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救药-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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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梅芳从不相识到相识,并把她亲手选来——这完全是介于刊登在某一刊物上的一篇纪实小说。这篇小说,已被他用扫描仪扫描后,输入计算机的储库之中。
今天,梅芳的巨大惊变,再次触动了普教授的普救众生之心。他心情沉重地救醒了梅芳。然后,醒过来的梅芳,“哦——”了一个长声之后,浮虚地看了看周围,眼睛就直觉地盯着前方,变得比平时更加痴呆了,好象陷入迷我的沉思之中。这到底是病情加重?还是好转的征兆呢?他带着这反正两个问号,胡乱地吃过晚饭,然后坐在办公室电脑前,让电脑自动选出有关梅芳的那篇小说,再次将它显示到荧屏上,从头到尾看了起来……
小说的作者:有志。
小说的名字《死。活》——
一九七九年初,在农村插队八年后,才回城的我,出乎意料的被分配到殡仪馆工作。这是一件逢人皆忌的职业——但我还是默默地去就任了;这并非是我在职业问题上,不知择优汰劣,而是我自知之明,我的关系、财力,皆无助于我去搞人事接换。就任之前,我只得无可奈何地自慰:不管干死事活事,总之比定格在“广阔天地”里要更有作为啊……
报到之后,大概是这儿的领导,因为好久没有得到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来此接班了,见我是个货真价实的老三届高中生,产生了量才取用之意,不让我去当“尸炉工”、“美容师”、“接客”等耸人听闻之事,而叫我专管登记“死册”,执掌阳世间的“死簿”。
有一天,闲暇无事的我,正在看书时,“接客队”老冯,送来了一张“死亡鉴定书。”
“老冯,你今天又接来什么贵客。”我一面开了句习惯性的玩笑,一面漫不经心地接过“死亡书”,准备在“死册”上,再添上一位与世界说“拜拜”者的名字。
“是她——”当我目光落到“死亡书”上时,心中象炸开了个响雷。
“是谁呀?你这么吃惊,肯定认识她吧。”老冯见我神情骤变,奇怪地追问我说。
“闻玉林——”我盯着“死亡书”颤抖着、呐喊着、痴迷着……我努力扶住要倒的桌子——地震出现在我的眼前。
“闻玉林……”我傻愣了好一会,才陡然起步,飞快地跑了出去。
“有志,你疯了么?”老冯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我,跑向了停尸间。
闻玉林的尸体,平放在停尸间里,我毫无怕觉地揭开罩在她身上的塑料“罩布”,神情呆愣地盯着她。我觉得我不是望着一具女尸,而是一位睡梦中的美人……
她显然是作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打扮,以致还保持着有生命时那种丽泽、秀美——甚至比活着的时候,更为神采奕奕。她原来净白无瑕的面孔,现在更洁白了,眼皮上的又长又密的睫毛,根根整齐的排列着,眼皮微闭,隐约可见一线间隙——从这细细的闪缝中,隐隐约约透出活人才具有的气息……这是我的感觉吗?
啊!她没有死啊,只不过是睡在人类最后一站的“站台”上,编织着一个人生的梦——最后的梦。
啊!这个既善良又美丽,还又可怜的姑娘,她怎么会……
一九七○年秋天,我和一位叫柏良的男同学插队到离我们连云市六十公里外的“刮光”大队。这个大队真实名叫“国光”大队。因这个大队,在连云市周围所辖的几个县中,第一个培植出“国光”苹果。可后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在以粮为纲的旱改水运动中,几百亩苹果园三天之间,被砍个干净。后来,连近似苹果的海棠也被“铲除”,所以知青们暗地里皆称之为“刮光”大队。
插队一年后,在柏良的一次人生事故中,我和他——共同结识了从太湖之边插队来的女知青闻玉林。她的出现,似在我们空虚的心灵中,浇下一盆热汤。
柏良,是我的同届同学,他有水一般的性格——固、液、气多变不定,还有时热胀、有时冷缩。但他谈吐侃侃,知晓古今中外,闻其谈者,无不服之。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好虚荣,死要面子,不能谦虚地律己。
