帮”的一位头目。他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某国外交部长的特别助理。
普教授的发言在继续：“我和各位代表一样，怀着认真而又设身处地的态度，来参加这二十一世纪人类安全大会。对于人类安全――这个代代相传的老问题，政治家认为，只有用法律和国家机器来作为人类安全主要后盾。而我是研究科学的，我用我的科学眼光认为，人类在文明高度升华的新纪元中，绝不会再紧紧依靠繁冗的法律条文和掌握武装的政权来捍卫自己的一切。法律与政权——这‘文武’两类专职‘安全网’，在二十世纪中，维护社会安定，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缺陷和漏洞。如法律在法官和陪审团的眼中，如同体育裁判打的‘印象分’，把感情和对事物的主观印象，都注进判决词中。往往因法官和陪审团的心理因素，能逆转一件事情的终局。由于这样，很多国家的法律，已失去人民对它的高度信任――我国也存在这种情况。并且，法律和政权，是抽象的东西，它无法时时保护弱者和形形式式的受害人。只能在事件已铸成‘残局’时，在事后起到申张正义的形式。而犯罪分子，在侵害他人时，法律和执法者只能远远地、鞭长莫及地隔岸观火。而当法律在事后履行正义的义务时，命归九泉的受害人已无法虚受‘正义’的保护伞了――所以，法律和政权给予人类的安全保护，在多半情况下是地地道道地‘雨后送伞’或者是‘死后验尸’。
“而作为法律的靠山――武装政权，既能保护人类，也能毁灭人类――这主要武装政权，掌握在谁手里。世界大战不正是武装政权的产物么。”
“我认为，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消除人类之争和各种社会公患的，不能再单纯依靠繁琐复杂的法律和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和警察了――应该有它的新的内容，渐渐取代它们。这新的内容，就是尖端化的自然科学――加上尖端化的社会科学。自古至今，很少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科学就是解决一切自然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武器。
“逐步改良人类社会的，不正是这两大类科学么！”
“自然科学，使人类物质文明跃进化，帮助人类向大自然要财富，它还能有助于强化集团和国家机器――但是它对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没能起到彼此兼顾的作用，它只是协调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平衡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各个区域的配重。如果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端永远消除了，那么自然科学对于人类的安全作用，将直线下降。它的确就变为仅限于解决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过渡矛盾，成为人类与自然界竞争的公仆，成为人类朝地球、宇宙要一切生存资料的工具。”
“社会科学的作用，有它不容忽视点和剖面。它可以渐渐统一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使人们自我约束住无法无天的宏观欲望，使高级动物的低级行为登上高级化的台阶，使人类行为自行规范起来――从而达到削减消除人类的反人格行为。行施了法制欲达而不达的作用。这就是说，强大的法律，虽然抑制犯罪行为和惩处犯罪行为，但犯罪者的劣根无法刨除，欲犯罪而未成事实之前，法律是无可奈何的苍白，人们的犯罪意识，是任何十全十美的法律捕捉不到的幽灵――我冒然地说一句，世界上的每一位公民，包括道貌岸然权贵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头脑中皆曾酝酿过犯罪的意识――他最终是否形成犯罪，这只是取决于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犯罪意识的份量’问题和犯罪时的环境问题。”
“《圣经》、《约翰福音》中有一篇故事，足能说明犯罪意识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这个故事说的是‘行淫的女人’。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女人，说是在行淫时抓到，要当着耶稣的面，用石头砸死她。而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犯过罪，谁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一个个溜走了，从年纪大的先走，只剩下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女人。我不是基督教徒，仅仅从《圣经》中看到这个故事。从中受到的启迪是：除了上帝，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犯罪的意识或犯罪的行为――这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诸位代表。”
会场上又掀起了明显的骚动，这些在世界上能叱咤风云的人物，都被普教授的话，触发了灵魂深处的“私囊”……
“大家何不想一想”普教授在短促的停顿后，又讲了起来。“既然每个公民，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反人格意识，法律仅从犯罪事实上来消除犯罪，是不是等于杯水车薪？那监狱是不是等关住了全人类，才关住了人间的罪恶？因此，只有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才能替代法律所无为能力的事，去渐渐取代军队、法律及一切‘后发制人’的条文和工具！用科学在人类生存的空间，探索出‘防患于未然’的有效方法，来作为人类相互安全的保障。”
“为此，我将要谈我在这用科学制约人类方面的探索。”
“近两年来，我国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