人生皆在曲折的道路,柏良也不例外。“八。一八”的号声,把他从普通的高二学生,一下子直升到校长之上的“革命小将”。由于他巧舌如簧,说、写、画、批兼行,被选进“红卫兵团”中心组,成了学校的革命“核心人物”。正当他沾沾自喜,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之时,他那不争气的父亲,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发言时,因过于激动,语言失调,把打到“刘少奇”喊成打到“毛主席”。这在当时,是罪大恶极的。批判会场立即形成变动,批判对象立即由刘少奇变成他父亲的名字。最终被打成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三反分子”,严批狠斗之后,又判了五年徒刑。为此,他妄图终身咤叱风云的伟大理想夭折了——他被清洗出“红卫兵”组织。
全国山河实现“一遍红”时,他随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大军,离开了家乡,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广阔天地”,进行人生百态的“大有作为”。
他的父亲劳改,母亲又因忧郁过甚而与世长辞,哥姐们各奔东西,他下乡务农——他们的家,象一个在政治碾盘碾压之下的“栗包”,四分五裂地解体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虽然重创了柏良的身心和意志,但他还未完全一蹶不振,还外强中干的保持着虚荣心。在农村干活时,一般青年皆入乡随俗,任凭“脏衣污裤,泥巴星罗棋布”。可他却一直穿着干净的黄军衣裤,与其他知青及世代务农的贫下中农,拉开形象档次。让别人看来,他的生活“火力”依然很强。
我和柏良蜗居一室,同餐共饭,是最知其心理状态的了。我知道他虽然屡遭磨难——但因为还有爱情这块粉红色精神支柱,在支撑着他摇摇欲坠的精神高阁。
原来,柏良在入乡之前,已必一位初中部的女同学私订了终身。谁知,好事多变,爱情的口头协议,跟未经“公证”的合同书一样,可以随意地签订——也可以任意单方撕毁。
他的女友,是位幸运儿。她因为是“独生女”被留城候安。她在未安置工作时,整日闲遐,无所事事,就和他用频频情书,互相借以排遣心中的烦闷。到了后来,她终于分配了工作,进了某百货店当营业员。此时,她心的烦闷也随之消失。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攘纷拥的闹市,渐渐充实了她的精神空间,她渐渐滋生出贵眼豪心。后来,她认为,身居乡旮旯里的柏良,已成了小小的社会浮萍,他再也无法匹配她——这朵“美洲王莲”般的巨花大朵了。她毅然单方面宣布:冻结他们之间青梅竹马般的初恋之情!
失恋——失掉初恋——如一发重炮之弹,彻底摧毁了柏良的精神支柱。他的精神崩溃了,完全丧失了活着的希望。
在一个秋雨如诉的夜晚,对孤灯、想往事、忆旧情的柏良,哀叹了数时之后,终于将半小瓶剧毒的农药“乐果”吞咽下去。
然而,世上的事,的确没有轻而易举的。连死——和自杀也并非象人们想象那么简单容易。
正当他从床上滚到地下,呼气和吸气进退两难时,探家而归的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赶到了。我是下了火车,又冒雨踏了二十多里泥泞的乡村小路,回到这儿的。此时,湿透衣衫,冷气钻心的我,顾不得摸去面颊上的雨水,就急慌地敲响了门。
室内却毫无反应。“柏良!柏良——”我又大喊了几声。室内还是毫无生息。
怎么——还能是愁者死睡吗?我知道他是没有回家的,门并没有上锁啊!我于是放弃空喊,实干地拨开板门,摸索着朝室内走去。
忽然,一件软体之物,绊了我一下,使我跌到床前。我习惯性地拉亮了电灯。
灯光下,我大吃一惊!
只见他屈伏在地下,象死了一般。同时,一股极其难闻的“乐果”气味。也随着意识,嗅到我脑子里。我又怕又慌,大喊着“不好啦!快来人救命啊——”跌跌撞撞地跑到队长家里,叫醒了生产队长。
一些社员,也被我这夜半惊叫吵醒了。大家先后来到我的屋内,有人摸摸他的心口,叫了起来:“没有死,心还跳!”
同时,柏良因身体被抱起,呕出几口刺鼻的液体味,发出了几声轻微的呻吟。
队长叫人找来一张凉床,我们把奄奄一息的他,抬到了公社卫生所。
值班室里,一位因无事和衣而寝的女医生被我们喊了起来。
“医生同志,快救救他吧……”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喝了半瓶‘乐果’。”
“噢。”她稍有惊异地看了一眼柏良。“快把他抬到对面急诊室里,我去喊人来。”
“还去喊人,你不行吗?”
“我是护士。”她冷冷地说完,大步而去……
天亮了,柏良的眼也亮了。可是,他逢此大劫的身体却垮了。接连几天,我喂他极稀的食物,他都说比那天喝的“乐果”还难下咽。这样,我不得不陪护他在这卫生所病房多住下一段时间。
我们很快和那夜值班的女护士混熟了。
她不光有一副美丽的容貌,还有一个比容貌更美十分的称号:闻玉林。
很快,我们和闻玉林相处得亲密起来;原来,她也是位知青,来此培训“赤脚医生”。因为她和我们同病相怜,所以,她不管当天值不值班,每天皆要要柏良病房,和我们闲聊一会。
逐渐,我们对她加深了了解——也建立了感情。知道她从千里左右的太湖之畔,下放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她先在和我们相隔十里左右的一个大队里干“保健员“,后被大队送来此卫生所培训“赤脚医生”。我们还进一步了解到,她下放之后,从未回家乡无锡探亲,因为她家中无亲无故了。
闻玉林外表端庄、文淑,谈吐坦荡真挚,具有东方女性的善良美德。她经常开导柏良,叫他想得开些,为人一生,应该顺其自然,万万不可误死轻生。
柏良在她的劝说下,整天忧郁紧锁的面孔松开了,时尔也露出了笑颜。
慢慢地,我发觉自己爱上了闻玉林。这是我人生中的初恋,虽然是我单方面滋生,但却象似在心胸装上一个钟摆,和我心脏相对对运动,使我整日心无宁时。每当我看见她,心中就充满了对生活的激情。每当她离去,心里就会感到无比空虚,惘然若失——同时,我也觉察到,柏良也爱上了她。
怎么办?
竞争……
爱情之事,君子也未必谦让,何况我和柏良,皆无大将风度。我和他——他和我,展开了一场明争暗竞的“爱的角逐”。
每当她——出现时,我和他,皆象美国竞选总统的州长一样,进行了各自的“就职演说”,妄图用娓娓动听的语言,和能使她颇感兴趣的事物,去引擎她对我们的好感。
可是,我们故作多情的语言和一厢情愿的殷情,倒使她对我们的热情大有缓减。她来得少了,即使来了,话语和表情皆变得拘然起来。
正当我们想办法,重新启开她心灵之窗时,我们却不得不离开她。原来,柏良的身体复原了。我们用简短的字眼和她“再见”了。
回到队里,收稻和种麦。这两件大事,累得我精疲力竭,慢慢就把有关闻玉林的非份之想,遗忘了或者说是淡化了。
柏良回到队里,也从此不再提起闻玉林。似乎我们之间,我们之间从未出现过她。这样,使我感到安慰些。我认为他和一样,也“无可奈何花落去”。
谁知,柏良面上不谈“此事”,暗中却背着我,去公社驻地。私自找了她几次,在事后“奇迹”出现之时,我才知道他将爱情工作转入“地下”的秘密行动。
“奇迹”出现的那一天,是第二年“风雨送春归”的初夏。
“下雨了,歇工了。”这是我们逢日必祷之告。只有下雨,才是化解精神和身体负担之时。然而,下雨歇工,也并非是容易渡过的“蹉跎岁月”。
这一天下雨,我和他真正的“陋室”蜗居中,玩了一会兴趣索然无味的扑克,正感到万般无趣时,从门外走来一位身穿天蓝色雨衣的人。
一闪之中,我看出来是位女子。
来人从容地掀开几乎遮住眼睛的防雨帽,露出肤色绯红的面孔。
“是你……”我几乎喊出下面的三个字:“闻玉林!”但我忍住了。因为她眼光盯住了柏良。
“啊,小闻,今天怎么……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柏良却象招呼一位觉常见面的熟友那么——板眼俱全。
她真沉得住气,脱下雨请,才说话:“喂,这雨衣挂在哪?”
我放眼四周观察了会之后,却没发现可挂雨衣的合适位置——这间屋太陋太小了!
柏良却大大方方地接下雨衣。“挂在门上吧。”随手挂到门的一个上角。
接着,我们变动了一下原来的位置。柏良坐到我的床上——她坐到他的床上。
“今天,我来你们大队,统计一下你们大队去年打疟疾人数,顺便来看看你们。真是叫我好找。”
我没有作声。心里在推敲着她话的真伪程度及其真正来意。我甚至产生出大胆而又荒唐